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昭仪的枕头风吹散了元老重臣的舍命极谏，至高无上的皇权战胜了强势的朝臣的重权。高宗铁了心地要将武昭仪送上皇后的宝座，更重要的是借此夺回失控的皇权。其实武昭仪得宠的另一个原因，不外乎是高宗与长孙一派的君权与相权之争在这时候已经达到了必须解决的临界点。
武昭仪的出现，为高宗收复权力失地带来了巨大的决心，也带来了现实的可能性。
正因为有这些政治因素在，武昭仪的蹿升以及争宠斗争中的残酷性，才有合理的解释，才不至于仅仅是一场低俗的争风吃醋。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九月以来，武昭仪的阵营逐步发展壮大。继许敬宗成为礼部尚书，几乎被长孙无忌贬到蜀地的李义府，在紧要关头反败为胜，成为中书侍郎。此消彼长，长孙集团的几员主将相继被贬。
唐高宗李治已经使尽所有力量，和长孙无忌等朝廷元老重臣直接对抗，甚至把褚遂良从宫中赶了出去，今日的高宗已非昨日的高宗，更不是以前那个长孙无忌说一句话，他就会自动退缩顺从的高宗。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满朝文武都大为惊骇。与长孙无忌一条船上的韩瑗当即入奏，高宗不听；次日，韩瑗再度劝谏，说到激动之处，还配合着潸然泪下。高宗根本不吃这一套，让侍卫将其拉了出去。韩瑗仍不罢休，再次上疏，但不管他如何上疏，高宗根本听不进去。
韩瑗甚至在他的奏章里直接用“妲己倾覆殷之社稷，褒姒灭了赫赫之宗周”这样的句子。武昭仪若是妲己、褒姒，那么高宗皇帝又岂能逃脱亡国之君的骂名？
以前和韩瑗共同反对高宗皇帝为武昭仪专设“宸妃”事件的中书侍郎来济，也上疏进谏：“王者之后，必慎选名门深闺淑女。以贱妾为后，将绝灭皇统，倾覆社稷……”，这样的话，武昭仪又怎会不介意？尤其是“贱妾”那样的字眼，像一把刀子戳痛了她的内心。
立后之事遭到那么多宰相的坚决反对，高宗皇帝难道真就毫无顾忌？
就当时的势力和影响而言，敢和他这个皇帝公开叫板的人，只有长孙无忌和李。长孙无忌就不用说了，李也是开国功臣，是顾命大臣。可眼下，他是只顾自己的命，根本顾不上别人的命。
李在军队中的影响力巨大，堪称军方在朝中的代言人。也就是如果他不反对，那么高宗立武之事也就等于成功了一半以上。至于褚遂良，他不过是长孙无忌庞大文官势力中的一员干将；韩瑗和来济也是如此，不过他们的影响力要比褚遂良略逊。
要在废后立武这件事上得到这帮人的支持，几乎是不可能的。
既然如此，高宗皇帝决定先从李那里寻找突破口。身为顾命大臣，只有李在这件事上始终保持沉默。既然信任沉默是金，就说明他的内心还在挣扎，还没有做出利益的最后取舍。
不到最后一刻，一切皆有可能。
再者说，那些文官只会和自己唱反调，最狠的做法莫过于褚遂良这号人，不是乱丢笏板，就是拿自己花岗岩的脑袋去撞柱子。李是个武官，武官长刀出鞘，随时可以让人掉脑袋。兴国安邦文官最拿手，搞政治斗争时军队是最好使的。有谁见过文官骂人把别人脑袋骂掉的。
所以对高宗而言，长孙无忌的支持与否固然很重要，但作为军方代表的李的那一票更关键。等到李朝见，高宗皇帝就当面询问他：“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但褚遂良等人反对。他是顾命大臣，我又不能不听他的，难道立后之事就这样算了吗？”
李回答：“立谁当皇后那是陛下的家事，何必问外人？”
高宗怀疑自己听错了，能够得到李的支持，他的心情一扫前些时日的阴霾。
李早就看出来了，高宗立武昭仪为后的心志越来越明朗化，长孙无忌的反对态度也越来越坚决。在双方你来我往这段时间里，李没有将自己的态度公开化，是因为他既不愿得罪高宗皇帝，也不愿与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发生正面冲突，所以就一直称病不出。
李之所以没有和长孙无忌等人抱团，是因为自己的出身。他不是贵族出身，是贫穷农家子弟，少年时期凭借着野心与一副不服输的劲头混迹草莽。李的世界观和长孙无忌这样豪门贵族出身的人是迥然不同的。
天下安定，人们越来越注重家世与出身，官吏非名门贵族之后不可。当年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位列倒数第二。
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这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其实李这么说，也是按照高宗皇帝的意思在行事。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负责，可见李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是有渊源的。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的那场夺嫡之战中，李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马上任命李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
太宗皇帝这么说，显然是在托孤。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皇帝的重托，并咬指出血，以此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态度。稍后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自己的龙袍披在李的身上。
太宗临终之前，特意做出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的忠心。
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为尚书左仆射。
无论是从李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回顾太宗皇帝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李世民的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做的最妥善的安排。
出乎太宗皇帝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权力核心。随后，李又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
在李“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唐朝初期，只有中书令、侍中及由尚书令代理的仆射三人是宰相，后来仅以中书令与侍中为正式的宰相。若在本职之下加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则视同宰相。
对于李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还挂着“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开府仪同三司”不过是个虚衔，是专门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以李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李李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永徽元年（公元650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
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只有两种选择，为其所用，或者为其所灭。李看得比谁都清楚。所以他宁愿选择第三条路——惹不起就躲着走。其实很多时候，逃避并不是懦弱的表现，有时候反而是智慧的选择。人要因时因事而变，这是一种策略，更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术。
事实证明，李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公元650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旋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复出，将其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李的司空一职其实也没有多少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
李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在释放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可以借助李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一次反击。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微弱到无法引起长孙无忌的警觉。尽管如此，假如皇帝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
正因为如此，李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是生死攸关的一步棋，走好了，可以满盘皆活；走不好，将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有了李这样一股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也是高宗和武昭仪在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高宗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而出。
在高宗皇帝酝酿的突围风暴中，废后立武是关键点。而李不负君王意，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了李的支持，让高宗皇帝如释重负。他开始像真正的帝王那样大展拳脚，自家的朝堂本来就应该自己做主。他先是将褚遂良降职为潭州都督，长孙无忌最粗壮的一支臂膀就这样被砍掉了。
他同时又以向皇帝投毒罪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即平民），她们各自的母亲和兄弟也被削去官职流放到岭南。对自己曾经宠爱过的两个女人和她们的亲眷如此刻薄，到底是君王心似铁，还是武后绝情人？
在这件事上，许敬宗做得更不厚道。他向高宗建议说：“王皇后的父亲王仁祐虽然已经去世，但还有特进、追赠司空的文件在，他的后代仍然可以因此靠门荫入仕，请一并撤销。”就这样，已经去世多年的王仁祐的官职也没了。
经常替长孙无忌冲锋陷阵的褚遂良也被发到千里之外的长沙，身在长安的长孙无忌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看样子很难再翻出什么花样来，高宗皇帝终于迎来短暂的、属于自己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