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出访是晚清政权中高官首次迈出国门同西方国家进行的一次高层外交活动。尽管其直接目的是出席俄皇加冕礼，但“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这次出访也使清国高层政治统治者有机会实地考察西方社会。李鸿章在周游俄、德、法、英、美、加等西方强国后，眼界大开，其“善教发为善政”的感叹，当是他对西方人善于治国的体认。
从其军事与政治的劳绩看，李鸿章无疑是晚清王朝的柱石。他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官位显赫。然而甲午对日败战赴日乞和、在马关签下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条约，使他一生事业扫地无余，遭致举国咒骂，乃至终生蒙辱。然而国人是否明白，赴日乞和，全是慈禧太后的意旨，李中堂不过是代人受过挨骂者。
与赴日乞和截然不同，李鸿章这次出访加强了清国与西方国家的理解和交往，他在所到之国均受到热情欢迎。尽管这种热情欢迎的背后不排除列强以软的一手对付中国，但这次出访本身表明李鸿章在晚清政坛上仍有不可小视的份量。
李鸿章不想告老还乡，僦居贤良寺
李鸿章赴日本议和归来被革职后，尽管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为全他这位勋臣的脸面，保留了他的文华殿大学士头衔，但国人却目他为丧权辱国的买****。在举国咒骂中，他自觉汗颜。李鸿章在京城并无房产，只得借住贤良寺。贤良寺位于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由雍正时怡贤亲王的宅第改建而成，其建筑宏壮，地极幽敞，环境优雅。它近邻禁城，凡入觐的封疆大吏多在此下榻。
李鸿章僦居贤良寺时，闭门谢客，也很少外出访亲会友，门庭甚显冷落。他想及自己曾为朝廷重臣，多年来坐镇北洋、遥执朝柄，不意今日不仅不能预闻朝政，更时常受政敌攻击，甚至门生故旧也离散而去，心中极感苦闷。更有甚者，连他捐款强学会也遭拒绝，这使他既怨且愤。李鸿章毕竟阅历不凡，他善于在忧谗畏讥中求得内心的平静。他不改在军营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清晨即起，用些早点后就开始批阅公文，办理公务。公余时间，他常常阅读《庄子》，以追求“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或读《资治通鉴》，以从历代治乱兴亡中鉴取经验。但李鸿章更多的时日是用来练习书法。他曾从曾国藩学书，既推崇王羲之的风格，亦无日不临摹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碑帖，力求神似。
军旅生活使李鸿章有健壮的体格。他午间的饭量颇大，菜肴多是山珍海味，饭后除喝一碗稠粥外，还要加饮一杯清鸡汁。待再饮一盅以人参、黄芩等药物配制的铁水后，他即脱去长衫到廊下散步。除非冰雪严寒之日，他决不穿长衣。李鸿章散步时有仆人专门记数，当他在廊中来回走了几十次时，仆人就大声禀报够了，这时他就掀帘而入，坐在皮椅上，再饮一盅铁酒，进而闭目养神。这时仆人就给他按摩双腿，按摩完后他就上床午睡一两个钟头。午休毕，当仆人通报“中堂已起”后，幕僚连忙入室与他说古道今。他晚餐尽量少食，餐后或看一个时辰的书，或作书信，随后就寝。这种生活节律，多年来皆无一变更。
李鸿章此时最担心的是怕人乘威脱权劫之时落井下石，而对枢府大员、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担心尤甚。三十四年前，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内被曾国藩上疏严劾，受罚流放新疆，而曾氏上疏乃是委他立稿。对于此疏，翁同龢总是忘不了，不时借机压制他。翁同龢虽然位尊权重，却一直未能入阁拜相。此次李鸿章投闲置散，翁同龢便对协办大学士头衔生觊觎之意。
这时袁世凯投其所好，甘愿为翁同龢作说客。袁世凯是势利之人，极善逢迎。他当初追随李鸿章，得到李鸿章的多方抬举；及至李鸿章失势，袁世凯立即紧攀翁同龢、李鸿藻、荣禄等显贵，以为进身之阶。
一日上午，李鸿章正在翻阅《庄子》，忽有仆人来报袁世凯来访，他心中稍喜，感到袁世凯才是忠胆之人，连忙传话叫他进来。
袁世凯登堂稍作寒暄之后即说：“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然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慰廷，你是来为翁叔平作说客吧？他急急要想得到协办，我开了缺，他即可安然顶补。”李鸿章听了袁世凯此话，气从心底起。不等袁世凯说完，他就大声喝止训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你愚也。”
袁世凯自知失言，只得俯首谢过，诺诺而退。
袁世凯走后，李鸿章余怒未消，亲信幕僚吴永便入内劝慰。李鸿章对吴永说：“袁世凯，你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吴永是李鸿章的恩师曾国藩的孙女婿，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时与他无所不谈，视为心腹。“我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环境所迫，无可如何。”他接着对吴永说，“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
吴永心中明白，赴日乞和，是慈禧太后的意旨，受过挨骂的却是李中堂。他为了不致使自己的主人过于悲愤，听了这话，便想把话题引开而请他赐教书法。而李鸿章干笑着，进而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吴永很是体谅李鸿章的这种苦衷，便说道：“生归困谗，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而李鸿章却愤愤说道：“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挠不少。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有不示加容纳。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
言至此处，李鸿章以足顿地，余怒难息。
奉命出任俄皇加冕礼的庆贺特使
转眼间到了岁末，一日，忽报军机大臣翁同龢来访，李鸿章连忙出迎。翁同龢来访是想劝请李鸿章出使俄国，因沙皇尼古拉二世将要在1896年5月举行加冕礼，俄国想在各国特使前去致贺时，趁机同中国贺臣秘谈在中国东北修造铁路之事。清廷本拟派前驻日公使、现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但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闻讯却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表示抗议：“皇帝加冕，是俄国最重之礼。出席者必国中最著名之人，有声誉于列国者方可。王之春人微言轻，不足当此责。可胜任者，独李中堂耳。”于是光绪帝与翁同龢商议并请懿旨后，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赴俄祝贺。
光绪帝的改派，不只是屈从俄国之请，而同时是出于慈禧太后联俄制日的旨意。光绪帝当然记得，日本割占辽东后，是俄国与德、法两国从中干预，日本才答应归还。后来，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公使谈判续签《辽南条约》时，日本公使又乘机勒索，提出清国应付出库平银一亿两的赎金，以作为永久放弃辽东半岛的补偿。这时又是俄、德、法三国公使出面，强调赔款不应超过三千万两并要日本限期撤兵，才使日本公使作罢。翁同龢奉命到贤良寺请李鸿章出使俄国，便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联俄意旨的实施。
翁同龢随李鸿章入客厅坐定后，先问询了李鸿章的饮食起居，接着即说明来意：“甲午对日败战后，朝野上下普遍仇日，各督抚尤甚。两江总督刘坤一言：‘各国之患犹缓，惟日本之患为急。俄国与日本既存利害冲突，我当与俄国深相结纳，互为声援。’湖广总督张之洞亦言：‘与俄立约结盟是中国今日救急要策。宜与俄订立密约，凡关系俄国之商务，酌与通融。’******及众军机大臣均主张与俄结援。今皇太后、皇上圣意已定，钦派李相出使俄国，为俄皇加冕典礼贺礼使臣，还望李相不畏劳苦，不负朝命。”
李鸿章得此消息，心中惊喜，连忙感谢皇太后、皇上圣意。但他又对翁同龢说道：“我本当甘为驰驱，为皇太后皇上效命。只是年老体弱，赴俄路程遥远，恐精力不济，难负重任。且傥陨越于礼仪，殊有伤于国体。此中难处，还请翁相体谅。”
翁同龢见他稍显落魄之态，不禁心生几分同情，便对他加以劝慰，要他切勿推辞。
不久，光绪帝降旨李鸿章，要他受命使俄，并对他加以慰勉。李鸿章得旨后，立即上疏谢恩，表示要勉竭愚诚，不负使俄重任。
慈禧太后览李鸿章上疏后，即传懿旨召见，对他百般慰问，说加恩革其职，是因朝臣交相参劾，不得不平公议舆情。继之她又耳提面命：“俄使提议，出席俄皇加冕礼要是国中最著名者，这就有劳你去一趟。访俄后，你还可顺道游历西方诸国以广交涉。”李鸿章见太后仍看重自己，又道出了自己遭革的内情，并透露出对一些朝臣的必去之心，精神为之一振，即谢恩领懿旨，再三叩首，表示甘心为国效命。李鸿章准备告退时，慈禧太后又留他在颐和园赐膳，这更使他感动。
在离开颐和园的路上，李鸿章已是愁眉舒展。他见自己伸张的时刻已经来到，便想一泄私愤。他仔细惦量着慈禧太后的话，话中提及侍读学士文廷式竭力效忠光绪帝，曾一意主战，因而断知慈禧太后有去文廷式之意。他忘不了文廷式在甲午战事起时，上疏抨击自己昏庸骄蹇、丧心误国，及甲午败战后又弹劾自己主和误国。后自己暗使亲家杨崇伊参劾强学会时，又是文廷式出面上疏，奏请将强学会改设为官书局，将其变换个名称保护下来，故他想寻机参劾文廷式，必欲除之而后快。一返回贤良寺寓所，李鸿章就向亲家杨崇伊相告慈禧太后召见、赐膳之事，促请他尽快拟就弹劾文廷式的奏章。奏章拟好后，李鸿章又亲自修定。接着，他又托杨崇伊访查参预弹劾自己的朝官，开出一清单，以送呈慈禧太后请禁勿用。清单列好后，李鸿章亲笔将文廷式的名字列于其首。
李鸿章出使俄国并拟游历西方诸国的消息一经传出，法、德、英、美等国争相邀请他先期前往访问。沙皇加冕礼在5月举行，俄国公使喀西尼惟恐李鸿章在此之前先出访法、德，有损俄中交涉，便有些着急。在李鸿章受命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后的第三天，喀西尼即至贤良寺拜晤李鸿章，与他商定访俄具体路程：乘法国邮船从上海出发，穿越红海与苏伊士运河后，在埃及塞得港换乘俄国专门迎候的轮船，由地中海入黑海，在俄国港口城市敖德萨登岸，再乘车前往莫斯科。李鸿章因喀西尼在促使日本归还辽东的过程中出力甚大，对他抱有好感，对他指定的路线便一口应承下来。他对喀西尼说：“老朽平生素未去过西方，此次访俄，正好顺路西游，一睹西方诸国君臣如何安邦治国，人民如何兴工务农，军队如何演练。”确定好行程后，李鸿章就着手组团，并很快组成了一个四十五人的庞大使团。使团中随员除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幕僚于式枚，参赞罗丰禄等外，他还特地邀请俄国顾问柯乐德，德国顾问德璀琳，法国顾问穆意索，英国顾问赫政，美国顾问杜维德等多人陪同前往。
行前，李鸿章在请训陛辞时，特将拟好的请禁勿用的朝臣名单送呈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又对他温言相慰，使他心悦气舒。回贤良寺后，李鸿章即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么？”及至天津时，亲家杨崇伊打电话告诉他：已经将立予罢斥文廷式的奏章递上了，太后已降懿意要皇上办理。李鸿章接电话后，欣喜而骄横地对随从说：“劾我诸人，皆不安矣！”3月中旬，李鸿章在出访团诸人联护下抵上海，因法国邮船得两礼拜后才至，只得候船。一旬之后，慈禧太后饬光绪帝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逐回原藉的消息传至，李鸿章闻讯大喜。
一日，前驻日公使黄遵宪前来李鸿章的寓所访谒。黄遵宪是江南名流，亦有志维新，李鸿章很是看重他。让过座后，宾主即叙谈起来，颇为投机。
当黄遵宪问询出访要诣时，李鸿章告之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
黄遵宪点头称道，然而又进谏道：“以夷制夷，宜先师夷之长技，此不只在船坚炮利，而更在政制。”
李鸿章喏然赞成，他回想起同日本战败，败就败在中国的政制，然而其中的故事又不便明说。这时，黄遵宪呈上《日本国志》一册，说：“此书八年前勒成后，曾送呈过李相稿本一册。前些时候，广州富文斋将小书刻印出版，今将之献给李相。”
李鸿章接过书，若有所思地说：“你当年送我的稿本，已粗略看过。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维新变政之由，尽在书中。然要雪甲午之耻，不妨再得一阅，是为知己知彼。”
正谈间，随从来告：法国邮船爱纳斯脱西蒙号已到达上海，不日即可启程。李鸿章便谢客，唤儿子李经方、李经述前来商议西行之事。
三天后，李鸿章率出访团乘邮船从上海出发。经一月旅程之后，出访团于4月27日抵敖德萨。这时，俄国特使、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公爵早已率地方文武官员迎候在码头上。李鸿章一登岸，他与众官员即欢迎致意。如此热情场面，使李鸿章回想起自己赴日议和登岸时的冷清情境，内心甚为感动，脸露得意之色。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上前一步，对李鸿章热情地说：“我奉皇帝陛下之命，前来迎接贵相。贵相千里迢迢，来出席皇帝陛下加冕典礼，足见俄中友谊。”
李鸿章拱拱手致谢：“特使远道来迎，一路辛苦了。”
说着，他在乌赫托姆斯基公爵的陪同下，登上停在路边马车队中一辆最豪华的马车，向市政厅驰去。
中午，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在市政厅设盛宴为李鸿章一行接风。宴间，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向李鸿章郑重地交给一份电报：“我国外交部遵俄皇之命，电请李相按国际惯例先赴彼得堡递交国书。沙皇陛下亦至盼李相早日去彼得堡相见。如若李相对准允，宴后我们即可动身。”
李鸿章接过电报，动容地对乌赫托姆斯基公爵说：“贵国皇帝陛下素重友谊，我当尽快前往拜见。只是来去匆匆，有劳贵特使了。”
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听李鸿章如此回答，分外高兴，散宴后，他即陪李鸿章一行乘专列前往彼得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