第二部３
大约一年半之前，多姆勒大夫收到美国一位德弗罗?沃伦先生寄来的信，信中内容暧昧。这位先生住在洛桑，可他是芝加哥的沃伦家族的成员。他们安排了一个会面的日子，那天，沃伦先生来到这家诊所，身边带着他十六岁的女儿尼科尔。很明显，她精神不正常，沃伦先生向大夫咨询的时候，陪她来的护士带着她在场地周围散步。
沃伦的的确确是个美男子，看上去不足四十岁。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属于典型的优秀美国人，高个头，胸脯宽阔，体格健壮——正如多姆勒大夫向弗朗茨描绘时说的那样：“英俊潇洒，十足的男子汉。”他的一对灰色大眼睛由于在日内瓦湖上泛舟而布满血丝，从他的风度上可以看出，他对这个世界上的精华了如指掌。对话是用德语进行的，因为他在交谈中流露出，他是在格丁根（德国一城市。——译注。）接受的教育。他神经紧张，这显然是由于这趟旅行的性质造成的。
“多姆勒大夫，我女儿的脑子不正常了。我为她找过许多专家和护士，她也进行过两个周期的疗养治疗，但是这件事在我看来已经变得实在太严重了，他们都极力推荐我来找你。”
“很好，”多姆勒大夫说道。“你是不是可以从开始讲起，把一切情况都对我谈谈。”
“没有什么开始，至少就我所知，在我们家族里没有精神不正常的因素，父系和母系方面都没有。尼科尔的母亲在她十一岁那年去世了，对她来说，我是既当爹又当妈，只有一个家庭女教师作助手。”
他说这席话的时候心情十分激动。多姆勒大夫看到，他的眼角上已经涌出两滴眼泪，可以闻到他呼吸里带有威士忌的气味。
“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十分惹人喜爱——人人见了她都乐得要命，凡是跟她接触过的人，都喜欢她。她又漂亮，又欢乐，喜欢阅读、绘画、跳舞、弹钢琴——什么都喜欢。我以前听我妻子说过，在我们的孩子当中，只有她夜里不哭。我还有个比她大些的女儿，还有过一个儿子，已经死了，但是，尼科尔是……尼科尔是……尼科尔……”
他说不下去了，多姆勒大夫便帮他讲完。
“她是个十全十美的正常孩子，又聪明，又幸福。”
“对极了。”
多姆勒大夫等待着。沃伦先生摇了摇头，长长叹了口气，匆匆朝多姆勒先生瞟了一眼，然后又将目光投回到地板上。
“大概在八个月前，或者是六个月，要不就是十个月前——我努力回忆，可我说不准她开始做滑稽事——疯狂的事情时，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她姐姐最先对我说起这事——因为在我看来，尼科尔从来都是那样，”他仿佛害怕什么人指责他似的，连忙补充说：“……从来都是个那样可爱的小姑娘。第一件事是关于一个男仆。”
“哦，是啊，”多姆勒点了点他那可敬的头，仿佛他就是福尔摩斯，早已预料到会谈起一个男仆，而且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也只能谈起一个男仆。
“我有一个男仆，他跟随我许多年了。顺便说，他是个瑞士人，”他抬起头来，希望从多姆勒大夫那里得到同胞应有的赞许。“她对他产生了一些疯狂的念头，她以为他在向她求爱——当然啦，那时我便相信了她的话，把仆人打发走了。可我现在知道了，她当时说的全都是胡话。”
“她说他干过些什么？”
“这就是首要问题——大夫们都没法强迫她说出来。但是她的意思当然指的是，他对她干过某种事情——这一点她让我们感到确信无疑。”
“我明白了。”
“当然啦，我在书里也读到过，孤独的妇女会疑心床下藏着个男人。但是尼科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想法呢？她要是愿意的话，哪个年轻人得不到啊？我们住的地方叫湖滨林宅——是个夏日别墅，离芝加哥不远——她整天都出去跟小伙子们一起打高尔夫球和网球。有几个青年在那些活动中跟她挺亲热的。”
在沃伦讲话的整个这一段时间中，多姆勒大夫保持着一副干巴巴的外表，他的脑子还不时开小差，想一想芝加哥。他在年轻时，本来可以到芝加哥去做一名客座讲师，要真是那样的话，他或许会在那儿发财，并且拥有自己的诊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是一个诊所份额很少的股东。不过，那时他想到要将自己微薄的知识散播到整个那片麦田和草原上去时，便打消了那个念头。但是他当时也读到过关于芝加哥的文章，读到过关于几个封建大家族的事，提到阿穆尔、帕尔默、菲尔德、克兰、沃伦、斯威夫特、麦考密克，以及其他许多家族。后来，从芝加哥和纽约的那个阶层来找他的病人不在少数。
“她的病越来越严重，”沃伦继续说道，“她一阵一阵发作——她说的话越来越疯狂。她姐姐把她说的有些话记了下来……”他把一张折了许多折的纸递给大夫。“几乎都是说男人想要袭击她的话，说的是她认识的男人，或者马路上的男人——任何男人。”
他讲述了他们的警觉和沮丧，谈到许多家庭在这种情况下感到的恐怖，谈到他们在美国毫无结果的努力，最后，谈到希望换个环境可能带来好结果，这才冒着危险冲破潜水艇封锁线，带着女儿到瑞士来了。
“……乘了一艘美国巡洋舰，”他具体说出这一点的时候，态度不无一丝傲慢，“当时我有幸安排了那次旅行。另外，我是不是可以补充一点，”他面带歉意，露出微笑，说道，“就像人们说的那样：金钱不成问题。”
“当然啦，”多姆勒用干巴巴的声调附和道。
他心里在想，这个人为什么要对他撒谎，他说的谎是关于哪方面的。假如他判断错误，那么这种虚伪气氛是怎么回事？它弥漫在整个房间里，笼罩在这个身穿花格呢衣服，坐姿像运动员一样随便的漂亮男人身上。这是二月份的一天，外面演出的是一场悲剧，就像一只幼鸟折断了翅膀，而室内却是如此虚伪，虚伪而且荒谬。
“我现在想……跟她谈上几分钟，”多姆勒大夫用英语说，仿佛这样会显得与沃伦亲近些。
后来，沃伦将女儿留在那儿，返回了洛桑。几天过后，多姆勒大夫和弗朗茨往尼科尔的卡片填写上：
诊断：人格分裂症。急性发作下滑期。症状为恐惧男性，但绝对不是器质性的。
……须保留预后确诊。
那以后，随着沃伦先生预订好的第二次访问日渐临近，他们便越来越急切地等待着。
那个日子来得很慢。两个星期之后，多姆勒大夫写去一封信，得到的结果仍然是沉默。他便干了一桩在当时被认为是“疯狂”的事情：给沃韦（瑞士一城市。——译注。）的大饭店打了个电话。他从沃伦先生的仆人那里打听到，沃伦先生此时正在收拾东西准备乘船回美国。想到四十瑞士法郎的电话帐单将记在诊所的名下，多姆勒大夫心头涌起战士般的怒火，逼着沃伦来听电话。
“你——绝对有必要——到这儿来。这与你女儿的健康——有着极大的关系。对此我不能负任何责任。”
“听我说，大夫，那正是你的责任啊。我收到个紧急电话，要我回家去！”
多姆勒医生在这之前从来没有隔着那么远的距离与人进行过交谈，但是他以坚定的口气将最后通牒传进电话里，结果，电话另一端那个苦恼的美国人屈服了。沃伦第二次到达苏黎世河畔半小时后，精神垮了，线条优雅的肩膀发出剧烈的颤抖，他用舒适合体的外套捂在面孔上呜咽起来，他的眼睛比日内瓦湖上的夕阳还要红。
“是发生过这种事，”他沙哑着嗓子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她母亲去世后，她还小，她那时每天早上钻进我的被窝里，有时候就睡在我的床上。我为这个小东西感到难过。噢，在那以后，我们乘汽车或者火车不论到什么地方，都手拉着手。她为我唱歌。我们常常说：‘咱们今天下午不要让别人注意我们——只有咱们俩——因为今天上午你是我的。’”他的声音变成一种讽刺，结结巴巴地说：“人们赞叹我们之间和谐的父女关系……他们还会揉揉眼睛看我们。我们俩就像情人一样……而且突然之间，我们真的成了情人……发生那事十分钟后，我简直要开枪自杀……不过我是这么一个乱伦的混帐，根本没有勇气自杀。”
“后来呢？”多姆勒医生问道。他的思绪又转到芝加哥，还想起三十前在苏黎世一位戴着夹鼻眼镜打量过他的先生，那人态度温和，面色苍白。“这种事情后来继续过吗？”
“不，没有继续！她几乎——她似乎立刻变呆了。她仅仅说：‘没关系，没关系，爸爸。没关系的，不要介意。’”
“没有什么后果？”
“没有。”他短时间痉挛性地抽泣了一会儿，擤了几次鼻子。“可是现在却有无穷的后果了。”
故事结束后，多姆勒的身体靠在中产阶级常有的辐射状扶手椅上，口气激烈地自言自语道：“乡巴佬！”——这是他二十年来允许自己说出的很少几个特别粗俗的字眼之一。接着他说道：
“我想要你到苏黎世一家旅馆住上一晚，明天早上来见我。”
“然后怎么样呢？”
多姆勒大夫把两手一摊，那模样似乎能抱起一头小猪。
“芝加哥。”他建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