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禄最恨办新政者。一旬以前伊藤博文初到天津并传言将见光绪帝时，荣禄神色寡欢，惶恐不安。及伊藤博文在袁世凯进京时也跟着进了京，荣禄又急忙密派心腹赶往京城向******奕劻呈密信禀告要事，其信长达四十页，意在忠告皇太后提防伊藤。同时他亦派人向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通信息。杨崇伊素来不满光绪帝革新成法，尤其不满罢黜李鸿章。当他接到荣禄的信函后，也立刻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献谗：“皇上将引入东人，使伊藤专权柄。果若是，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当他闻知慈禧太后有废立之意后，又亲自赶往天津访见荣禄，荣禄遂嗾使杨崇伊上折奏请太后复出听政。
光绪帝请懿旨时被留在颐和园中，
他在玉澜堂面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
袁世凯顿时怦怦心跳，汗流浃背
光绪帝被留在颐和园中，处处受太监监视，已失去自由。他痛苦异常，没料到皇太后突然翻脸，且行事迅雷不及掩耳，以致自己后悔都来不及。要是当时采纳康有为的献策，以巡幸为名迁都上海，摆脱皇太后的掣阻就好了。
感到自己已危在旦夕，光绪帝急于15日在仁寿殿召见杨锐，交给他一道密诏。其诏云：“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荒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然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位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杨锐接过密诏，把它藏在袖内，便要退出。这时，光绪帝又要他传令袁世凯来园陛见。杨锐接旨后，匆匆告辞而去。望着杨锐行色匆匆的身影，光绪帝心里稍为安定了几分。他甚谢四小军机在自己危难间的忠心耿耿，也信赖康有为的足智多谋，为他推荐了新军督练袁世凯。
光绪帝把自身的安危、新政的成功全部维系在袁世凯身上。他决计在召见袁世凯时对之许以高官，借以握取军权。9月16日，袁世凯一身戎装来到颐和园应对。光绪帝恐慈禧太后差人窥视在侧，便改在玉澜堂召见。他垂询军事详情时，袁世凯对答如流，且处处迎合。光绪帝听了感到心舒意满，即面命袁世凯以侍郎候补，仍专办练兵事务，并嘱他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直接具奏，无庸经大臣转递。奸诈圆滑的袁世凯得此面命，立刻意识到自己已卷入帝、后之争的危险漩涡，顿时怦怦心跳，汗流浃背。他自度以无寸功受重赏，决不是福，准备事后力辞；但在光绪帝面前却一再叩头谢恩：“臣愿为圣上肝胆涂地，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袁世凯一退出玉澜堂、出了颐和园后，就急急前往各大臣府第拜访。他先是谒访礼亲王世铎和******奕劻，继而谒访兵部尚书刚毅、军机大臣王文韶、礼部尚书裕禄，后又登贤良寺李鸿章宅第，向诸大臣备述自己无功受赏，万不克称，要上疏辞去光绪帝面命的侍郎一职。袁世凯这样行为，一则是怕诸王公大臣起嫌，二则可探听口风。诸大臣见袁世凯如此慎重，对他印象更佳。王文韶还劝嘱他：“圣上特恩超擢，不可推辞，辞亦无益。”这样，袁世凯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下了地：既讨好了各大臣，又轻而易举地得了侍郎候补一职，于是不再提辞职事。
次日，袁世凯复到颐和园谢恩时，光绪帝又面嘱道：“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你回天津后即带兵入京师，以免意外之变。”袁世凯听了这话，心中已完全清楚光绪帝超擢自己是为了使新军不受荣总督的控制，直接归属皇上指挥。看来一场宫闱之变已迫在眉睫。但他表面仍不动声色，犹言誓死捍卫皇上，并三呼万岁而退，这使光绪帝倍感慰藉。
袁世凯告退后，光绪帝又传令林旭进见。他担心自己被禁园中，难保康有为等人不会被守旧大臣加害，遂专发一密诏交林旭传出。密诏云：“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熟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林旭藏好密诏告退离园后，光绪帝又特颁一道明谕，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督办官报，毋得迁延观望。
慈禧太后得奏知城内外军队已调配完毕、
一切布置妥当，便降旨令光绪帝回宫
在袁世凯抵京的当晚，康有为心绪颇佳。刚好这天谭嗣同的密友毕永年应电召已从湖南抵京，谭嗣同领他来南海会馆相见。
见面后，康有为便与他一起商讨勤王之事，说：“今局势危急，我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不过我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
谭嗣同听了，心想如此时刻，康有为竟还这般自负，自比唐朝宰相张柬之。不过他只是说：“袁世凯若能真的效法唐代名将李多祚，像在武则天病重时拥兵恢复唐中宗帝位那样起兵勤王，让皇上畅行新政，先生之功当在其首。”
康有为则笑笑说：“先不谈功先功后之事，勤王要紧。”
两天后，康有为得知光绪帝面谕袁世凯以侍郎候补的消息，大喜而拍案叫绝，对梁启超、毕永年等人说：“天子真圣明，较我等所献之计尤觉隆重。袁世凯必更喜而图报。然若要尊君权，非去太后不可。杨深秀曾对我说，此时若有将官带兵八千，即可围颐和园，逼胁皇太后。”梁启超、毕永年等人听他这样说，也感到非常高兴。康有为当即要毕永年去袁世凯幕中当参谋，以在袁世凯奉诏统兵围颐和园时，率百人径直往执西太后而废之。毕永年临走时，康有为又特地相嘱：“执西太后而杀之可也。”
就在康有为等人预谋围园、准备杀慈禧太后的次日，杨崇伊与荣禄密商后从天津匆匆赶回了北京。他一到住所，便马上拟好一份请慈禧太后再次临朝训政的密疏藏在衣袖中，暗往庆王府交与奕劻，奕劻即于18日晨将密折递送太后手中。
奕劻递折时，还特告慈禧太后：“皇上偏信妖人康有为谗言，已着手开懋勤殿。今在令谭嗣同拟旨，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要谭嗣同查阅三朝圣训，引入上谕。而康有为则煸动徐致靖和王照，由徐、王二人出面各自上折荐举顾问十名。徐致靖保荐康有为、黄遵宪等，王照保荐康广仁、梁启超、麦梦华、徐致靖、徐仁录、宋伯鲁等。徐致靖还妄言给康有为畀以事权，待以不次之位，俾康有为展其素志，而责以变法之效。这十足的是乱党夺权，毁坏朝纲。”
接着，他将京师所传将有官闱之变的流言加以编造：“康有为等妖人已决意兵围颐和园，皇上擢用新建陆军督练袁世凯以侍郎候补，意在操纵兵变。事急如此，皇太后宜早定圣意，早日临朝训政。”
慈禧太后听了这番话，怒火冲心。她恶狠狠地说：“小子以天下为玩弄，不识教诲，竟还敢发动兵变来围园，再不教训这不孝子，老妇死无所了。你赶快去调兵护城，再电告荣总督严密布防，万不可让袁世凯回到军中。我明日即回大内。”
说罢，她唤来李莲英，要他差人把光绪帝的住地玉澜堂的殿门用砖墙封起来，不让皇帝随意跑了。
奕劻退出乐寿堂后，即奉命到仁寿殿，向光绪帝奏请暂缓京师护军营和骁骑营兵丁的秋操，以调护军营各翼翼长，遴选管带等官，并另派骁骑营管带，谓此乃奉皇太后圣意。奕劻说话时语气骄横，那神气根本不像是在奏请。光绪帝一听是皇太后旨意，没有仔细听他说完即准奏。奕劻得到圣旨，便急冲冲地坐上马车回城，以奉旨名义布置完毕京师护军营和骁骑营官佐的任免和调动。接着，奕劻又发电报给荣禄，要他发兵守护京城。
荣禄在天津总督府接到奕劻奉慈禧太后旨意发来的电报后，即火速调谴军队。他令聂士成的武毅军十营急驻天津陈家沟，以切断京津通道，防止袁世凯军西行入京；并传令小站新军各营整备听调，将袁军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同时他又调董福祥的甘军进驻京郊长辛店，并布署数营军队由彰仪门入城以应城内之不测。为掩人耳目，荣禄在9月18日一天内向总理衙门发出了三封急电，诈称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为应事变，保卫京师，故调动军队。为防袁世凯为光绪帝效命，荣禄一面电令袁世凯回津，一面又特派专人进京送信令袁世凯即日回防。
慈禧太后将一切布置妥当后，又得到荣禄的电奏和奕劻的复奏，知城内外军队已调配完毕，于是降旨令光绪帝回宫。在她看来，光绪帝已如笼中孤雏，随时可以置于掌心。
光绪帝在17日下午接到慈禧太后允准自己次日午后回宫的懿旨后，心情顿开。不意这时杨锐来园复奏：“皇太后亲契天下以授之皇上，皇上应宜遇事将顺，不宜固执己见。变法宜有次第，进退大臣亦不宜太骤。”奏毕，他又密告光绪帝，说并未将密诏送出。原来杨锐两天前带密诏出园后，由于惊惶震恐，一连两日闭门不出，不知所为计。他苦思两日后，最后决定复奏光绪帝顺从慈禧太后。光绪帝得奏后，既恼怒，又无可奈何。他不便责怪杨锐，只是催他尽快将密诏送出。杨锐走后，光绪帝焦燥莫名。好不容易到了18日下午，他才遵懿旨急匆匆出了颐和园，如脱网之鱼一般奔回西苑去了。他一回养心殿，便要差人去问杨锐、林旭是否已将密诏传出。可是听差太监此时已无出入宫殿的自由，他自己也在宫中处处受监视，根本无法将旨意传出去了。
谭嗣同冒昧夜访袁世凯，康有为乘火车离京
杨锐见光绪帝催促自己送密诏，他从颐和园回家后，便将藏匿于家的密诏送交林旭。林旭本来已受有一密诏，得杨锐转来的密诏后，便怀揣着两道密诏急急惶惶到南海会馆来找康有为。不料康有为已出门拜客，与李端棻、徐致靖夜饮于宋伯鲁家，林旭只好留言嘱他明日勿外出。
次日清晨，林旭又来南海会馆将两道密诏一并交给康有为，康有为接诏后跪诵而痛哭。他越哭声音越大，由悲而愤，最后激愤至极。他申言自己决不遁逃，誓死捍卫皇上。梁启超等人赶忙劝他，说救皇上要紧，他才止住哭声。康有为见事已危急，便立即要梁启超和弟弟康广仁去邀谭嗣同、徐仁镜、徐仁禄等人到馆，共同经划挽救之策。众人相继赶来后，见了密诏，也一个个抱头痛哭，都表示只要能救皇上，自己身死亦在所不惜。
谭嗣同得知光绪帝已回宫，即盼望得到召见，但久等无音讯。于是他呈折上奏，可是军机大臣却不予转呈了。他将此告与康有为。康有为见同光绪帝的联系被阻断，更感局势危在眉睫，即与众人筹划，拟尽快游说袁世凯起兵勤王，杀荣禄、围颐和园，并差徐仁禄邀袁营中参谋营务处总办徐世昌参加筹划。
然而徐仁禄至小站向徐世昌说明来意后，徐世昌却拒不入京。无奈之中，康有为只好再次召谭嗣同、林旭、徐仁禄、徐仁镜、梁启超等人商量，计议选人前去劝说袁世凯勤王。他带着焦急的神情对众人说：“前日我曾与王照言：公与聂士成是换帖兄弟，何不去劝说聂将军保护皇上，勤王之功成，聂将军至少可官至直隶总督。不意王照坚拒不从，还以诗相答：‘内政何须召外兵，从来打草致蛇惊’。现今眼见皇太后天津阅兵时限已迫近，皇上手无寸铁，届时将废立，我等岂能坐等不救？然京津之军，只有慰庭七千新军可借以一用了。不知诸位同仁中有何人愿去访晤慰庭，劝说他起兵勤王？”
谭嗣同当即表示愿意前往，说：“先生之策议极是。今皇上无权，军中只慰庭可属大事。领兵围颐和园，禁锢皇太后，使政归皇上，非慰庭莫属。”
徐仁禄对此举亦表赞同，但其兄徐仁镜却不同意：“袁世凯与旧僚来往密切，此人虽言新政，不过趋时罢了。不知人之底细，万不可冒昧前去游说。交浅言深，未免举动轻率。”
林旭认为徐仁镜所言有道理，他更担心袁世凯巧诈多智谋，即使事成，日后恐难制，故他主张召董福祥的甘军。谭嗣同却说：“诸位与董福祥素无交往，事机危急，只能冒险一试袁世凯了。”
言毕，他准备与众告辞，立即动身。林旭见谭嗣同重病刚愈，身躯削瘦，心里系念的却只有皇上与新政，顿时涌起了一股敬怜之情。他一时兴起，便口占一绝相谏。其诗曰：
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
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谭嗣同听了，轻轻一笑说：“好诗，好诗！你我之辈，真该慷慨报主恩了。不过康公与我不会做汉末时的何进，袁世凯量也不是那志大才疏的袁本初。即使他是袁绍，也可为我勤王一用。公所称道的千里草董氏之甘军就一定靠得住么？”
当众人最后定议由谭嗣同去“说袁勤王”、“杀禄围园”后，时夜已深。谭嗣同顾不上吃晚饭，便直奔袁世凯在京的寓所王府井法华寺海棠院。谭嗣同到达时，袁世凯尚在书舍案前草拟奏折。早在光绪帝将要回宫的18日上午，袁世凯便接到荣禄催促回防的密电，他猜测朝局将变。可是光绪帝在18日下午还宫后，又传旨要召见他。他不敢明违君命，只得暂且留京；但他更不敢违军令，故他连夜在寓所拟折请训提前回天津。
当护卫入舍报告谭嗣同来访时，袁世凯知事有机巧，即屏去左右，将谭嗣同延入内室。谭嗣同也不作寒暄，落座后便问：“君谓皇上何如人？”
袁世凯答道：“旷代之圣主。”
谭嗣同又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可知么？”
袁世凯说：“固有所闻。”
谭嗣同见袁世凯照实相告，便直言道：“皇上有大难，今日可以救皇上者，惟在足下。”接着他用手自抚其颈对袁世凯说：“足下欲救之则救之，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
袁世凯听了正色道：“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
谭嗣同见袁世凯慷慨陈言，可以信赖，即从袖中取出光绪帝的密诏出示，说：“前日请训时，皇上面交朱谕一道，令侍郎带兵赴天津见荣禄，出朱谕宣读，立诛荣禄，即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贴告示，宣布荣禄大逆罪状，然后迅速率军入京，诛旧党，助行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