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3节 表现自己须把握适当时机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
——佚名
清代名臣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有一天与他的几位幕僚闲聊，谈论起当世的英雄豪杰。
他深有感触地说：“彭玉麟和李鸿章乃盖世之将才，吾不能及。”
一位幕僚忙说：“此言差矣。您与彭、李二大人各有所长，各领风骚也。”
另一位幕僚道：“彭公威猛，故人不敢欺。”
又一位幕僚说：“李公精敏，自然人不能欺。”
说到此处，其他幕僚顿时语塞，发过言的幕僚同样面面相觑。
曾国藩闭目沉吟：“但请诸位知无不言。”
众人一时陷入尴尬。忽然，在一旁管理文墨、负责日常抄写的一名后生，小步趋近曾国藩，躬身细语：“想我曾帅仁德，人不忍欺。”
此语一出，举座之人无不齐声鼓掌。曾国藩面颊泛红，连称：“言过其实，言过其实矣!”殊不知，曾国藩向来以“仁德”二字自诩，此言正中他的下怀。
事后，曾国藩仍对那个说话的后生念念不忘，问其手下：“此为何人?”
手下人回答：“此人祖籍扬州，秀才出身，行事一向谨慎、多思、少言。”
曾国藩禁不住喟叹：“此生有大才，不该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便委派那个后生任职权倾一方的扬州盐运使，令他衣锦还乡。这个人，就是后来“两年四级跳”的两湖总督陆徵明。
陆徵明只因一句妙语便得升迁的“发迹史”，足以令世人为之深思并引为借鉴。
新西兰女作家曼斯菲尔德说：“一个会讲话的人，不是能记得别人说过的话，而是能说些让人记得的话。”实际上，话不在多，而在是否能够真正打动别人。只有打动人心的话，才能够达到表现自我的目的。
其实，不仅说话如此，做事情也同样如此。也就是说，当我们表现自己时未必需要追求量的多少，最根本的在于其实际效果。在关键时刻，如能适时做出最佳表现，就胜过平时的千百次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在军事上最倚重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军事天才朱可夫，另一个是苏军大本营的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他们二人均立下了赫赫战功，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甚至在二战期间，朱可夫就令斯大林多次产生反感，而华西列夫斯基却一直深受斯大林的信任和喜欢。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并不是华西列夫斯基的军事才能高于朱可夫，而是因为他在斯大林面前很会巧妙地表现自己，并不是像朱可夫那样直来直去。
斯大林晚年时变得越来越独裁，对下属的不同意见更是难以接受。朱可夫曾经向斯大林提出正确的建议，但斯大林不接受，甚至在一怒之下把朱可夫赶出了大本营。
与朱可夫相比，华西列夫斯基在进言时则表现得很巧妙。他的绝招之一，就是喜欢在斯大林休息时同他谈天说地地“闲聊”，而且往往还会“不经意”地“顺便”说说军事方面的问题，既不是郑重其事地大谈特谈，讲的内容也不是头头是道、有条有理。
但奇妙的是，每当华西列夫斯基走后，斯大林就会想到一个好计划。过不了多久，斯大林又会在军事会议上宣布这一计划。于是，大家纷纷称赞斯大林确实是深谋远虑的统帅。但只有斯大林和华西列夫斯基心里最清楚：谁是计划的真正发起者和思想来源。
正是在“不经意”的“闲聊”中，华西列夫斯基以自己的思想启发了斯大林，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效果，以致斯大林本人也认为这些好主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
华西列夫斯基以“点到为止”的巧妙方式表现了自己的杰出军事才华，使斯大林在不知不觉中采纳他的正确的作战计划，从而发挥了巨大作用，并成为斯大林最为倚重的“红人”。
人人都想表现自己，谁都不愿承认别人比自己更出色、更高明。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常常因为急于表现自己而忽视了这种普遍心理。结果，由于自己的表现太直露、太明白，反而容易引起别人的不满和嫉妒，无形中给自己制造了前进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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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才干的人能不能得到重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在适当场合展示自己的本领，让他人认识。如果你身怀绝技，但藏而不露，他人就无法了解，到头来也只能空怀壮志、怀才不遇了。而有积极表现欲的人总是不甘寂寞，喜欢在人生舞台上唱主角，寻找机会表现自己，让更多的人认识自己，让伯乐选择自己，使自己的才干得到充分发挥。从一定意义上说，积极的表现欲是推销自己的前提。
需要指出的是，表现欲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两者的界限就在于自我表现的动机和分寸的把握。如果一个人单纯为了显示自己，压倒别人，争个人的风头，甚至做小动作，贬低别人，突出自己，这种表现欲就失之于狭隘自私，易令人生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那就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