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现代名家散文经典(散文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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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鲁迅(4)

然而我们这些“靶子”们,自己互相推举起来的时候却还要客气些。我不是“老上海”,不知道上海滩上先前的相骂,彼此是怎样赐谥的了。但看看记载,还不过是“曲辫子”,“阿木林”。“寿头码子”虽然已经是“猪”的隐语,然而究竟还是隐语,含有宁“雅”而不“达”的高谊。若夫现在,则只要被他认为对于他不大恭顺,他便圆睁了绽着红筋的两眼,挤尖喉咙,和口角的白沫同时喷出两个字来道:猪猡!吃白相饭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至于“吃白相饭”,那恐怕还是用文言译作“不务正业,游荡为生”,对于外乡人可以比较的明白些。

游荡可以为生,是很奇怪的。然而在上海问一个男人,或向一个女人问她的丈夫的职业的时候,有时会遇到极直截的回答道:“吃白相饭的。”

听的也并不觉得奇怪,如同听到了说“教书”,“做工”一样。倘说是“没有什么职业”,他倒会有些不放心了。

“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我们在上海的报章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只因为未必全用在一件事情上,所以看起来好像五花八门了。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有这样的职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是不以为奇的。

“白相”可以吃饭,劳动的自然就要饿肚,明明白白,然而人们也不以为奇。

但“吃白相饭”朋友倒自有其可敬的地方,因为他还直直落落的告诉人们说,“吃白相饭的!”

商定

笔头也是尖的,也要钻。言路的窄,现在也正如活路一样,所以(以上十五字,刊出时作“别的地方钻不进”)只好对于文艺杂志广告的夸大,前去刺一下。一看杂志的广告,作者就个个是文豪,中国文坛也真好像光焰万丈,但一面也招来了鼻孔里的哼哼声。然而,著作一世,藏之名山,以待考古团的掘出的作家,此刻早已没有了,连自作自刻,订成薄薄的一本,分送朋友的诗人,也已经不大遇得到。现在是前周作稿,次周登报,专心在为社会服务,恐怕说出来有点要脸红罢。就是笑人需要稿费的高士,他那一篇嘲笑的文章也还是不免要稿费。但自然,另有薪水,或者能靠女人奁资养活的文豪,都不属于这一类。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上海的各式各样的文豪,由于“商定”,是“久已夫,已非一日矣”的了。

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一家又集印了各种广告的论战,一位作者加上些批评,另出了一位新文豪。

还有一法是结合一套脚色,要几个诗人,几个小说家,一个批评家,商量一下,立一个什么社,登起广告来,打倒彼文豪,抬出此文豪,结果也总可以封定一批文豪们,也是一种的“商定”。

就大体而言,根子是在卖钱。所以后来的书价,就不免指出文豪们的真价值,照价二折,五角一堆,也说不定的。不过有一种例外:虽然铺子出盘。作品贱卖,却并不是文豪们走了末路,那是他们已经“爬了上去”,进大学,进衙门,不要这踏脚凳了。中国文坛的悲观

文雅书生中也真有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说是因为近来中国文坛的混乱,好像军阀割据,便不禁“呜呼”起来了,但尤其痛心诬陷。

其实是作文“藏之名山”的时代一去,而有一个“坛”,便不免有斗争,甚而至于谩骂,诬陷的。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压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再近些,则有《民报》和《新民丛报》之争,《新青年》派和某某派之争,也都非常猛烈。当初又何尝不使局外人摇头叹气呢,然而胜负一明,时代渐远,战血为雨露洗得干干净净,后人便以为先前的文坛是太平了。在外国也一样,我们现在大抵只知道嚣俄和霍普德曼是卓卓的文人,但当时他们的剧本开演的时候,就在戏场里捉人,打架,较详的文学史上,还载着打架之类的图。

所以,无论中外古今,文坛上是总归有些混乱,使文雅书生看得要“悲观”的。但也总归有许多所谓文人和文章也者一定灭亡,只有配存在者终于存在,以证明文坛也总归还是干净的处所。增加混乱的倒是有些悲观论者,不施考察,不加批判,但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论调,将一切作者,诋为“一丘之貉”。这样子,扰乱是永远不会收场的。然而世间却并不都这样,林琴南攻击文学革命的小说,为时并不久,现在那里去了?

只有近来的诬陷,倒像是颇为出色的花样,但其实也并不比古时候更厉害,证据是清初大兴文字之狱的遗闻。况且闹这样玩意的,其实并不完全是文人,十中之九,乃是挂了招牌,而无货色,只好化为黑店,出卖人肉馒头的小盗;即使其中偶然有曾经弄过笔墨的人,然而这时却正是露出原形,在告白他自己的没落,文坛决不因此混乱,倒是反而越加清楚,越加分明起来了。

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

电影的教训

当我在家乡的村子里看中国旧戏的时候,是还未被教育成“读书人”的时候,小朋友大抵是农民。爱看的是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烟焰,现出一个妖精来;对于剧情,似乎都不大和我们有关系。大面和老生的争城夺地,小生和正旦的离合悲欢,全是他们的事,捏锄头柄人家的孩子,自己知道是决不会登坛拜将,或上京赴考的。但还记得有一出给了感动的戏,好像是叫作《斩木诚》。一个大官蒙了不白之冤,非被杀不可了,他家里有一个老家丁,面貌非常相像,便代他去“伏法”。那悲壮的动作和歌声,真打动了看客的心,使他们发见了自己的好模范。因为我的家乡的农人,农忙一过,有些是给大户去帮忙的。为要做得像,临刑时候,主母照例的必须去“抱头大哭”,然而被他踢开了,虽在此时,名分也得严守,这是忠仆,义士,好人。

但到我在上海看电影的时候,却早是成为“下等华人”的了,看楼上坐着白人和阔人,楼下排着中等和下等的“华胄”,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但这时候,却先来了一部竭力宣传的《瑶山艳史》。

这部片子,主题是“开化瑶民”,机键是“招驸马”,令人记起《四郎探母》以及《双阳公主追狄》这些戏本来。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近来不大听到了,要想去开化,自然只好退到苗瑶之类的里面去,而要成这种大事业,却首先须“结亲”,黄帝子孙,也和黑人一样,不能和欧亚大国的公主结亲,所以精神文明就无法传播。这是大家可以由此明白的。

二丑艺术

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净,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而二丑的本领却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

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反刍

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议论,有些刊物上早不直接提起应否大家研究这问题,却拉到别的事情上去了。他们是在嘲笑那些反对《文选》的人们自己却曾做古文,看古书。这真利害。大约就是所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对不起,“古书”又来了!

不进过牢狱的那里知道牢狱的真相。跟着阔人,或者自己原是阔人,先打电话,然后再去参观的,他只看见狱卒非常和气,犯人还可以用英语自由的谈话。倘要知道得详细,那他一定是先前的狱卒,或者是释放的犯人。自然,他还有恶习,但他教人不要钻进牢狱去的忠告,却比什么名人说模范监狱的教育卫生,如何完备,比穷人的家里好得多等类的话,更其可信的。

然而自己沾了牢狱气,据说就不能说牢狱坏,狱卒或囚犯,都是坏人,坏人就不能有好话。只有好人说牢狱好,这才是好话。读过《文选》而说它无用,不如不读《文选》而说它有用的可听。反“反《文选》”的诸君子,自然多是读过的了,但未读的也有,举一个例在这里罢——“《庄子》我四年前虽曾读过,但那时还不能完全读懂……《文选》则我完全没有见过。”然而他结末说,“为了浴盘的水糟了,就连小宝宝也要倒掉,这意思是我们不敢赞同的。”见《火炬》他要保护水中的“小宝宝”,可是没有见过“浴盘的水”。

五四运动的时候,保护文言者是说凡做白话文的都会做文言文,所以古文也得读。现在保护古书者是说反对古书的也在看古书,做文言,——可见主张的可笑。永远反刍,自己却不会呕吐,大约真是读透了《庄子》了。各种捐班

清朝的中叶,要做官可以捐,叫做“捐班”的便是这一伙。财主少爷吃得油头光脸,忽而忙了几天,头上就有一粒水晶顶,有时还加上一枝蓝翎,满口官话,说是“今天天气好”了。

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开宗明义第一章,自然是要有钱。只要有钱,就什么都容易办了。譬如,要捐学者罢。那就收买一批古董,结识几个清客,并且雇几个工人,拓出古董上面的花纹和文字,用玻璃板印成一部书,名之曰“什么集古录”或“什么考古录”。李富孙做过一部《金石学录》,是专载研究金石的人们的,然而这倒成了“作俑”,使清客们可以一续再续,并且推而广之,连收藏古董,贩卖古董的少爷和商人,也都一榻括子的收进去了,这就叫作“金石家”。

捐做“文学家”也用不着什么新花样。只要开一只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但是,古董的花纹和文字的拓片是不能用的了,应该代以电影明星和摩登女子的照片,因为这才是新时代的美术。“爱美”的人物在中国还多得很,而“文学家”或“艺术家”也就这样的起来了。

捐官可以希望刮地皮,但捐学者文人也不会折本。印刷品固然可以卖现钱,古董将来也会有洋鬼子肯出大价的。

这又叫作“名利双收”。不过先要能“投资”,所以平常人做不到,要不然,文人学士也就不大值钱了。

而现在还值钱,所以也还会有人忙着做人名辞典,造文艺史,出作家论,编自传。我想,倘作历史的著作,是应该像将文人分为罗曼派,古典派一样,另外分出一种“捐班”派来的,历史要“真”,招些忌恨也只好硬挺,是不是?

关于翻译(上)

因为我的一篇短文,引出了穆木天⑤先生的《从<为翻译辩护>谈到楼译<二十世纪之欧洲文学>》(九日《自由谈》所载),这在我,是很以为荣幸的,并且觉得凡所指摘,也恐怕都是实在的错误。但从那作者的案语里,我却又想起一个随便讲讲,也许并不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来了。那是这样的一段——

“在一百九十九页,有‘在这种小说之中,最近由学术院(译者:当系指著者所属的俄国共产主义学院)所选的鲁易倍尔德兰的不朽的诸作,为最优秀’。在我以为此地所谓‘Academie’者,当指法国翰林院。苏联虽称学艺发达之邦,但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罢?我不知为什么楼先生那样地滥下注解?”

究竟是那一国的Academia呢?我不知道。自然,看作法国的翰林院,是万分近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决定苏联的大学院就“不会为帝国主义作家作选集”。倘在十年以前,是决定不会的,这不但为物力所限,也为了要保护革命的婴儿,不能将滋养的,无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无区别的乱放在他前面。现在却可以了,婴儿已经长大,而且强壮,聪明起来,即使将鸦片或吗啡给他看,也没有什么大危险,但不消说,一面也必须有先觉者来指示,说吸了就会上瘾,而上瘾之后,就成一个废物,或者还是社会上的害虫。

在事实上,我曾经见过苏联的Academia新译新印的阿剌伯的《一千一夜》,意大利的《十日谈》,还有西班牙的《吉诃德先生》,英国的《鲁滨孙漂流记》;在报章上,则记载过在为托尔斯泰印选集,为歌德编全集——更完全的全集。倍尔德兰不但是加特力教的宣传者,而且是王朝主义的代言人,但比起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布尔乔亚的文豪歌德来,那作品也不至于更加有害。所以我想,苏联来给他出一本选集,实在是很可能的。不过在这些书籍之前,想来一定有详序,加以仔细的分析和正确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