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厚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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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厚中带黑的办事法(1)

社会大舞台,处世办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出现问题就要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处世办事是一道难解的方程,解题的方法千差万别,只要我们掌握“厚”的基本原则,即厚情求人、厚脸央人、厚礼说人,同时参考“黑”的原则,即无心帮者不求,能办的一定要办,办事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有了此二者,则无事不可办。

糊涂中屈,糊涂中伸

有的人外表似乎固执自守而内心却世事通达,才高八斗;有的人外表道貌岸然而内心却空虚惶恐底气不足。

人生是个万花筒,在变幻之中要用足够的聪明智慧来权衡利弊,以防莫测变化。但是,人有时候不如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种处世的艺术其实比聪明还要胜出一筹。聪明是天赋的智慧,糊涂是聪明的表现,人贵在能集聪与愚于一身,需聪明时便聪明,该糊涂处且糊涂,随机应变。

老子大概是把糊涂处世艺术上升至理论高度的第一人。他自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而作为老子哲学核心范畴的“道”,更是那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似糊涂又非糊涂、似聪明又非聪明的境界。人依于道而行,将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即大智若愚。中国人向来对“智”与“愚”持辩证的观点,《列子·汤问》里愚公与智叟的故事,就是我们理解智愚的范本。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只要知道自己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

是愚是惑,各人心里明白就宽慰了。

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即宁俞,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他辅佐卫文公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但到了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后,国家内乱,卫成公出奔陈国。宁俞则留在国内,一面仍是为国尽忠,表面上却是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这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因为身为国家重臣,不会保身怎能治国?后来周天子出面,请诸侯霸主晋文公率师入卫,诛杀佞臣,重立卫成公,宁俞依然身居大夫之位。这是孔子对“愚”欣赏的典故,他很敬佩宁俞“邦无道则愚”的处世方法,认为一般人可以像宁俞那么聪明,但很难像宁俞那样糊涂。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倾轧中,糊涂是官场权力杂耍的基本功。仅以三国时期为例,就有两场充满睿智精彩的表演,一是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佯装糊涂得以脱身;二是曹、马争权时司马懿佯病巧装糊涂反杀曹爽。后人语云:“惺惺常不足,蒙蒙作公卿。”苏东坡聪明过人,却仕途坎坷,曾赋诗慨叹:“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为官可以愚,但为政须清明,不可混淆。

“难得糊涂”是糊涂学集大成者郑板桥先生的至理名言,他写道:“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做人过于聪明,无非想占点儿小便宜;遇事装糊涂,只不过吃点儿小亏。但“吃亏是福不是祸”,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歪打正着,“吃小亏占大便宜”。有些人只想处处占便宜,不肯吃一点儿亏,总是斤斤计较,到后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郑板桥说过:“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在我看来,世上最可悲悯的人,往往自我感觉不错,正是古人所谓“贼是小人,智是君子”之人,是那些具有君子的智力却怀持小人之贼心的人。为人处世与其聪明狡诈,倒不如糊里糊涂却敦厚。

郑板桥以个性落拓不羁闻名于世,心地却十分淳朴善良。他曾给其堂弟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愚史平生漫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为美,未尝不啧啧称道。囊中数千金,随手散尽,爱人故也。”以仁者爱人之心处世,必不肯事事与人过于认真,因而“难得糊涂”确实是郑板桥襟怀坦荡无私的真实写照,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毫无原则稀里糊涂之人。糊涂难,难在于人私心太重,眼前只有名利,不免去斤斤计较。《列子》中有齐人攫金的故事,齐人被抓住时官吏问他:“市场上这么多人,你怎敢抢金子?”齐人坦言陈词:“拿金子时,看不见人,只看见金子。”可见,人性确有这种弱点,一旦迷恋私利,心中便别无他,唯利是图,用现代人的话说:掉进钱眼儿里去了!

聪明与糊涂是人际关系范畴内必不可少的技巧和艺术,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太聪明的人,学点儿“糊涂学”中的妙处,于己大有益处。古人云:“心底无私天地宽。”天地一宽,对一些琐碎小事,就不会太认真,苦恼也不来了,怨恨更谈不上。得糊涂时且糊涂,是“糊涂学”的真谛,聪明人不妨试一试。

能屈能伸,做成大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王辅臣可称得上是最能使用厚黑处世的人。此人屈时能屈到底,伸时能伸到极,可谓是厚黑处世的典范。

王辅臣本姓李,山西大同人,少时为宦官家奴,后投奔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中有个叫王进朝的,没有儿子,收了他为义子,从此就改姓为王。王辅臣身高七尺有余,面容白皙,眉如卧蚕,乃一美男子。他勇冠三军,锐不可当,号称马鹞子。清兵围大同时,王辅臣乘黄骠马,来去飘忽,所向披靡,致使清兵每见黄骠马,就大呼“马鹞子来了”,四处逃散。降清后隶汉军正白旗,京都满汉无不以认识马鹞子为荣。

久之连康熙也知道“马鹞子”的大名,让鳌拜把他找来,授予御前侍卫。不久洪承畴经过河南,康熙命王辅臣随侍。后洪承畴带王辅臣至云南,云南平定后,设援剿五营,就推荐王辅臣为右营总兵,管辖云南迤东一带,驻扎曲靖府。洪承畴回到京师后,王辅臣隶属于吴三桂藩下。

王辅臣对待吴三桂也像对洪承畴那样忠心,吴三桂亦将王辅臣视作子侄,凡什么好东西,他人得不到的,唯独赏赐给王辅臣。一次,奉吴三桂之命征讨乌撒,与吴三桂之侄吴应期等在马一棍营中吃饭。王辅臣饭盂中有一死蝇,一旁的王总兵看见大声呼叫他不要吃,王辅臣深知马一棍对待下人十分残酷,常因小过将下人一棍打死,所以有“一棍”之名,担心他此次会因此过将厨师杀掉,就说没关系,死苍蝇我也吃过。王总兵生性愚鲁,竟以此事同王辅臣相赌,王辅臣只得勉强吞下去,吴应期却在一旁说:“我与你赌吃粪,你吃吗?”王辅臣一下跳起怒骂道:“吴应期你当众侮辱我,别人怕王子我不怕,我将食王子王孙的脑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说完,一拳击碎食案,负气而出。

此事发生后两人虽重新言好,但在王辅臣心中还是留有一块疙瘩。恰巧平凉提督缺出,王辅臣即派人持金钱遍赂朝廷重臣。大家都在皇上面前夸奖王辅臣,终于让王辅臣如愿以偿了。吴三桂闻此消息,叹息说:“这小子花了不少钱,家里到底有多少私产,竟如此胡来?”王辅臣来告辞时,吴三桂拉着他的手,哭泣着说:“你到平凉后,不要忘记老夫,你家中穷,人口多,万里迢迢,何必如此。”于是拿出两万两银子给他作路费。

王辅臣入都后,很久都得不到皇上召见。因为他平日专门接交近侍,而忽略了阁部九卿,所以无人引见。兵部推到礼部,礼部又推到兵部,而王辅臣又不肯用钱收买部臣,只是每天同大家上上朝而已。一天,皇上赐群臣茶,有位近侍认识王辅臣,这才见到皇上,从此恩泽频加,赏赉无数。不久,皇帝对王辅臣说:“我本想留你在身边,朝夕相见,但平凉边关重地,非你不可”,随后让钦天监选择好日子为他送行。当时正值岁末,皇帝又说:“行期到了,我真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快到了,你还是陪我看过灯后再走。”

临行前,皇帝赏王辅臣御前豹尾枪一支,并说:“这枪是先帝留给我的,我每次出巡时都把它放在马前。你是先帝的大臣,我是先帝的儿子,除了这枪就没有更珍贵的东西。你把它带到平凉,见到它就像见到我。”王辅臣伏在地上,痛泣不已,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也不能稍报万一。”

公元1670年,即康熙九年,王辅臣被擢升为陕西提督。二藩叛乱发生后,他起兵响应,杀死经略莫洛,占据陇东地区,并煽动宁夏兵变,陕甘震动,此时,什么“肝脑涂地”之类的话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公元1676年,即康熙十五年,在清军围攻下,势穷投降,后被召入京时突然死亡,传系自杀。

以弱示众,转弱为强

以弱示众,引起别人的恻隐之心而想伸出援手的处世态度,也是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当然,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示弱法,有人以新闻记者的情形为例做了说明。

“想让自己真正想写的文章能顺利刊登出来,必须使用一些技巧才行。即故意显露一些一目了然,但和所报道事件的基本构成无关的错误。当总编辑在审稿时,很容易便会发现这些错误,并怀疑对方是否有意如此。但由于不是严重的过错,所以不会指责执笔人。结果因为对那些无伤大雅之误的留意,不但不会将执笔人所主张之点删除,而且会更细心地欣赏其作品,与留心对方的为人。”

虽然这种方法的效用很令人怀疑,但至少叙述得很有趣。由此可知,即使彼此的立场不同,但和顶尖领导者魅力因素有其共通之处。

例如,某名评论家主持某电视台的时事评论节目,即是这种情形。虽然他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反应也十分灵活,但就是得不到观众的欢迎。因为和他共同演出的人经观察,都觉得这位评论家精明得可怕。后来改由另一位评论家主持,收视率才逐渐提高。虽然后一位评论家因为粗枝大叶、反应迟钝,而被揶揄说:“那个傻蛋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由于能令观众有安心之感,而广受欢迎。

流行歌手的情形亦然,有些人虽然歌唱得很好,却不一定受欢迎;反而是那些能适当表现笨拙的歌手,唱片销售情形较佳。同样情形也发生在畅销小说作家身上,通常都是文笔不很好的作家所写的小说较为畅销。

我们并不有意评论这些人的能力,只是认为能适度表现笨拙和迟钝的人,反而更易为人吸引,亦较富有魅力。人无完人,有时也许表现迟钝一些更真实。

“借梯上楼”,好办事情

俗话说得好:“好风凭借力。”一个人在事业上要想获得成功,除了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外,有时还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才能事半功倍。应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策略称为“借梯上楼”法。

对于想获得成功的人来说,这里的“梯”指的是他人的能力,如名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的地位、名望、财富或权力,而“楼”则是指你要获得的某种较为理想的目标。

一般来说,无论引荐者的名望大小、地位高低,只要对你的成功有所帮助,他就是你登上高山的好梯子,他的威信和影响对你都有用处。一般人对权威和名望有一种可靠、信赖的感觉,因而他们常常会从推荐者身上来估量被推荐者的能力和人格。这种透视现象可以帮助你步向成功。

引荐者的名度越高,你就越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上司的赏识。唯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你的事业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否则,你就会被埋没,而枉有一身能耐。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人们所处机构的层次不同,便严重影响社会对自身的评估。处于声望较低机构中的人,尽管其才能或成果是一流的,却往往不能得到施展和承认;而相反,在声望较高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可能其才能或成果是二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但却容易人尽其才,被承认的机会相对要多得多。美国著名科学家杰里加斯顿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波顿效应”。

在“波顿效应”的阴影下,古今中外不知埋没了多少优秀人才。英国的地质学之父史密斯,是生物地层学创始人。他原是个标尺工出身的工程师。他编绘的“英国地层表”被埋没了20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社会认为他是个出身卑贱、无人知晓的测绘人员。我国陆家羲的数学论文在国内一直不能发表,这与他只不过是包头市九中的一个普通教师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出“波顿效应”的阴影,使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成果得到承认呢?寻求权威、名人,他们身居上层,任居高位,他们的举荐、提携颇具分量。

如何得到权威、名人的举荐、提携呢?自古以来就有伯乐识千里马之说。从古至今,众多的“千里马”都是得利于众多的“伯乐”而得以奔腾万里的。

1929年的一天,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应几位朋友之邀,去参观在北平举办的一个画展。

宽敞的大厅里,尽是一幅幅装裱精致的画,令人眼花缭乱。由于不少作画者墨守陈规、闭门造车,致使画面陈旧,毫无新意。徐悲鸿看了一会儿,感到很不痛快。忽然,一幅挂在角落里的画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他仔细端详品味着画面上那对虾,只见它体态透明,须尾舒展,生动逼真,笔法娴熟。这位观赏过许多艺术珍品的画坛大师立刻意识到,他发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当他得知此画的作者竟是一位年愈六十、木匠出身的老头儿时,不由得感叹一声:“我为这个怀才不遇的人感到婉惜,真没想到在角落里还藏着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啊!”这位国画大师就是齐白石。

几天后,徐悲鸿就聘请齐白石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并亲自乘车接齐白石到校上课。一年后,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从此,画坛又添一星。

结党成网,路路相通

一般来说,掌权者在用人时首先关心的便是对方是否对自己忠诚,才能倒是其次。若是任用一个颇能干但对自己怀有异心的部下,天长日久势必会大权旁落,这岂不是养虎为患?因此,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形成自己的一派势力,这也是统治者驾驭臣僚、树立和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手段。

蒋介石用人,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对方是不是黄埔系,二是看对方是不是浙江人。对自己的嫡系部属,蒋介石恩宠有加,常常委以重任。除非万不得已,蒋介石不会重用非嫡系的人。在用人方面,蒋介石有其独特的方法。在他看来,才学固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而对他忠诚却是第一标准。

阎锡山的用人规则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阎锡山当政时,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可见在晋系军阀中,阎锡山的五台老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阎锡山吸收人才限于山西,使人才的来源受到限制,因此,不能说是人才济济。阎老西拘于地域观念,大量使用为己所用的奴才,确实团结了一大批人,达到了树德立威、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也为山西政局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阎锡山善于提拔安排自己的心腹,这些心腹对他十分忠诚。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到大连隐居。山西被张学良接管,张学良对山西进行“整编缩军”。阎锡山召集徐永昌、商震、傅作义等部下到天津商讨“整编”方案。这些晋军将领虽然领受了张学良的命令,但又在暗地里接受了阎锡山的操纵和遥控。山西的一切变更,包括人事安排、确定政策等,都必须向阎锡山汇报后才能决定。1931年8月,阎锡山潜回山西后,晋军将领直接受其指挥,他与亲信定下计谋,终于驱逐了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东山再起,重握山西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