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个处处充满义工的社会。
当初我们刚从中国来，一踏上美国土地，就都成了义工的受益者。初来乍到的穷留学生，没有钱可又想冲破语言障碍，不费力就能找到很多免费学英语的途径。有教会办的英语班，有个人提供的英语课，还有免费的私人老师。这些义工们为新移民开了一扇大门。记得当初在学校里，就有一位退休的老太太，每个星期在学校为她保留的办公室里教我们英文。圣诞节前夕，我们十几个学生中，没有一个出来牵头给这位热心的老师送个圣诞节礼物，倒是老师送给我们礼物，每位上课的学生都得到一盘用玻璃盘盛着的点心。后来每次想起这事便有些后悔，但也渐渐地明白，这些义工的所作所为是发自内心，并不求他人知恩图报。多少年过去了，偶尔会想起那位老人。老人是否健在？是否还作义工？搬过许多次家，餐具也换了几套，可是那个玻璃盘子始终保存着，它成了对岁月和义工的纪念。
那时，我们留学生们少有买健康保险的，买的人也是捡最简单最便宜的买，健康保险相对留学生的收入实在是一大笔开销。年轻人大都身体康健，偶尔有个头疼脑热的，吃些从中国带来的药就解决了问题，省了那笔“冤枉钱”。可是怀孕生孩子却常常是预料之外，做人工流产要好几百，生孩子要花几千，美国医疗费用高得吓人，穷学生哪舍得花那钱。一位留学生的妻子怀孕了，打听到一家医院有医务义工项目，即所有的医生都是义工，不取分文报酬，孕妇仅需花住医院的费用，而正常产妇只需住一天医院。按经济情况，不用说这位留学生的妻子符合条件，顺理成章地进入这个项目，她享受到非常完善的服务，甚至连牙都得到免费清洗。记得她眉飞色舞地讲洗牙的经验，那享受和赞美的神情似乎在向我们这些没有牙科保险，不知洗牙是何滋味的人炫耀。
后来毕业有了工作，摆脱了贫困，但是仍然享受着这个社会为我们提供的义工服务。
儿子七岁来美国，在家待了半个月，我教他认了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以及男人女人等简单的词汇，确保能分清男厕女厕，就送他去上学。孩子的语言障碍是可想而知的。学校里为不会讲英语的学生开设了ESL语言班。儿子除了上语言班之外，还有一位义工辅导他。这位义工是个七十来岁的老太太，每周定期出去做义工是她生活的一项内容。儿子不仅在语言上得到了帮助，而且在心理上也得到了安慰和鼓励，儿子能在短期内克服障碍，适应环境，其中包含了这位义工老人的一份心血。老太太喜欢养花，特别是玫瑰，家里的后院里有一片玫瑰园。这位爱玫瑰爱生活的老人和她收养的一个越南裔家庭生活在一起，她生活俭朴但乐于助人，后来成了我们家的朋友，每次她来我们家作客总是带着一束她自己种的玫瑰。
回想起从前，我的早期教育是在父亲单位里的附属幼儿园和小学里完成的。虽然家长们都是同事，彼此熟识，老师们和家长们相互之间亦不陌生，但家长们并不参与学校的义工，当然学校本来就没有提供家长参与和帮助学校的机会。学校和家长之间的桥梁很简单，家长们最多是在夏天的六一儿童节和冬天的新年，观看孩子们的文艺演出和体育运动会，参加学校的学习成绩展览和表彰大会。家长把孩子送进学校，就万事大吉了。我上了中学后，因为算是个省事的孩子，父母和学校就更没有联系了，甚至父母和老师都从未谋面。
儿子来到美国上学，我还是根据自己过去的生活经验，把儿子送进学校了事。但日子久了，发现把自己从前的经验应用到生活在美国的孩子身上，出现很多不协调。所谓不协调就是自己和别的家长不同，对学校和老师漠不关心，对学校的活动没有在行动上表示支持。
归根结底是文化的不同。美国的义工就代表着一种文化。
女儿小时候上私立学校，学校小，家长参与很多学校的义工活动，如图书室整理图书、孩子们演出时的服装道具、节日活动和结业典礼的筹备和运作等等。我因为上班，就拿些可以在家做的事情，比如打印试题、剪纸等手工。
以为私立学校因经费有限需要义工，发现到了公立学校也是如此。学校里有家长会，家长会是由愿意做义工的家长组成的，其职责就是配合学校，把教育搞得更好。
美国学校一学年分成六个段落，一个学期有三个段落，每段落是六个星期。每个段落也就是六个星期结束，就有学习成绩出来。小儿子小学有个鼓励孩子们读书的项目，规定了每六个星期读书的点数，达到点数的学生则受到奖励。精神奖励由老师去做，物质奖励则是由家长会完成。物质奖励很简单，三四位家长在六个星期结束时的某天午饭时间，在学校餐厅里，用爆米花机准备好新鲜的爆米花，装入一个个小纸袋里。读书达到点数的学生凭奖票领取爆米花。孩子们最喜欢爆米花，有的孩子过来想拿钱买，但不行。这个本来不值多少钱的爆米花，是一种荣誉，是用钱买不到的。义工们满脸笑容地一边递出袋子，一边送出几句鼓励孩子读书的话。拿到爆米花的孩子，带着满足和自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吃得香，笑得甜。
逢年过节学期结束，学校里就会有派对，这些也都是由家长会组织策划的。圣诞节前夕，学校的最后一天下午，趁着孩子们课间活动的机会，家长义工们在各班级里，将红红绿绿的纸张铺在课桌上，上面按人头摆好小吃和点心，孩子们回到教室，高兴地一边吃，一边玩义工们为他们组织的游戏，愉快地度过他们学期的最后一天。有一次，我参加家长会为派对准备食品的工作，将混合好的食品装入小袋子中。学校里有几百名学生，每人一袋需花费不少的时间，好在有十几个义工，分成几个小组，流水线作业，很快就完成了一半工作量。这时，组织者提出一个问题，各年级不是同星期举行，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否要分两次完成。有的说既然做就一次做完，有的说应该分两次，食品放在袋子里久了就不新鲜，面对大家的七嘴八舌，组织者发话说要民主投票，最后按多数同意分两次完成的意见执行。决议出来，大家的议论也就结束。
小学里除了上述为新移民开设的语言班之外，还为需要补课的学生提供服务，补课大多由义工来担任，其中不乏在校的高中生。在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其中做义工是很重要的指标。因此高中生们为社区服务，到医院做义工，到小学作课外辅导，甚至帮助邻里，只要是没有报酬做的事情都可以记录在案。
中学里学生们的活动较多，义工的需求便五花八门起来。比如说乐队，乐队的活动很多，常外出表演比赛，服装整理清洗、道具搬运、学生照顾等等都是由义工完成的。到了十一二年级，乐队通常要出远门，家长会便很早开始筹备经费，其方法有各种义卖、组织学生们洗车、学校晚餐等等。
义卖在美国是常用来筹钱的一种方式。你如果去计算花的钱和得到的东西是否合理，就绝对得不到满意的答案。比如说一盒甜点在店里卖一块多，成了义卖，价钱就变成三块，亏了，心里就不是滋味。如果反过来想，因为三块钱的奉献而得到一盒甜点的感谢，就会心满意足。公司里常有员工们为孩子们做各种各样的义卖，喝咖啡的地方常摆着各种名目的糖果甜点在卖，尽管价钱通常是商店里的两倍，但是仍不乏买者。在我小时候的生活里，买卖是与我无缘的，而且重文轻商的观念在我心中根深蒂固。有一次，参加高中乐队的儿子拿回一大盒糖让我帮着卖，我硬着头皮把糖拿到了公司，学着别人把装有四十小袋糖的盒子摆在咖啡台上，将卖糖的目的和价钱写在一个文件袋上，插在糖盒里，心想这一袋糖在商店里只卖五十九分，我却要给儿子卖一块，大概没几个人会买。下午还没到下班前，装着四十袋糖的糖盒就空了，数数文件袋里的钱，不仅不少，还多出一点，大概是谁没找零钱。
为孩子的义卖让我发现，对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美国人来说，义工和义卖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不会算计钱花得值不值，付出和回报是不能用等号连接的。
在美国，不光是个人，而且公司也参与社会上不同的义工。我上班的公司与一个无家可归流浪者避难所有联系。为了让那里的孩子们有快乐的童年，逢年过节和孩子们的生日，都会有礼物送到孩子们的手中，对在校表现好成绩突出的学生也有奖励。这些礼物都是员工们捐献的。有时候，公司门厅里放着一个收礼物大箱子，公司员工们按各人意愿捐献。公司附近有个学校也是公司所支持的学校，公司定期派义工们去做课外辅导。
另外公司常做的一项义工活动是帮助流浪者避难所修建改善居住环境。有一次，丈夫特地带着三个孩子参加公司的活动，帮助流浪者避难所更换地毯，将家具搬出，撤除旧地毯，换上新地毯。孩子们通过参与义工活动，了解了社会的另一层面。
同样，有一次，我参加公司的义工活动，帮助一个妇女儿童避难所修建改善居住环境。我们分成三个组：我参加的是窗帘小组，其他两个是卫生间小组和室外小组。去前，每个小组都开会，集思广益制订方案，并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到了那里，我们拿出自带的缝纫工具，分工合作，从测量、剪裁、缝纫到装订。结束前，避难所的前厅和活动大厅有了窗帘，大厅内的几张大圆桌铺上了与窗帘花色一致的台布，桌上摆着花篮。公司的一位副总裁也参加了义工活动，他参加的是卫生间小组。看上去他十分在行，干的是贴墙纸的技术活。几个卫生间被重新粉刷，墙与屋顶交接处贴上墙纸，洗手池台上有花瓶，花的颜色和浴巾、墙纸遥相呼应。室外小组清理院落，油漆粉刷室外凉亭，换上新的室外休闲坐椅。那天结束时，大家脸上都挂着满足的笑容。温馨的环境的确令人感动。想到那晚上，住在那里的女人和孩子们回来时，看到这里的变化，感到被关爱，将会有怎样的心情、怎样的感动。
记得有一次，从华人报纸上读到美国白人批评在美国的华人缺乏关心社会，缺乏热心社区服务。报纸反省我们华人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缺少公德。我想这仍然应归纳到文化的不同。中国是礼仪之邦，没读过书的人也知道，礼尚往来是人情之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人与人交往应有的高尚品格，然而这些往往都是建立在彼此相识的基础上。美国的义工不求感恩、不图回报，为相识和不相识的人工作和奉献，小到捐衣物捐食品，大到捐金钱捐鲜血捐骨髓。什么是义工？将自己所拥有的时间、精力、知识、技术、金钱无偿奉献，就是义工。义工是社会的润滑剂，也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出生和成长在这个文化中的人，自然而然地将义工当成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其实精于算计的人是愚昧，因为施比受更有福。
义工来自美国的各个角落，滋润着美国的每寸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