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
5331100000003

第3章 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踏上长征路(2)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自盱江两岸夹江南下,缓缓地向广昌作堡垒推进。毛、洛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决战”。他们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从4月10日至28日,红一、三、九军团进行了历时18天的广昌保卫战。敌人依仗空军、炮兵的优势,以平均每天2公里的速度,步步为营,向广昌推进。坚守广昌的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大量杀伤敌人,但由于战争指挥的根本错误,兵力消耗巨大,终于不得不在4月28日放弃广昌。广昌战役的失败是李德、博古不接受毛、洛正确主张,推行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结果。

广昌战役失败后,在5月中旬中革军委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提出了严正的批评,指出:广昌战斗中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这是一种拼消耗的打法,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巨大损失。博古不承认错误,反过来给张闻天扣****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

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的指责,当即予以批驳,指出: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责备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运用武器的”,那是根本反对武装起义,以为工人可以用和平手段得到胜利。今天批评广昌战斗,是说同敌人死拼这种拼消耗的打法是错误的。敌人空中每天有三四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地上有一个炮兵旅的大炮轰击,兵力又大大强于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想靠野战工事来坚守阵地,怎么可能?我们绝不应该单纯防御,死守硬拼!应该保存主力,用别的办法战胜敌人。同普列汉诺夫根本反对武装暴动有什么相同之处?张闻天越说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役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洛二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作声。关于这次中革军委会上博洛争论的情况,据张闻天:《1943年延安整风笔记》;并据伍修权:《纪念遵义会议,怀念闻天同志》,见《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1-92页。

其实,军委大多数同志是赞成洛甫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事后,博古曾找洛甫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思,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二人不应该闹磨擦。张闻天无意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对这种提示未予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洛甫呢!

“毛洛合作”发展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洛甫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之间却逐渐接近,以至互相信任,亲密合作起来。

张闻天和******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也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两人入会的消息,一起发表在1920年2月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8期上。以后毛、张的行踪在《少年中国》上时有披露。由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只是******对“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并不怎么热心,张闻天又时去国外,在20年代两人未曾会面。

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与******的情况时有所闻。那时,从临时中央政治局到苏区中央政治局,对******总的说来不仅不尊重,而且还排斥、打击。张闻天在文章中、在会议上同样采取这种态度。他在1932年4月4日根据中央会议精神写成的那篇批评所谓“党内机会主义动摇”的社论中,否定******在反“围剿”中创造的“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策略,认为是“浓厚的等待主义”;在1932年10月6日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中央苏区工作时,博古批评“泽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认为“应该做坚决斗争”,张闻天也提到“泽东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的工作”。这个意见同****苏区中央局10月上旬宁都会议作出的决定(“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的责任”)是一致的。张闻天这些错误主张和做法,是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指导方针下势所必致的。不过,当时他同毛既未共事也无直接冲突,在个人关系上并没有什么嫌隙。

张闻天同******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的思想和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接触的机会多起来,对毛也有所了解,并逐渐接近。如上所述,毛洛二人,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等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而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

毛洛合作的历史契机是****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路线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经过这次全会,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全会以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旋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一方面又可以把******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见《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第81页注6。在行动上,张闻天当然还是服从中央集体的决定。这样,从1934年2月起,张闻天的办公地点和住处,从党中央所在地观音山搬到了沙洲坝,同******在一处办公,住地也紧靠在一起。

洛甫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后,并没有按照博古等人排斥******的意图去做。相反,他采取同******合作、尊重******的态度。洛就职以后,同毛长谈了好几次,倾听毛移交工作的意见。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是请毛参加和指导。经济工作本来是毛管的,洛接任以后,还是让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经常向毛汇报和请示;毛仍然参与经济方面重大问题的决策。这样,毛洛关系不仅没有趋向紧张,反而更加密切起来。

从以下几件具有标志性的大事,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洛合作”发展的进程,以及毛洛之间的关系到长征出发之际达到了何等亲密的程度。

①洛发表毛的调查报告,并与毛合着《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

1934年1月至2月,洛甫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六期连载******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这是******两个调查报告的首次发表。不仅如此,洛还效法毛的办法,研究基层苏维埃的工作。1934年4月,标明“张闻天、******合着”的《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一书出版。这是毛的《乡苏维埃怎样工作》和洛的《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合集。这本书的出版,可以看做“毛洛合作”的一个标志。

②在广昌战役问题上,毛洛一致采取反对态度。

前面已经提到,在博古、李德准备组织广昌战役时,洛毛一致反对;在广昌战役失败后,博洛在军委会上激烈争论,毛是支持洛的。广昌战役问题上的分歧或一致,使得“博洛矛盾”又加深一层,而“毛洛合作”则前进一步。

③长征出发前毛洛两人在“云山古寺”的坦诚交谈。

1934年8月1日敌机轰炸瑞金后,毛洛的住处都搬到云石山上的一座小庙“云山古寺”里。堂屋一侧厢房住毛一家,另一侧厢房就是洛的房间。两人朝夕相处,感情融洽,生活上也相互关心。1934年9月,毛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不止。赣南省委给洛甫打电话求助,洛立即派傅连暲星夜赶去诊治。

长征出发时,洛毛两人之所以能倾心交谈,根本原因,是他们在不少重大问题上看法比较一致,在党内生活中有共同的遭遇和感受。

广昌战役失败后军委会上那场争论之后,1934年7月上旬,博古、李德又采取了一个“排挤”洛甫的部署:派洛甫到闽赣省巡视工作。其实,在这之前,项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在闽赣省已经做了较长时间的巡视检查,刚刚回到瑞金。完全没有必要再派一个中央领导同志前往。所谓去闽赣“巡视”云云,完全是博古他们把洛甫实际上从政府领导岗位上调开的一个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