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晋西特委，实际上就那么七八个人。但在马佩勋的领导下，每个人都像一把火炬，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烈火点燃到哪里，当地的群众就很快被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支前、参战的热潮也就高涨起来。时间不长，他们帮助八路军一一五师陈支队扩建了一团、二团，还在汾孝一带组建了八路军晋西游击支队，由他自任政委。1938年5月，****晋西南省委建立（后改为区党委），晋西特委撤销，晋西游击支队合并到了陈支队，马佩勋又担任了陈支队二团的政委。1939年12月，晋西事变爆发，部队向晋西北转移，马佩勋奉命率决死二纵队一个营护送六专署千余后方人员转移太岳区，任务完成后奉命将所带部队和二纵队零散人员、六专署警卫部队整编为太岳区一纵队四十二团，马佩勋任团政委。1940年夏，新军二一二旅的干部战士受流行性疾病感染，生活艰难，医药短缺，加之敌人暗中破坏，疾病不断蔓延，患病人数达半数以上，情况相当严重。这时，太岳区党委又派马佩勋前去二一二旅任政委，整顿部队，纯洁组织，克服疾病，搞好生活、生产，增强部队战斗力，配合百团大战。马佩勋同志不辱使命，一到二一二旅，立即以改善生活、医治疾病、与破坏分子作斗争为中心，进行了全旅总动员，不仅很快解决了部队急需的药品和粮食问题，而且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了与中央军刘崎所部、阎锡山赵石岭军、六十一军的斗争，配合八路军三八六旅取得了对日作战的胜利，开辟了岳南根据地，相继建立了太岳四分区、三分区，马佩勋又兼任了三分区司令员，后调任二地委担任书记。
调动频，工作忙，更加促使马佩勋抓紧学习。他说：“干革命，就要坚持不断学习！”除了平时坚持调查研究，向群众学、向战争学、向工作实践学习外，1940年，他先后在北方局接受了4个月的政治训练，在党校学习了4个月政治理论；1943年8月，作为“七大”代表去延安出席“七大”后，又进延安党校参加了一年半的整风学习，使他的理论修养、政策水平等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正因为此，马佩勋在这样一个抗战即将胜利，解放战争迅速展开的时候，担负了一个比一个更重的担子，开辟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区。
1945年6月，马佩勋奉调到吕梁军区任副司令员，开辟晋西南工作。不久成立七分区，他担任分区司令员、政委、七地委书记；1947年7月，成立九分区，他又奉调任分区政委，九地委书记；1949年2月，改任临汾军区司令员，后成立晋南中心分区，他又任中心分区司令员。
这个时期，在建军、建政、土改等方面，马佩勋都作出了出色的成绩。特别是当他奉调九分区时，正是晋绥“三查”整党和开展“土改”运动的时期，一些地方犯了斗争“扩大化”、打击一大片和尾巴主义的错误，而九分区在地委书记马佩勋的领导下，却自始自始至终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三查”整党坚持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了对干部重在教育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干部给予改正错误的机会；农村“土改”则坚定地加强了党的领导，严格了各级审批制度，坚持了有错必纠的原则，打击面很小。因此，这个时期九分区的工作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干革命，不是为了当官。”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但是，马佩勋没有回家，他也顾不得回家。他担任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委员、省劳动局局长，不久又调任山西省总工会主席。他说：“新中国成立了，劳苦大众翻身解放了，但是，要建立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建设独立富强的新中国，都是十分艰难的。”他觉得：搞工业建设不同于带兵打仗，自己没有经验，加上自己理论文化水平低，前进的道路困难重重。但他不肯退缩，他要继续奋斗，果断地向组织提出了要求学习的申请。不久，他进了全总干校，一学就是一年时间。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一个只读过4年私塾的学生，刻苦地钻进了文化、理论知识的海洋，对于一个已年近半百的人，实属不易。
越学，越感到不足；越钻，越觉得知识海洋的浩瀚。1954年7月，他调到全总第一机械工会任副主席期间，不仅经常深入到工厂，到实践中学习，而且在难得的休养期间，率领了一个工人休养团赴苏考察、参观，学习苏联老大哥工业建设和工会工作的经验。马佩勋的勤奋、刻苦和虚心好学的精神，深深地使代表团的成员为之感动。马佩勋先后被选为全国总工会八大、九大执委，全国政协委员，参与协商国家大事，为新中国的工业事业呕心沥血，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1958年12月，马佩勋同志奉调宁夏回族自治区，先后担任自治区监委副书记，高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后期出了“牛棚”，又任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先后从事了17年司法领导工作。
17年的司法领导工作中，充分体现了他高度的原则性和坚定的政策观念。
1959年，马佩勋在宁夏工作时，认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对一些“左”的做法给予了坚决的抵制。一次，“上面”整的一个****案子让他审查，他怎么看也不像是****，而是一个简单的三角恋爱。于是按党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处理。结果，由于他不按“上面”的指示办，他的专案组组长很快就被撤掉了。
马佩勋就这样用自己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勇气和胆略与歪风邪气斗、与错误领导争，维护法律的尊严，保护人民的利益，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尊敬。
马佩勋这样一位受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高级干部，从来不摆官架子。组织给他配的专车他很少坐，而且从来不因为私事坐专车。就是去医院看病，他也坚持坐公共汽车。他坚持下乡，而且总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交粮票，从来不搞特殊。他的子女就业，都是由劳动部门招工的。一次爱人埋怨说：“你这么大的干部，为什么都让孩子们当工人？”他说：“我就是当工人出身，孩子们为什么就不能当工人？”在马佩勋的心目中，自己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在银川，也很少有人对马佩勋称官道职，总是亲切地喊他“马老”。这个“老”不是因为他年老、资格老、职务高，而是因为他平易近人，德高望重。在银川那么多老干部中，也只有马佩勋独享此殊荣。
“我还有未做完的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佩勋对党和国家的欣欣向荣景象由衷地感到高兴，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党中央提出机构改革和实现干部“四化”的战略决策后，他胸怀全局，放眼未来，为了革命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主动要求退下来，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
他离休后，仍然关心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工作，关心党的文史工作。他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亲自动手撰写革命回忆录。就是在他患病住院期间，仍然为抢救党的革命史料呕心沥血，先后阅改了10万多字的文史资料，人们劝他好好休息，保重身体，他却说：“时间对于我已经不多了，我还有未完的工作要做啊！”
马佩勋同志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忠诚地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奋斗了一生。马佩勋同志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2000年7月1日
《宁夏日报》1984年12月25日报道
自治区政协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离休老干部
马佩勋同志追悼会在银川举行
黑伯理同志主持薛宏福同志致悼词
本报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离休老干部马佩勋同志追悼会于12月22日下午3时在八里桥革命公墓举行。
马佩勋同志因患脑栓塞合并肺炎医治无效，于1984年12月11日下午4时20分在银川逝世，终年77岁。
全国政协和****中央组织部、全国总工会、兰州军区以及自治区党委、顾问委员会、人大常委会、人民政府、政协、宁夏军区、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孝义县委等单位送了花圈。
习****、王震、薄一波、杨静仁、张达志和李学智、王金璋等分别发来唁电和送了花圈。
自治区党政军领导人黑伯理、薛宏福、马青年、李恽如、马思忠、白振华、史玉林、张俊贤、李庶民、郭文举、彭林柏、梁飞彪、冯茂、马荣亮、王燕鑫、雷启霖、陈静波、张源、杨正喜、杨遇春、武尚贤、陈如意和区党委******顾问杨辛，离休老干部牛化东、李凯国、鹿鸣等同志参加追悼会。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黑伯理主持了追悼会，自治区顾问委员会主任薛宏福致悼词。
马佩勋同志又名马英，山西省孝义县人。1931年5月参加革命，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军游击队中队长、政委、陕北红一团政委、西北义勇军政治部主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代主席、陕北省工会委员长、晋西特委书记、太岳军区二一二旅政委、晋南军区中心分区司令员，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山西省劳动局局长，党组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全国总工会第一机械工会副主席，****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监委副书记，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高级法院副院长等职。马佩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总工会八大、九大执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二、三、四、五届委员。
马佩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是我们党内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者。半个世纪以来，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在革命战争年代，为发展和壮大人民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多次战斗中，他曾身负重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为党的工运事业和贯彻司法工作的方针、政策做了大量工作；他长期从事人民政协工作，认真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切实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密切与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发展壮大了统一战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了革命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主动地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负领导工作。他离休后，仍然关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关心人民政协工作。他不顾年高、体弱、多病，亲自动手撰写革命回忆录。就是在他患病期间，仍然为抢救党的革命史料呕心沥血，先后阅改了10万多字的文史资料。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追悼会后，自治区党政领导向马佩勋同志家属表示亲切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