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武氏集团以如此高调的姿态杀出重围，闪亮登场，那些帝国的元老完全被武后的连环杀招吓着了，只有装聋作哑，才能有活路。朝堂是人家夫妻合伙经营的，我们只是拿着人家发的长期饭票在混口饭吃，劝谏已经起不到了任何作用，弄不好还会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作为大唐帝国的女主人，武后对于她的新角色充满了新鲜感和责任感。人生的道路变了，翠微宫中的武昭仪，进入了东宫苑的正宇长寿宫，成为大唐的皇后。
长安城的人纷纷感叹着，自然也羡慕和妒忌着。人们讶异于武氏怎会如此轻易地就取得名位，人们甚至于查考她的家族出身，希望从这方面寻求答案，可是，最后的结果让他们大失所望。
大唐皇朝自高祖的窦皇后、太宗的长孙皇后、新被贬废的王皇后，都是北朝高门贵族出身；窦皇后的父亲仕北周为上柱国，长孙皇后是北魏拓跋氏的宗室，皇后之父仕隋为右骁卫将军；废后王氏，是弁州望族，祖父仕魏为尚书左仆射。
可是，武氏的家世却差得太远了，名门望族的世系，根本用不着查考，而武氏却不入缙绅族谱，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汾晋的商人。那些山东旧家、关陇贵族，都瞧不起武氏家族，人们将武氏看成暴发户，认为武氏生于寒门庶族，不应该被选为皇后。
自从得到高宗皇帝的宠爱，从感业寺回到后宫，人们常背地里说武氏是“身份卑贱的侍女，商人之女”，这些话一句不落地进入她的耳中，很多时候让她愤怒难安。
虽然登上了皇后的宝座，依然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轻视嘲弄，这成了她的心头之病。
所谓身份与门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是因为个人的运气好，生长于有钱有势的土豪家庭而已。一个人的成长发展，应该更看重当下与未来。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的态度，那就是皇帝。
如果执政者尊重过去的门阀，认为他们的子孙生来就应该具有特殊的才能和特权，那他们就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执政者需要动一动、改一改，那么就会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破坏门阀体系。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的这场大戏，政治舞台上那些互斗的人物命运迥异，有的白日飞升，有的永坠地狱，有的在黑暗处呜咽悲歌，有的在光明处弹冠相庆。
如果仅仅把这一切视为个人的荣辱、谋略的高下，历史也就显得太过乏味。关陇集团与新贵之争是其“表”，阶层利益的碰撞才真正是其“里”。长孙集团代表的，是以大唐开国功臣为主的关陇贵族。他们创建了这个王朝，也由此成为这个王朝最大的利益既得者，他们的存在，让社会通往上层的渠道完全拥塞。
如果一个人生来命好，那么就会成为他们群体中的一员，或是他们的子弟、他们的裙带，那样的话，无须奋斗努力，也有机会条条大路通长安。几十年下来，一荣俱荣、近亲繁衍，大唐便成了他们的天下。
煌煌帝国，却为几大姓的家族所独霸。大姓之间通婚援引，越有权势的，其子弟当官、晋升就越容易，权力集团内部的所有好位置都被豪门大姓的子弟占满了。非豪门大姓，就算是天纵奇才，也难以挤进权力这道窄门。
以长孙无忌为例，他的家族中有多人官居四品以上，儿子皆任要职，族中子弟乃至族孙也都荫袭不断。一门高官数十人，遍布京华与各地。
这个集团中的头面人物，彼此之间都是亲家，长孙与柳奭、韩瑗、来济、于志宁都有联姻。亲戚之外，还有门生故旧，枝叶蔓连，拔起萝卜带着泥。翻阅当朝权力者的个人档案，只要查一查背景，都有谱系，都有渊源。国家虽有号称选贤任能的选官制度，可那不过是一件件摆设而已。决定他们命运的，还是家族的背景。
这就是魏晋以来有名的“门阀”制度。门阀，又称“阀阅”“世族”或“士族”。总之讲的就是高门槛、好出身。“阀阅”的词源，就很说明问题，古代的官宦人家，大门外都有两根大柱，左为“阀”，右为“阅”，是用来张贴功状的。后来人们就以“阀阅”来指代显赫人家。
豪门大姓把天下的好处都占尽了，自然会侵害到其他势力集团的利益。
一是侵害了皇权。朝廷中手握重权的官员尽是豪门大姓的人，皇帝的权力就有可能会被架空，导致皇帝的指令出不了宫门。再说了荣华富贵皆出门第，与皇帝无关。
二是挤占了寒族子弟的晋级之路。世界上只要有推荐制（不经考试或投票），那就一定存在走后门拉关系的勾当。
权力者手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编制、名额、好部门、好位置，都是留给豪门子弟的。豪门士族，就这样上欺皇帝、下压寒门，成了谁也触碰不得的“精英阶层”。这种权力资源的垄断难免让人不服，尤其是作为天下之主的皇帝。
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帝和寒族与士族的关系也就越来越紧张。显庆年间爆发的这场政治斗争，不过是矛盾经过强力挤压后的总爆发。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找出利益之争的内在路径了。
武后在从政之初，就给自己定下了任务：先革了这个可恶的精英集团的命再说。
门阀制度这颗大瘤子，最初形成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
自西汉的武帝时起，由于朝廷十分崇尚儒学，所以当官的多以读经起家。他们的官做大了，就喜欢授徒讲学，把“学而优则仕”的诀窍往下传，以致门生故吏遍天下，渐成势力。其子孙也由于家学渊源，而能够继续做官。这么延续下去，到了东汉的中期，就有了世代为官的“大姓”。
东汉的缔造者刘秀，在开国后大封功臣，造就了汉以来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豪门。到了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正式确立“九品中正制”，把门阀制度以立法形式加以确认。这个选官的办法，实际上是典型的暗箱操作，即由各郡推选出有声望的人作为“中正”，并按照才干分为九等，以备朝廷分配职务。那么，选谁不选谁，被推选者才干、人品如何，全由主持选拔的“大中正”说了算。
要是大中正既“中”且“正”，那倒还行，可以保证人才的质量。可惜天下没私心的人太少，因此推举上去的人不仅全是豪门子弟，而且难免有品行不端的阿猫阿狗。
南北朝时期，豪门士族控制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部分资源，有时连皇帝也仅仅是一块牌子。门阀制度开始成为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晋南渡以后，琅邪大姓王导、王敦拥立司马睿为帝，世间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可见其势力之大。
那时候，山东（泛指黄河中下游）有崔、卢、李、郑；侨姓（南渡人士）有王、谢、袁、萧；吴郡有顾、陆、朱、张，都是“金枝玉叶”，这些家族是南北朝时期的“红五类”。
门阀制度，就好比一道篱笆，圈起来的是最肥的特权。士族可以享受免徭役，婚姻要讲究门当户对。在日常生活中，士族一般不与庶族往来，偶有接触，也自矜门第，对寒门人士甚鄙薄之。这么做的结果，就会造成“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状态。而且这道篱笆又扎得非常紧密，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就算是在士族之间，也有高低等差。
到了南北朝后期，在战乱中，寒门人士多有以军功崛起的，甚至当了皇帝的也有几个。实践证明，有没有能耐，根本不在于门第。士族在权力斗争中无力自保，政治特权丧失，经济上也不行了，门阀制度由此才开始衰落。
到了隋文帝坐天下，开始实行科举制，把门阀制度生生砍开了一道大口子。
可是万事开头难，直到唐初，科举制取官的人数还是非常少，一科只有几十人，晋升速度也极为缓慢，不可能成为输送公务员人才的主流。传统习惯仍占上风，当官的主要渠道还是要靠门第、荫庇，或者投门下，抱粗腿，而且勋贵子弟上升也极快，官都做得很大。
唐取天下，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关陇士族，唐太宗尤其重视这一伙人。实际上，关陇集团的特点是“尚武”“尚冠冕”。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贵族——山东士族则是“尚礼法”“尚婚娅”。严格来讲，关陇集团甚至不能称之为“士族”，他们不过就是一些“勋臣”。
这就是长孙无忌集团之所以专横于朝的一个背景。
太宗皇帝一向对山东士族不太感冒，对他们在衰败之后靠门第卖婚而趋炎附势尤为不齿。为了抑制一下他们不断蹿升的势力，太宗特指派吏部尚书高士廉领衔编撰《氏族志》。他明令，编写时要把以皇族为首的关陇士族的地位拔高，起码要与山东、吴郡士族坐上一条板凳。
这个高士廉是什么人？说出来吓你一跳，他是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的亲舅舅，本人更是身世显赫。他名俭，字士廉，渤海莜（今河北景县）人，是典型的山东士族。爷爷高岳是北齐神武帝高欢的堂弟，封清河王，官至左仆射、太尉。父亲高劢，北齐乐安王，也曾任左仆射。隋朝初年，高士廉的妹妹嫁给了右骁卫将军长孙晟，生了一子一女，其中的男孩就是长孙无忌。妹夫长孙晟死得早，高士廉就把外甥和外甥女接到自己家中抚养，视若己出。
高士廉很早就极为看好李世民，主动将外甥女长孙氏许配给了李世民。这个长孙氏，就是后来的文德皇后，习称长孙皇后。
高士廉长于行政，精于文学。在“玄武门之变”中，他和外甥长孙无忌一块儿参与了密谋。事变当天，老头儿还亲率吏卒从监牢里放出囚犯，授以兵甲，组成临时队伍驰援李世民，胆量也是不小。
因而在贞观年间，他的官运也就极为亨通，历任侍中、安州都督、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封申国公。
这是个货真价实的贵族，一家三代仆射（宰相），儿子高履行为尚书、驸马（娶东阳公主），外甥长孙无忌为太尉，外甥女长孙氏为皇后。家门风光，一时无双。
他这样一个人物，来执行唐太宗的这样一个指示，连我们都能看出，恐怕文不对题。果然，他一接手，就广搜各地豪门家谱，依据史书辨别真伪、考证世系，按门第高下把全国各大姓分为九等。《氏族志》写好后，太宗翻开一看，差点气晕。
列为一等的，是山东望族崔民干，其余山东卢、李、郑等大姓也都列为高等，排名在皇族的关陇李姓之前。
太宗顿时发了脾气，说：“不论数世以前，只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
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太宗让高士廉把原先的稿子回炉重来。高士廉道理虽然听懂了，但感情仍拗不过来，修改后的《氏族志》成了个折中的产物。他把皇族李姓列为一等、外戚为二等，还是把崔民干列为第三等，骨子里仍旧以门第为标准，绝大部分有军功而非士族的人都未列入。
《氏族志》就这么蒙混过关了，唐太宗的初衷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
太宗李世民是看清了魏晋以来选官制度的毛病，由于选拔程序中靠的是门第、势力、关系选上来的官，素质必然越来越差，大量优秀分子则淤积在社会下层。久之，国家机器就会运转不灵，底层人才也因不满而酝酿着颠覆情绪。
选出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重新完成《氏族志》百卷。太宗将《氏族志》颁发天下各州，下令永久保存。太宗并要求皇孙尽量迎娶功臣之女为妃，公主们也下嫁功臣的子孙，完全不把山东的名门放在眼里。
唐太宗颁布《氏族志》，多少动摇了山东士族的霸主地位。但他还是迫于传统的压力，只能满足于把军功卓著的关陇士族与山东旧族拉平，让社会承认建国者的高贵。而武后则做得更加彻底，她干脆就是打击士族，抬高寒门庶族，将门阀制度那道藩篱统统砸烂。
由于武后的父亲武士彟只是已故三品大臣，根本不够资格，因此在唐太宗颁布的《氏族志》里没有叙武氏家族的“郡望”。郡望是指某地某家族的声望、发祥、渊源等。这个国家名人家谱里没有你，自然就是轻视，加之褚遂良又曾公开蔑视过武氏家族，武后当然要耿耿于怀。
几乎与发起对长孙无忌最后打击的同时，彻底颠覆门阀制度的“革命”也开始了。导火索还是由许敬宗来点燃，他在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以《氏族志》中没有武氏郡望为由，奏请修改。李义府也因为其家族榜上无名，立刻予以附和。
武后认为，所谓身份或门阀，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价值，不过偶尔运气好，生长在有钱有势的家庭而已。最重要的应该是现在和将来。由于尊重过去的门阀，便认为他们的子孙生来就具有特殊才能，真是荒谬的论调。
目前能做的，就是将过去的门阀、贵族降格，抬高自己家族的地位而已。武后显然是力主此事可行，于是高宗下诏，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12人主持修订，不让任何士族人士介入，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从名字上看，这里强调的是“姓”，而不是“族”。《姓氏录》的编写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书入族谱”，不问你是豪门还是寒门，就算是打仗有功而当了官的军卒，也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