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诗魂是纯净的。“为了多数人永远不再饥饿/他以干净的空腹向历史证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自己甘愿一无所有”，他从来无意自我扩张，从不为自己打造虚伪的光环。虽然，“他只有普通男人的身高，如果/他走在哈尔滨或沈阳的闹市里/除了敌人的密探一般人不会认出——/他就是日寇悬赏抓捕的杨司令/可是，他身躯的光彩直追云霄/连星月都会因之而增辉”“也许当事人闻不到鲜花的香味/但人间正气最喜爱与他合影，这时/谁又能测量出他的真正身高？”（《仰视杨靖宇烈士塑像》）。
有的人，在生前并不拥有很高的地位，当时也许名不见经传，或者说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但由于他们具有非凡的节操，在敌人的威逼利诱下表现出的誓死不屈的精神，同样为一部革命斗争史增添了灿烂的亮点。我们所看到的就不仅是大队人马奔走呼号的过程，而且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超常的英雄义举。“当时阎锡山在太原/******在南京/他们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也未必能找到这个小小的村庄/但当铡刀下落的刹那/似觉陡然地震/一个农村姑娘的目光/逼视着太原、南京的落日”（《刘胡兰》）。
有的人，虽非殉于战场和敌人的屠刀之下，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历尽坎坷，仍以对信仰无比忠诚、矢志不渝，在曲折的道路上不改初衷，以自身的大义树立起堪为丰碑的形象。“好在他是条汉子/统帅中的汉子/既爱透过望远镜观察敌情/也常常凝思人民的命运/目光穿过时空/测量着井冈——太行——上甘岭/一个赛过一个的海拔高度/他却都毅然地大踏步跨去/将凶残的敌人逐向死亡/最后他那结实的身躯/耸立在多云的庐山上/那是他生命的主峰”（《彭德怀》）；“登上雪山再走下来/灵魂都经过一次净化/陷下泥沼又挣扎上来/就经过一次炼狱的煅打/凡是攀过雪山陷过沼泽的/此后生命历程中能上能下/一把炒面一把雪咀嚼着胜利/遭遇不公正对待可笑傲落差”（《雪山·沼泽地》）。
仅以平白的诗句来叙述事件肯定是苍白的。作为短诗，理应要求每首诗中都应有闪光的眼睛，这种诗眼透射出的光色才是真正的诗化的品格。它不仅是崇高向上的，甚至有时还是壮丽的、潇洒的。诗的精神如果不能达到相当的审美高度，那么作为诗的精神还不能产生出足够的感人力量。“他坚守/坚守到最后一分钟/或许那时他的故旧/也知道他就在这座城市/但一部胡须逆风飘洒/各自分道扬镳/总有软骨头和变节者/将膝盖卖给水门汀/以媚笑换取血腥的时辰/这时他告诉正义/为了民族的生存/不能怜惜卑微的生命/三十年代的黄浦江/栏杆曾被他拍遍/当他离开这座城市时/正是街灯惺忪的子夜/但相信那只是暂别”（《三十年代，周公在上海》）。
至少从我主观上讲，我力求每首诗达到精神的体现与审美价值的较好统一。
三、真正有价值的“老”题材是不会老的，关键是在“老”题材中能出新、创新。
我从来没有觉得，《走向天安门》中所写的事件和人物已经过时。原因很简单：一切反映历史发展的正确规律、推动社会进步的能动力量不仅在当时，即使在事后的多少年仍然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意义。
所谓“老”题材只能说是它是曾经发生的事和已经过世的人。然而，它们都不是普通的事，人也是丰碑式的大写的人，以诗来写他们不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重要的是对那种不朽的精神的深入开掘与对后世的巨大启示意义。
当然，如果仅从时间的概念上说，这些题材可能是“老”了一些，而且以往的作品（包括诗歌）也有所涉猎过。如果今天再写它们，在思想高度、认识深度和艺术表现力，完全袭用前人的老俗而不能在任何地方都有所突破，那么就连作者自己都会觉得它没有多少意思，更不必说是读它们了。
因此，我最忌讳平面铺叙，而力争从点上突破。如上所述，既是一首短诗，它本身即应是一个“点”；既然是“点”，那就必须具有诗眼。“今年一月当我走进小楼/我恍然看见会场里举起的手/每只手仿佛都是参天大树/合起来就是一片森林/这森林的覆盖面很大/后来绿化了整个中国”（《遵义的选择》）；“最难——/绷紧了神经的从容/最窃喜也最苦——/被不共戴天的敌人‘重用’/随时准备着/将危险咬在牙缝里/以必要的死去换取永生”（《钱壮飞》）；“五个人对五万万人是最小数/五万万有了五个才是真正的大数”（《删不去的“狼牙山五壮士”》）。
力求诗的意象的可视性、可感性，而避免概念化，理想的标准是立体化。“此际松辽平原的豆荚爆裂开来/如闻当年密集的抗联枪声/1945年秋天是个成熟的季节/镰刀与冲锋枪同时热烈收割”（《对日的最后一战》）；“于是，拉锯式的争论/无休止的修修补补/在中国四十年代的谈判史上/创下了马拉松式的纪录/那个惯穿长袍的‘领袖人物’/在树影婆娑的幽静的桂园/以浓重的浙东口音与来自——/黄土高原的客人称兄道弟/一只手貌似诚恳地勾画‘和平’/另一袖筒里藏着‘剿匪密令’/举起盈盈的红葡萄酒杯/思谋以彼方的鲜血偷换酒液……”（《重庆谈判与上党战役》）
全面出新、创新，不能因“老”就“老”，力戒一般化。“趁夜,在敌军各部的接缝处/悄然挤过将痛悔莫及甩给‘国军’/赫赫战果也不过是:废弃的锅灶下/未燃烧完的余烬”（《中原突围》）；“所幸又过了五年/在西安骊山五间厅/枪声下遗落的假牙/嗫嚅成全民族抗战/北大营的遗恨/稍许得到了补偿”（《约沈阳北大营》）；“一路穿插步步泥泞/颍河涡河淮河……/徒步串起了十多条河流/枪弹穿梭着姓氏不同的浪花”（《挺进大别山》）；“在白色的穹窿下/连每具尸体都有表情/分不出哪是图画哪是实物/实物也是画，画也可乱真/钢铁与油彩对阵/%画笔与大炮厮拼/每个参观者都进入画面/只有本人才知他扮演何种角色”（《攻克锦州全景画》）。
既重继承性，如传统诗词的意境、含蓄、意在言外等等，均应巧妙运用；却也不轻视现代性，对新的意象、新的手法应充分发挥其长。如，“百万星星目送四野入关/军歌镀亮了天下第一关的匾额/榴弹炮管直延伸至琼岛南端”（《啊，辽西走廊》）；“从黄显声将军到小萝头/从花甲之年到幼童的稚气/最悲壮也最足慰——/所有的烈士都与人民共和国同龄/时间：从1949年10月1日算起”（《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仰视杨靖宇的塑像/我看见四面八方的新鲜空气都向他涌来”（《仰视杨靖宇烈士塑像》）“告密者的手指/一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另一端套在狞笑着的钱孔里/获得暂时的喘息”（《方志敏和他的队伍》）；“今夜将从头开始/第一次用延河水蒸小米饭/谁知这第一缕炊烟/顽强不断/袅袅十三四年”（《到达陕北》）；“瑞金，渐远/却也使归期渐近”（《告别红都》。
展示手法的多样性，力求灵活多变，纵横捭阖，不拘一格，竭力减少和避免单调感和单一化。如，“悄然出动的行军队伍/将夕阳一分为二/一半在缅甸密支那/一半在中国腾冲”（《云南——出击》）；“太阳点金/又是一番情景/菜花的中原弥漫成千里金黄/映得‘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中原突围》）；“‘剿总’司令长官举棋不定/有如他的座车在北平中轴线上/醉酒般地颠晃”（《北平和平解放》）；“他太累了/安详地坐定/但激流仍从他的喉咙里冲出/如同他翻译《国际歌》时的状态/突发枪声/枪声封闭了见过列宁的人的眼睛”（《瞿秋白》）；“也许，正因为这样/当侵略者扼紧民族的喉管/汉阳造才喊出洪亮的七月七日”（《又见卢沟晓月》）。
诗是作为文学语言艺术的最高体现。故尔，最终要在语言上见功夫，不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起码也要“不甘平庸语有神”。无论是偏重典雅：“当时古老的中国/古老得过于沉重的中国/他/喜爱抚摸青铜器的铭文/却又痛恶九鼎的重负/压折了多少苦力的脊梁”（《李大钊在1927》），也无论是偏重口语：“一发命中/——司令员最清楚/我们的炮手只有三发炮弹/本来嘛，对刽子手讲什么废话！”（《冀西涞源——阿部规秀葬身地》），“羊山集/一过黄河便碰上了硬骨头/陈再道一拍膝盖：我啃啦”（《挺进大别山》），务求脱俗，务求传神。无论是字还是意，都要尽可能熔炼得讲究些：“那年一月/天气冷得很疼”“汾河躲在雪套里/铡刀张着惨白的利口/对乡亲发出最后的通牒/残冬和阳春两个季节/此刻都绷紧了神经/在铡刀两边对峙”（《刘胡兰》）。节奏急促，声如鼓点，“从瑞金出发/指向浩渺/深夜看不清地图/只有指北针紧蹙眉头/细雨声问着脚步：去哪儿/不答/刷刷刷刷/一脚泥泞滑到湘江东岸/西下”（《告别“红都”》）。
说得简单点儿，我写《走向天安门》之初，就是冲着一个“新”字来的，如果全是陈言老套，我就不如不说，不仅没有诗的创造，其实也就从根本上取消了诗。
在某种意义上说，真正的诗，也就意味着各方面的磨练与创造，它既是凝定的，又是流动的。凝定的是表面的字句，而流动的是品味中深化与延伸，真正的好诗，意味应是无穷的，为诗者应是永不停步，力求不断向新境界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