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通商的实施为伍家事业的崛起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伍国莹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开设了怡和行，为后来伍家事业的辉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不幸的是，1801年有着相当商业头脑、准备大干一场的伍国莹突然去世，年仅32岁的伍秉鉴仓促地接手伍家的基业。有人说他肯定不如他的父亲，更有人说他不久就会被挤出十三行，面对众议他默不做声，他到底在想什么呢？
伍秉鉴接手怡和行
父亲伍国莹抓住“一口通商”的机遇，开设怡和行，为后来伍秉鉴将怡和行的发展推到顶峰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但是嘉庆五年（1800年），有着相当商业头脑和投资胆略、准备大干一场的伍国莹突然去世了。
去世之前，伍国莹已将怡和行移交给四子伍秉钧接任，在1792年由伍秉钧开业时，怡和行逐渐上升，到1794年，已由行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四位。1798年，其叔伯伍国钊（源顺行）破产时，伍秉钧还替他承担了所有负欠外国商人的债务。
1801年，伍秉钧去世，伍秉鉴继其兄接管怡和行和洋行的业务，成为怡和行的新掌门人，伍氏家族从此进入了全盛时期。
伍秉鉴继承父业时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壮小伙。在这之前，伍秉鉴只是跟着父亲出入生意场，做些辅助性的工作，虽然能吃苦耐劳，肯动脑筋，但其能力就是不被伍国莹看好，但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伍秉鉴不得不接过伍家的这摊子事业，仓促地走马上任了。
所以开始时有人说他肯定不如他的父亲，更有人说他不久就会被挤出十三行，他连声都不吱一下（在他身上更多地体现着粤商广东人性格绵软、说话委婉、表面和和气气内里却是算盘精明的特点），他只是默默地接过父亲事业，默默地接过了一个家族的重任，更是默默地传承了一段历史。
但谁都没想到，这个不露声色的伍秉鉴有着初出茅庐的冲劲，又工于心计、划于经营，英商称他为行商中最精明的人，而美商则把他看做是最可靠的人，几代人都有官衔与封荫，同时他还能与其他行商处理好关系，因此，伍家在几方之间左右逢源，让人刮目相看了。
在他的经营下，几年之后的怡和行成为广东最成功的行商之一。到了1806年，被称为“伍浩官”的伍秉鉴与潘启官一起，列为高级行商，被外国大班称为“广州商场上的一个重要分子”。
嘉庆十二年（1807年），也是伍秉鉴全面接管伍家事业的第六个年头，怡和行从一个不起眼的小行商赶超广利行卢观恒，在十三行中位居仅次于同文行潘有度（潘振承的四子，潘振承死后，由潘有度掌管同文行）的老二的位置。与潘有度不同的是，他身上的文人气息并没有潘有度那样浓重，不过，他在商业上的才华比潘有度却是毫不逊色，在他的经营下，怡和行的发展和贸易额激增，伍家的资财也逐步上升。
怡和行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证明，出身平凡的伍秉鉴确实是一个具有经营头脑和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商人，是一个既不同于乃父、也不同于其弟，不唯利是图、也不发国难财的商人，在外商眼里有着很高的威望。
《华尔街日报》（亚洲版）中对于伍秉鉴是这样评价的：“出生于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鉴继承父业与外商从事买卖，又进一步贷款给外商并以此获得巨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当高的知名度。”
伍秉鉴有着怎样的经商天分？他又是用了什么奇谋妙计让自己脱颖而出的呢？主要是因为他认识并迎合了官本位社会的大环境。
生意场上左右逢源
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官本位社会中，经商就不能不与官场发生联系，长期的官僚统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规定，却是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加财产。虽然行商奉行重商轻官的思想，但要将事业做大，却绝对不能视官场不理。因为在封建社会，官场不仅是最大的权力场，而且还是最大的金钱场。
尤其是腐朽没落的清朝后期，生意人赚钱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与当地官吏关系的影响。一个极小的守门吏都可以以其职务特权随便关闭一个小商贩的生意。较大的官吏情况更严重，他可以以各种貌似合理的理由强行征税，或者宣布该贸易为不合法，所以就有商人另想策略，设法与官吏阶层沟通，以争取他们的保护。
杜牧的《阿房宫赋》就形象地揭示了势与利的关系：“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其中所讲的势，与官场的势、商场的势道理相通，唯有能够抱势，方可钩心斗角。
大家耳熟能详的清末红顶商人胡雪岩和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力量之争就有很大关系，他曾帮助王有龄筹集粮饷、军火以镇压太平天国，在后期襄助左宗棠收复新疆，鼎盛时东南五省的税收均由胡雪岩的钱庄转运办理。
伍秉鉴作为十三行商人同样也免不了与政治牵扯上关系，虽然说赚钱才是他们的正业，参与政治未必是伍秉鉴的本意，但是，做好正业必先学会不务正业，如果完全游离于政治之外，与官府敬而远之，不但积累不了财富，能否维持生存都会成为问题。
以伍秉鉴的商业谋略，即使不与官府勾结，他的生意也不一定会差到哪去，只是在开始，广州外贸被朝廷钦派的“皇商”所垄断，伍秉鉴并无准入权，后来清政府命令“皇商”退出广州商界，由“民营企业”接任，才为伍秉鉴事业的腾飞创造了条件和机遇。
“识时务者为俊杰”，当时亦官亦商的商人因为头脑灵活，走上行商这条路，然后因为要发家致富，他们又必须要靠和官府搞好关系才能维持下去，必然要做许许多多不想干又不得不干的事：巴结官府，依傍高官，请客送礼，并将这套技法运用得游刃有余，上不得罪于达官贵人，下不招妒于同行朋友，行得方圆之道，在晚清混乱的局势中立稳了脚跟，在商业上红极一时。
伍秉鉴在这方面的见识更高一筹。他认定以钱赚钱算不得本事，以人赚钱才是真功夫，倘若选人得当，大树底下好乘凉，今生发迹才有靠山。所以他也很擅长权术，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他很会公关。这里的关系不仅仅是商业关系，而是在处理好商业关系的同时，很会与官府打交道，懂得应用权术化解各种利害关系。试想，广州地方的大小官吏要不是看在伍秉鉴亦官亦商的面子上，就单凭他为人豪爽就听他的话，对他友善？这是不可能的，这也说明，为商之道，权术与公关的重要性。
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的古代社会，做买卖很大部分要靠交际和人情，生意不是在谈判桌上达成的，而是在酒桌上喝成的，通过一次简单的攀谈，伍秉鉴就很敏感地捕捉到哪位官员将会是了不起的关键人物，并结交帮助一些暂时穷困潦倒而将来可能发迹的人物，对于看好的人出手大方，从来“不差钱”。这种“雪中送炭”的义举使得受助人感激不尽，而一旦受助人飞黄腾达了，施恩人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这些人成为日后伍秉鉴生意上左右逢源的因素。
很多商人目光短浅、视钱如命，都怕扔出去的钱打了水漂，所以都要等人家给办完事后，还要看事情办得是否妥当，给点小费，而伍秉鉴更具有长远眼光，在他看来维护关系永远比有事现求人好处多。他善结人缘，只要是他认为有交往价值的重要人物，不管用不用人家，从不吝惜钱财，注重在平时交往中舍小利维护好朋友式的关系。有些地方大吏、中枢要员，如阮元、郭尚先、白熔、程谲采皆官粤或主广东乡试，故论身份、地位、品味兴趣，以至在管辖地的公私交谊，都与伍氏及其家族过从密切。可见伍氏家族的人脉畅通，关系网络覆盖面极广，也反映了清中期海禁开启后，行商势力之盛。
除了生意上正当的利益外，对于生意上重要的关键点，伍秉鉴不仅疏财买路，而且还利用贿赂、分成等手段打通关节，解决难题。
在与官府的交往过程中，伍秉鉴深知，官府向来是唯我独尊，指使别人的主儿。因此，跟官府维持一种良好的关系，意义非同一般。这样除了能够常年获利之外，怡和行的地位无形中也会提高许多，再跟其他外商打交道，做别的生意，对方就要掂量一下它的背景，不会轻易怀疑它的信誉，生意成交的可能性更大。
再次，有了官府的认可，商品的安全和欠款的回收就有了一定的保障，这对于怡和行生意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当然这一切都要付出代价的，不过伍秉鉴的精明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让付出的代价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将风险变得最小。
在伍秉鉴看来，做官犹如行商，别人总是要有利可图才肯替你办事。不过，做官有一个面子问题在那里摆着，所以如果有什么开销，做官的不便自己开口，全靠你识趣，提他一个头，他才肯把话交代下来。
伍秉鉴就是这样的“善解人意”“心领神会”官员种种暗示之人。在广州，伍秉鉴不失时机地到官衙活动，拉拢大小官员为他疏通，逢年过节都会给地方官员上礼，他是官府的座上客，官吏是他家中的座上宾，当地各种级别的官吏差不多没有没吃过他的好处、没有没受过他的贿赂的。这一招很好使，耽于享乐的清廷官员没有一个不喜欢享用内地名贵、时兴的商品的，伍秉鉴在购销这种商品时特别下工夫，货色齐全，供应及时，送货到门，这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求之不得的事儿，得到他好处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满心欢喜的，所以，当伍秉鉴有求于他们时，他们都乐于相助，伍秉鉴很少有吃闭门羹的时候。
尤其到了后期，随着伍家事业的发展，怡和行积累起的大量的财富，很可能成为当地政府和官员争抢的肥肉。为了保住这份基业，伍秉鉴通过贿赂、捐款及进贡等方式，竭力维护好同清朝朝廷及官员的关系。有统计说，1801年到1843年间，伍家的捐款贿赂等高达1630多万两白银。
伍秉鉴能够结交到为数众多、各种各样的官场权贵，并非一味地用砸银子或拍马屁等单一手段，他能够抓住不同的人不同的弱点，对“症”下“药”，或献钱，或献策，因人而异，送礼总要送人家求之不得的东西，并满足他们的愿望。
低调内敛地游走于官场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了更好地和地方官员打成一片，仅仅懂得巴结官府，依傍高官，请客送礼这一套还很难成为“伍秉鉴”级的富翁，关键还要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与他们为伍。当时的政治环境还没有像现在的规定，从政的不能从商，从商的不能从政一说，以防止以权谋私、以权牟利，恰恰相反，清朝正好有这么一个腐败制度叫“捐供”，就是可以用钱捐官。
捐供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像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绍绅先生”。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捐供”这条路。
伍秉鉴就属于第一种情况。随着怡和行盈利的增多，伍秉鉴也捐资买了一个三品顶戴的官衔，成为亦官亦商、上通朝廷、下连市廛的名副其实的官商。虽然用钱捐来的官并没有什么实权，但是有了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与政府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才不至于有失身份，而且与官员们在一起的时候，这些红顶商人比他们有钱；而与纯粹的商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们又有身份、地位；在外商面前是又官又商，做起生意来也比较方便。在官、夷、商的三角关系中，伍秉鉴善于周旋，曾多次排忧解难，绕过一个又一个的暗礁，顺利解决了一个个棘手的问题，使伍家在充满风险的洋场中避免了覆灭的命运，几代人都有官衔与封荫。
“红顶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少见，就是政府里的官员同时再以商人的身份出现，后来被用来指称在官场和商场两面得意者。在当代，“红顶商人”一词更泛指本身不具官员身份，但与政府高层关系良好，能够影响政府政策的企业界人士。
红顶商人现象在清朝很普遍。明清时期商品经济进一步得到发展，民事主体的范围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扩大，一个显着的突破就是一些大商人开始走上仕途，商人可以做官了。因为清朝官员的帽顶一般是红色的圆锥样（清朝的红顶商人官居三品），所以，这些官商被称为“红顶商人”。
亦官亦商的经商模式在清代各行各业有着普遍的体现。清代的制瓷业就有“官搭民烧”制度，冶矿业也有招商承办、官为监督的情况。就是历代由官府一手经办的漕运业，清代也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官督商承”试验。
清末着名徽商胡光墉（即胡雪岩）就是红顶商人中最典型的例子。
起初胡光墉并不愿捐官，但后来一想，既然官府与经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就不妨捐官。胡光墉就是在为陕甘总督左宗棠筹办军务中有功而成为拥有红顶子的富商的。红色顶戴因为是朝廷赏发的，戴上它，意味着不同于一般的小打小闹的小商贩，也意味着政府肯定了胡光墉所从事的商业活动的合法性。
在清代，除了像胡雪岩那样可以通过为政府服务赚钱获得官位之外，商人还可以在经商成功之后自愿或被迫捐一个有名无实的官位，来寻求一定的身份地位。
从乾隆年间开始，广州的行商常花巨资为自己捐买顶戴，知名的行商通常都能捐来二品红顶或三品蓝顶的头衔。由此一来，商人捐官成为通例。正所谓“无贾而不官”，“清政府卖官时，必有富人量力以次而得官，次者亦欲得一虚衔以为荣，光宣之季，稍温饱者多有顶戴。”因为对于商人来说，求得官位，是一种社会荣耀，是他事业成功的装饰，同时，对于现实的商业活动来说，也可以带来有形或无形的利益。所以许多商人都不惜钱财，希望求得顶戴之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