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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 激励与约束1

第七章激励与约束1

绝对平均主义:滥竽充数的启示

【绝对平均主义】要求绝对平均分配一切社会财富的思想。

【适用场景】绝对平均主义——大锅饭

人是理性的,即在付出劳动既定的情况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或者在获得利益既定的情况下力求付出的劳动最小化。这种利己性无可厚非,人总是在各种环境下善用所依存的条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韩非子》中就记载了南郭先生“滥竽充数”的故事。

齐宣王爱好音乐,喜欢听人吹竽。每次听乐师吹竽,他必定要300个乐师一起合奏。南郭先生听说齐宣王爱听合奏,便到齐宣王那里推荐自己。齐宣王很高兴,以优厚的待遇将他留下来。事实上,南郭先生根本就不会吹竽,每次合奏时,他都是装腔作势。后来齐宣王死了,他的儿子齐湣王继承了王位。但是齐湣王喜欢听乐师独奏,南郭先生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逃走了。

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把南郭先生当做以次充好、以外行充专家的典型,实际上我们不能不说,在“合奏”的环境下,南郭先生的表现无疑是个理性人——他不劳而获。齐宣王实行的是一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无论竽吹得如何,付出了多大劳动,都得到同样的一份食物,吹竽者当然要出力越少越好,装出一副吹的样子而不必用力吹。但是,南郭先生是个理性人,其他乐手也是理性人,并且会效仿。南郭先生不吹竽仍可获得同样的食物会成为一个榜样,引起更多人效仿,长此以往,乐团的竽声只会越来越小。这就是“平均主义大锅饭”所引起的集体无效率。经济学家常说坏的制度使好人也会做坏事——许多勤奋而有才华的吹竽手变懒。

要使南郭先生这样的懒人变勤劳,靠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大锅饭”制度的改变。当齐湣王改变了“大锅饭”,要一个人一个人地吹竽时,南郭先生只有两条路,或者努力学吹竽,或者被淘汰。南郭先生最终选择了逃之夭夭。淘汰了南郭先生,就激励了其他人,效率必定提高。

人的懒惰或勤奋不是天生的,很大程度上是后天养成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而有效率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这就是经济学家常说的另一句话,好的制度使坏人也会做好事——懒惰的南郭先生不得不勤劳,否则就被淘汰了。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口粮由公社、生产队掌管,农民不在自己家里吃“小锅饭”,而要一起到公共食堂吃“用一个大锅煮的饭”。但是,这种建立在绝对平均主义基础上的“大锅饭”制度,严重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大锅饭”制度养育了越来越多的“懒人”。

当时的农村搞人民公社,农民在一个生产队里一起干活,干多干少都一样,吃大锅饭,人人都不用对生产负责。安徽省凤阳县是有名的穷地方,凤阳花鼓里有这样的唱词:“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由于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了人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粮食产量极低,小岗村最好的年景每人每天9两粮食,收入0.11元,最差的一年每人每天2.8两粮食,收入0.04元。小岗村当时共有20户人家,115人,除了1户外,其他户每年都要外出讨饭。

1978年年末,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大包干协议”上按下了手印,说得通俗一点就是单干。1979年秋天,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6 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的粮食产量总和。

小岗村“包田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而他们的创举正式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中国的发展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从人性利己的角度来说,“大锅饭”并不能有效激励人。用道德说教去改变人性是无用的,要用制度去引导人性。在合理的制度之下,恶的人性也会产生好的行为;在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善的人性也会产生坏的行为。

产生南郭先生的行为不是南郭本人的人性如何,而是齐宣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制度”;使南郭先生逃跑的也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齐湣王改变了制度。平均主义可以把勤劳者变为懒人,激励制度可以把懒人变为勤劳者。打破了“大锅饭”制度,虽然打破了南郭先生之流的“饭碗”,但是却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