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还有刘涌，之前他的称谓是"沈阳市著名青年企业家"，"XX代表"，现在的称谓是"黑社会头子"，当然已经被法办了。此前，刘一定属于中国富人阶层的。所以刘涌是继胡长清、成克杰之后又一个因为下场很惨，而让有些中国富人倒抽一口冷气的大人物。
还有一些富人，本来是寄生在富人圈下的，他们靠买凶、敲诈，甚至伤人、杀人、组织黑社会而致富。对这些人的发迹史和下场，你还能说什么？这些人渣，本来就是社会的恶性肿瘤，在他们的发迹史上，人性已经泯灭，贪欲占有一切，他们要靠吃人活着。而他们的最终结局，不是被法律所歼灭，就是被自己的贪欲所毁灭，这是铁定的规律，对于这个下场，只能用两个字表达我们的态度，那就是：活该！
尽管这些富人有的很风光，有的很低调，但是无一例外，他们都属于短命鬼，财富与荣誉转瞬即逝。
六、富人的社会形象
中国大陆富人阶层的形成大致可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早期。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一批敢闯敢拼的农民，出现一批"养鸡专业户""养鸭专业户"等"万元户"，他们积累了"原始资本"，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乡镇企业的带头人，也成为中国第一批高收人群体。
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是市场化的最早期，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最早进入这一领域的是待业青年，甚至两劳释放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相对文化层次较低，他们成为迅速获利的"个体户"。武汉汉正街就是典型代表。其中有不少以炸油条或卖水货服装起家的大佬们。他们是通过相对简单的方式迅速获取财富的，形成了中国的第二批高收人群体。这一领域获得暴利的日子，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告结束。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时期，主要生活、生产资料开始走向市场化，粮食、棉花、钢铁、土地等形成了计划内与计划外两种价格，一些头脑精明的小商贩、采购员，部分拥有批条权的人及其亲戚，就利用"双轨制"政策造成的这种差价获取暴利。这样就诞生了中国的第三批高收入者。
随着制度与市场的完善，以上三类人获得超额利润应当说，总的趋势是公众心目中的富人形象越来越正面、积极，富人正逐步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尊敬。因此，如今一种叫做"成功人士"的新富人形象，正在广告和传媒上频繁出现。他通常是男性，中年，肚子微凸，衣冠笔挺。他很有钱，开着簇新的宝马车去自己的办公室；他也可能在美国留过学，养成了西式的习惯，在怀揣即将与外商签订的商业合同、匆匆跨出家门前，不会忘记与美丽的太太吻别；他还很讲究生活的情趣，周末打几杆高尔夫球，晚上还要去听交响音乐会。
最近几年来，他成了社会上最受瞩目的人物：每当建造一个花园的别墅群，发展商总要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甚至当街挂出横幅，说是在为他准备"理想的居所"；宾馆、饭店、夜总会，还有那些说不清名目的场所，都殷切地敞开大门，盼望他成为出没的常客；一大批报纸和杂志，竭力揣摩他的口味，不断改换开本、纸张甚至宗旨，只为了能够进入他的客厅；一些小说家、电视和电影剧作者，也从他身上获得灵感，纷纷写起了他和女人们的复杂故事。
这幅从现代社会新富人身上描摹下来的"成功人士"肖像，已经成为今天的人们最羡慕的生活形象，成为他们想象未来，表达自己人生欲望的最流行的文化符号。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伴随着一批批富人的涌现，有关富人的争议、质疑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它不仅涉及到富人的第一桶金是黑是白，以及财富膨胀过程中是否存在权钱交易黑幕，还涉及到富人是否有起码的社会责任和守法意识，富人是否有意不纳税。这种质问与不久前发表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一书的两项民意调查相得益彰：在合肥为采样地的受访者中，对"现代社会主要靠企业家推动"的说法，非常同意、有点同意、不太同意和很不于在国内上演"富有秀"了，早就与国际接上了轨，在海外大长中国人的"脸面"了：无论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赌城还是在澳门特区，原先出手阔绰的日本产业大鳄早已不算什么，取而代之的是一掷千金的中国富商们，中国富人们出手的阔绰及豪气让外国人大为折服。如今，在那些场所，从服务生到老板，谁也不敢小瞧中国财神爷了。
在这幅富人画像中，公众目光中含有的鄙夷、不屑的成分更大一些。同意的比例分别是14%、22.2%、42.7%、21.1%，持反对意见的高达63.8%；对"少数人先富对社会没好处"的说法，表示非常同意和有些同意的居然也高达40.3%，完全不同意的只有19.1%。这当然只是一地的调查，但研究者选择合肥这座城市显然是有明显考虑的，它代表了中国发展程度中等和中等偏上城市居民的典型心理。
实际上，富人的社会形象牵涉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富人怎样发财的，即富人致富的手段是不是合法的。事实上，在中国的许多大款中，虽然有靠勤劳和智慧致富的，但是多数人的财富不是通过艰苦创业、公平竞争获取的，而是通过钻国家政策的空子、不公平竞争、资源垄断和信息垄断而攫取的，一般老百姓是没有这样的条件的。正如《时代》杂志所说的："对一些人来说，中国的新贵们有点像美国19世纪的强盗男爵。"因此，引发了人们对大款的不满，其实老百姓对这些人发财方式不满和反感的心态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再者，这些富人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出现的，迅速致富的色彩较浓，还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谦和的、有着独特价值观和积极人生态度的中产阶级，从而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对"为富不仁"者的认识。更主要的是一些曾经让人目眩眼红的巨富偶像，泥水还没有干就轰然坍塌了：如当年号称中国首富的牟其中现在已因诈骗罪被关在铁窗里，继续他的白日梦，与他同等待遇的还有号称"点子大王"的何阳。再如2001年福布斯评出的中国二富杨斌表演了一个乾坤大挪移之后，在赴任朝鲜第一个资本主义特区的当日凌晨，就被公安人员从他的荷兰村别墅里带走，他的身价也随着香港上市公司股价的暴跌和荷兰村故事的穿帮而一泻千里。首富排行榜的第三名仰融，同时也折戟沈阳，虽已远走美国，还是被公安部门宣布批捕--虽然他是否涉嫌转移国有资产现在尚无定论，但已然在社会上引起人们对富人们财富来源的又一轮质疑。
第二个问题涉及富人是怎样进行消费的，即其花钱的手段是理性的还是暴发户般地肆意挥霍。不可否认，确实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富人的生活是放荡而无节制的，他们将很大一部分金钱花在了生活奢侈品的消费上，而并非用于能使社会财富增值的再投资上。尽管别人无权干涉其怎样花自己的钱，但其行为还是有道德底线的。
人的消费方式大致可分成红色、蓝色、白色、灰色和黑色等五种。红色消费指的是向慈善机构、文化教育事业及各种公益事业的捐款，蓝色消费指用于使财富增值的各种投资花费，白色消费指的一个人用于自己合理的日常生活方面的开销花费，灰色消费指的是花在吸烟、喝酒之类的个人嗜好方面，以及购买各种高档奢侈品方面的开支，黑色消费指的是吸毒、****之类的花授出任评委会主席。目前设立天文学、数学、生命科学与医学3个奖项，每项获奖者将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此等人对待财富的态度，正是人类文明的标志之一。
他们与那些受人诟病的富人不同，如诺贝尔和卡耐基生活在19世纪的瑞典和美国，邵逸夫在20世纪中后期的香港奋斗成功，他们所处的都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社会，在他们形成价值观的年代，贫穷和罪恶都还是社会的普遍现象。比尔·盖茨生活在一个法治市场经济里，在那里，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和高达55%的遗产税使得富而捐赠财富者比比皆是。但是，当盖茨和他的妻子宣布，他们将史无前例地、把超过500亿美元的个人财富中的99.9%以上将用来回报社会时，人们会忍不住向杂志封面上他们的照片投去尊敬的目光。
如今，中国经济蒸蒸日上，富人层出不穷，但热心公益的人却不多。中国国家大，要办的事情多，需要的钱也不是小数。有不少学校需要盖栋新教学楼代替危房，有不少孩子还上不起学，有不少下岗职工和农民生活没有保障。政府当然有责任解决这些问题，但当政府财力不够，难以顾全时，就非常需要社会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或企业伸出援助之手。
如果以是否肯为社会公益事业花钱为标准，富人大致可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像陈嘉庚那样，把全部财富用来办学，不惜毁家纾难支援抗战，自己和家人却过着清贫的日子；二是像邵逸夫这样，把财富的一部分捐赠社会，同时保持自己生活的高水准；三是一毛不拔，将钱全部用来自己消费或扩大生产。
前两种人不说了，如果就其精神而言，他们不仅是富人，也是全社会学习的榜样，就说"铁公鸡"这类富人，既然钱是他自己的，他就有支配自己金钱的自由。在他把钱赚到足够多时，愿意效法邵逸夫，拿出一部分奉献社会，是他的自由，我们会为此叫好喝彩；如果他不愿学习邵逸夫，不肯拿钱出来办公益事业，也是他的权利。他只要按章纳税，遵纪守法，就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因为包括他的高消费，他买豪宅，购名车，穿名牌服装都要交税。他办企业，要招聘工人，同样在为扩大就业做贡献。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可以很肯定地说，既要保护乐善好施的邵逸夫们的财富，也要保护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们的。学不学邵逸夫，完全是他的自由和权利。
但反过来说，道德义务和人生权利的确不是一回事。富人应该有"富人的道德"，应该对社会更多地负担起法律以外的义务，这并不是财富分配不公时代才有的"底层情结"。
如果只从权利方面说，很多事情是大不一样的：我有权利大大方方地坐着，而不给身边的孕妇让座；我可以直接朝道路中间那位行动迟缓的老人冲去，因为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我"有权"不改变方向（这就是流行第三章、富人的生活方式富人的生活是高雅的，也是丰富的。当我们还把每周一次的桑拿或保龄当作一种潇洒的时候，他们早把它当成了忆苦思甜的活动。他们打的是桥牌，下的是围棋，玩的是高尔夫。他们业余生活的旨趣是保养健身、修身养性，当我们还在欣赏塞北的朔风枯草，品味江南的烟雨细柳之时，他们已经在阿尔卑斯山滑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