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士特莱夫是地主中的恶少和无赖，他是闹事鬼、吹牛家、赌棍、酒徒和浪子的类型。这种人，粗相识，与你一见如故，看来如豪爽的英雄，狂暴的好汉；几经交往，细体察，原来是地道的流氓，十足的无赖。
地主梭巴开维支是保守、顽固、冷酷专横的俄国农奴制度的化身，俄国封建反动势力的支柱。他赤裸裸的奉行这一制度弱肉强食的原则。
地主形象画廊中的最后一个是泼留希金。剥削者的自私、堕落、吝啬、贪婪，在泼留希金身上发展到了可怕的程度。这是一个可怕的吝啬鬼，一个丧失全部活人感情，猥琐、卑微、僵硬、麻木，成为“人的灰堆”的地主典型。
果戈理通过泼留希金的形象，在客观上显示了农奴制崩溃的必然性，同时，通过这批地主的形象的描绘，展现了一幅农奴制下贵族社会经济、道德总崩溃的揭露性图画。这些人才是真正的“死魂灵”。
此外，《死魂灵》还描写了与地主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外省官僚世界，这是一股残酷统治人民、保护封建贵族利益的****势力。与此同时，在整个作品中，渗透了果戈理对农奴的悲惨命运的同情和对他们的伟大潜力的赞扬；虽然果戈理并没有正面写出地主阶级对农奴的剥削，更没有把这两大阶级的矛盾作为小说的主要矛盾。果戈理并不同意农民起义，他是从人道、人性的角度来揭露地主的丑恶和同情农奴的。此外，果戈理心目中的“俄罗斯祖国”也是抽象的，是包括一切俄罗斯人在内的“全俄”。
在《死魂灵》中，果戈理早期小说中的怪诞情节和神秘主义消失了，讽刺批判力量更为深刻、强烈，农奴制统治者的典型形象比《钦差大臣》更丰满了。果戈理现实主义的人民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更成熟。典型化原则已经到炉火纯青和独具特色的程度。他善于通过社会环境和生活条件，通过对人物的具体物质生活和细节描写，刻画具有鲜明个性的典型形象。5个地主各有性格，决不互相重复，这在典型创造中是杰出贡献。作者对人物的态度明显地流露在他描写地主、官吏时所用的讽刺手法中。由此并产生了果戈理创作最大的艺术特色——“含泪的笑”。果戈理对人民和祖国的爱和有关的思考则体现于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抒情插笔中。作者的爱国主义不能突破他的思想矛盾和阶级偏见，而只能局限在对农奴制和地主的反人性的恶德的控诉和对祖国未来的浪漫主义幻想上面。
《死魂灵》的体裁也是俄国文学中特殊的现象。叙事的散文和诗的意境结合在一起。作家称这部小说是“长诗”并不是偶然的。果戈理的创作对19世纪的杰出作家如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谢德林、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都有很大影响。
果戈理促进了俄罗斯文学语言更接近生动的口语。这种语言以其简练、有力、确切、惊人的灵活和逼真而受到欢迎。
别林斯基
别林斯基（1811~1848）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第一个光辉代表，杰出的文艺批评家、理论家。别林斯基不顾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迫害，坚决主张文学要揭露****农奴制的黑暗，以唤醒人民的觉悟，并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社会意义，对俄国进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别林斯基出生于一个清寒的医生家庭。1833年起任杂志《望远镜》编辑，1834年发表论文《文学的幻想》，探索了从罗豪诺索夫到果戈理的俄国文学发展过程。1835年发表的《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标志着别林斯基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初步形成。1839年底别林斯基由莫斯科迁居彼得堡，他逐渐成为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担任《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1846年转到涅克拉索夫主编的《现代人》杂志，直到逝世都在《现代人》工作。
从1840年起，别林斯基每年都在杂志上发表他对一年来俄国文学的综合性评述。《1847年俄罗斯文学一瞥》（1848）一文形成了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的最后结论。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共写了11篇文章分析普希金的创作（1843~1846）。1847年7月写的《给果戈理的信》，对果戈理晚年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和俄罗斯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封信是别林斯基文艺批评活动的总结。
别林斯基是在解放运动中“完全代替贵族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先驱”（列宁）。他的思想发展通常分为两阶段，即30年代的民主主义—启蒙主义阶段和1840~1848年的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阶段。别林斯基克服了唯心主义错误，转到革命民主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立场后，认为社会主义对他来说是“思想中的思想，存在中的存在，问题中的问题”（《18年给鲍特金的信》）。
在文艺理论批评上，别林斯基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主要是：
第1，他提出了文学的人民性理论。他认为人民性首先就是民族特性，因为文学“不可能同时又是法国的，又是德国的”；这民族独特性“不在于汇集一堆凡夫俗子的言语”，“而在于俄国式的对事物的看法”（《文学的幻想》，1834）。人民性是和忠实地反映社会问题紧密相联系的。同时他还指出了文学“必须把全部注意集中于群众、大众，描写普通的人。”
第2，别林斯基阐述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理论及其巨大意义。在《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1835）中，他提出“理想的诗歌”和“现实的诗歌”的区别，强调后者更符合于时代的要求（但这时他把两种诗歌过分对立起来，后来作了纠正）。他对典型化问题作出许多论述，指出塑造典型是“创作本身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第3，他从俄国18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中具体论述了以果戈理为代表的“自然学派”即俄国现实主义派的巨大意义和创作特色。他肯定了“自然派”文学的批判讽刺倾向和揭露社会黑暗的战斗作用，驳斥了认为揭露黑暗是“诽谤”现实的谰言。
第4，他对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及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进行了具体、深刻的论述，开创了俄国文学批评的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和具体分析的优良传统。
冈察洛夫
冈察洛夫，1812年6月18日出生于辛比尔斯克一个商人家庭，1834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文系，30年代末期起在几种手抄文集上发表文学习作。1842年所作特写《伊凡·萨维奇·波德查勃林》，运用自然派写实手法，是他早期较好的作品。1846年与别林斯基相识，对他此后的思想和创作有很大影响。
1847年，冈察洛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第1部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描写一个在外省地主庄园中长大、爱好空想的贵族青年如何在彼得堡生活环境影响下变成一个讲求实际的官吏和企业家的故事，抨击了庄园生活所形成的种种传统习气——浪漫主义、耽于幻想、感伤情调和外省作风，表明资产阶级关系正在兴起。
这部小说得到别林斯基的好评。1852~1854年，冈察洛夫随海军中将普佳作环球航行。1858年出版《战舰巴拉达号》，生动地记述了欧亚一些国家的风土人情。1856~1860年任图书审查官，对进步文学抱同情态度。1862至1863年主编官办的《北方邮报》，1863~1867年任出版事业委员会委员，1891年9月27日逝世于彼得堡。
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1847~1859），表达了农奴制改革前夕社会上强烈的反农奴制情绪和要求变革的愿望，细腻地描述了地主知识分子奥勃洛莫夫精神上的死亡过程。
奥勃洛莫夫养尊处优，视劳动与公职为不堪忍受的重负。尽管他设想了庞大的行动计划，却无力完成任何事情，最后只能躺在沙发上混日子，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懒汉和废物。他标志着传统的“多余人”蜕化的极限，是一个没落地主的典型，同时还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杜勃罗留波夫称赞这个形象丰满逼真，有立体感。他说：“冈察洛夫才能的最强有力的一面，就在于他善于把握对象的完整形象，善于把这形象加以提炼，加以雕塑。”
60年代阶级斗争的尖锐化使冈察洛夫世界观中的保守因素加强。他和屠格涅夫一起脱离《现代人》杂志，与民主阵营分道扬镳。他的第3部长篇小说《悬崖》写作达20年之久，反映了他的思想的演变，暴露出他在60年代世界观中的矛盾。小说一方面批评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无能（莱斯基），并以同情的笔调描写藐视旧传统、追求新生活的薇拉；一方面又歪曲平民知识分子、“虚无主义者”伏洛霍夫的形象，攻击革命民主派，并美化封建家长制生活原则（祖母的形象），因而受到进步阵营的批评。
冈察洛夫的3部长篇小说实际上形成一个整体，连续反映了40~60年代俄国社会的演变：农奴制俄国墨守成规的积习逐渐为新兴资产阶级积极实干的精神所代替。冈察洛夫虽然看到资产者的狭隘与冷酷自私，但认为他们代表时代的发展方向，因此他笔下的企业家形象带有一些理想化色彩。《奥勃洛莫夫》中的奥尔迦、《悬崖》中的薇拉是优秀妇女的典型，体现着俄国进步思想界对新生活的向往。
冈察洛夫晚年写了一些短文、回忆录，如《文学晚会》（1877）、《在大学》、《记别林斯基的为人》（1881），以及文学评论《万般苦恼》（1872）、《长篇小说〈悬崖〉序》（1869）、《长篇小说〈悬崖〉的意图、任务和思想》（1876）和《迟做总比不做好》（1879发表）等。《万般苦恼》评格里鲍耶陀夫的《智慧的痛苦》，指出其中的主人公恰茨基不仅是农奴制的揭发者，而且是社会上每个转折时期必将出现的与旧事物斗争的英雄。《迟做总比不做好》总论自己的3部长篇小说，捍卫现实主义，反对自然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
冈察洛夫指出，“现实主义是艺术最重要的原则之一”，现实主义的关键是塑造典型，而“如果形象是典型的，它们就一定要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本身生活于其中的时代，唯其如此，它们才是典型的”。
赫尔岑
赫尔岑，1812年4月6日生于莫斯科大贵族家庭。自幼深受十二月党人起义影响，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科学习，与奥加辽夫等人组织政治小组，研究社会政治问题，关心西欧革命运动，宣传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1833年，赫尔岑大学毕业后，因出版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于1834年和小组成员一起被捕，以“对社会极其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先后两次被流放。在长达6年的流放期间多方面接触黑暗的社会现实，加深了对****农奴制度的憎恨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1836年起以伊斯康捷尔笔名发表文章。1842年回到莫斯科，站在西欧派左翼立场，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
40年代，赫尔岑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思想上逐渐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他与别林斯基一起，主张俄国走革命的道路，先是反对保守的斯拉夫派，到了40年代后半期，又同自由主义西欧派分道扬镳。主要哲学著作《科学上一知半解》（1842~1843）、《自然研究通信》（1844~1845），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要求哲学密切联系自然科学和社会实际，肯定自然和人、物质和意识的统一，认为“真实的世界无疑是科学的基础”，强调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矛盾是自然和社会进步的基础。列宁认为，赫尔岑“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由于在沙皇****统治下无法进行社会活动，1847年携家赴法国，成为政治上的流亡者。次年目睹法国二月革命以及革命失败后工人的被血腥镇压、反动势力的“可耻的凯旋”，他思想上发生危机，对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感到失望，转而把希望寄托于俄国日益高涨的农民运动，认为俄国在消灭农奴制后可以通过农民村社实现社会主义，为后来的民粹主义奠定了基础。
1852年8月，赫尔岑移居伦敦，1855年在伦敦建立“自由俄国印刷所”，出版过许多革命传单和小册子；1855年创办文艺丛刊《北极星》，1857年又同奥加辽夫合办《钟声》报，发扬十二月党人革命传统，号召人民推翻沙皇****制度。这些报刊大量地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农奴制改革前夕，他曾有过动摇，表现了自由主义倾向，在《钟声》上呼吁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地解放农奴；同时，在评价贵族知识分子对解放运动的历史作用上，又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有分歧。不过，在他身上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占了上风。60年代，他坚决站在革命民主派一边，反对自由主义，促进秘密革命组织“土地与自由社”的建立，支持1863~1864年波兰起义。晚年侨居日内瓦，期待西欧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把视线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寄希望于“劳工世界”。1870年1月21日在巴黎逝世。
赫尔岑在反对俄国****农奴制度的斗争中，确立和发展了唯物主义美学观、现实主义文艺观。他认为“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是革命和科学道路上的试金石”，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是指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也包括以它为基础的尊重现实、热爱生活的美学观。他肯定人的审美活动同社会实践的联系，强调美“不能置身于自然规律之外”，美来源于现实生活。确认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艺术的特征在于“艺术是想象，科学是理解”，艺术家的思想“由语言表现出来，体现为形象”。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坚持文艺的思想性和人文性，认为文学“作为人民的语言，是他的生活的表现”。
他在在《科学上一知半解》、《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1850）等著述中，提出对俄国文学史和世界艺术史的系统见解，论证现实主义代替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揭露现代资产阶级文化艺术的腐朽没落。他在《终结和开始》（1862）等文章以及书信中，一再指出“市侩精神……对艺术来说是格格不入的”，它在艺术上的两个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为金钱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他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文学是唯一的论坛，可以从这个论坛的高处，向公众发出自己愤怒的呐喊和良心的呼声”。这一思想贯穿于《谈谈描写俄国人民生活的长篇小说》（1857）和《俄国文学中的新阶段》（1864）等论文中。
赫尔岑肯定俄国文学同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强调以果戈理为代表的“新文学的主要特点是病理解剖”，“对现存秩序的新的否定”；同时十分重视出类拔萃的正面人物的塑造，认为通过这种典型能最充分、最鲜明地体现时代的理想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