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地处晋中吕梁山的东坡谷野间，因境内有文峪河水而得名。文水从吕梁山流出，汇入山西的主动脉汾水。今天我们从地图上看，文水就像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商业集团——晋商，也是凭借这块土地发达的，代代不息，名扬海内外。
武家祖祖辈辈好几代人都生息在这块掘土成金的土地上，靠租种人家的田地过活，只能勉强解决温饱。一直到了武士彟这一代，家境才有所改观。
改变家境的不是命运，而是人的大脑与双手。魏晋以来，中国的政治体系形成了以血统为考量标准的士族门阀制度。国家权柄也由此落入豪强地主手中，世家大族子弟成为帝国权力系统内的一等公民。
官员的选拔使用不是看能力，全凭门第和血统的纯正度。那些高官显贵的子弟一出生就含着金钥匙，世家大族，凭借门第青云直上，就可以位列公侯；而一般的士子、商人则被列为寒门庶族。出身寒门之人，无论才学和个人品行如何卓著，也难以为朝廷重用。即使有机会进入政界，最终不过以小吏混迹，极难升迁。就算你凭借勇力当了军人，获得军功得到显位，也仍会被士族子弟轻视，或是挂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或是被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洗牌大浪淘沙，直到洗出权力格局。
从武士彟往上数，武家五代先人没有出过一个王侯公卿，基本上都是幕僚、副职之类的芝麻小官，与当时的豪门大族差得太远，属于“小姓”，但也不属于那种“寒”到底的小老百姓。
武则天的爷爷武华，官职还算得上体面，是隋朝的东都（洛阳）丞，可是几个儿子却一个当官的也没有，长子武士稜务农，二子武士逸是隋朝军队中的士兵，武士彟作为家中的老幺有自己的优势，父亲和兄长创家立业，他便获得了格外的关爱，并有了读书见世面的机会。武士彟做的是木材生意。那时候的木材，相当于今天的钢筋水泥，是重要的基础设施建筑材料。
武士彟在私塾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久，但他却极爱读书。他曾向后来的唐高宗李渊敬献过自己写的《兵法曲要》三十卷，这本书是他钻研《孙子兵法》，结合当时的军事状况写成的，这说明他读书积累已达到一定程度，并懂得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武家三兄弟都是头脑活络之人，但凡头脑活络之人，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不安分是成功者的必备素质，过于安分的人缺乏闯劲，难以实现人生的奇迹。
虽然说祖上没能为子孙留下什么高官厚禄、金山银山，可武家兄弟并没有多少抱怨，既然自己生来不是官富子弟，那就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富二代或者官二代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是每个野心家改写自己命运的座右铭。
虽然说眼前没有更好的出路，那就埋头种好自己的地，做好自己的小买卖吧。他们相信早晚会靠自己的双手和大脑改写不咸不淡的生活境遇。
武士彟最初做的只是小本生意，走村串巷，赶集上街卖豆腐。武家的豆腐做得既白且嫩，深受乡邻的喜爱，销路也不成问题的。
在取得成功之前，不管你做的是什么行当，积累的都是人生经验。成功的因素，有偶然也有必然。偶然在机遇，必然则在自己，小人物的崛起往往大抵如此。
多年的小买卖，把武士彟磨炼成了嘴甜腿勤、精于算计的生意人。
对于这样的生意人来说，利益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有时候，甚至连感情也成了变相投资。在谈笑风生之间，就可以把你口袋里的钱划拉到自己的口袋里，而你还以为自己赚着了。
短短几年的卖豆腐生涯，武士彟为自己掘下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有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加之掘金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武士彟的创业之路很快就步入了正轨。
那么如何得到这宝贵的第一桶金呢？当然也有少数幸运的人会比较容易就得到，比如长辈赐予、偶然所得（比如中彩票）等，但更多人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创业路上苦苦挣扎。就是靠着这“第一桶金”，武士彟走上了自己的转型之旅。人不可能一辈子只卖豆腐，卖豆腐养家尚可，却难以发家。如果想发家，就要进行产业升级。
何谓产业升级，比如说现在有些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琢磨着上市，上市就会让自己的企业站上更高的平台。产业升级需要投资者有眼光和胆略，要认清时局，紧盯国家政策。
武士彟是精通算计的生意人，但他更是有理想、有抱负的读书人。他对时局看得还是很通透的，个人的创业蓝图也不仅仅是把武家豆腐坊的连锁店开遍全国。那样的话，他的女儿也成为不了一代女皇，撑死了也就是个“豆腐西施”。
隋朝末年，隋炀帝杨广昏庸无道，纠缠于国内的种种社会矛盾之中，苟延残喘。这位非主流暴君算是形象工程的鼻祖，他只管埋头致力于他的大手笔，建东都、修运河、筑长城……全国各地到处都在搞开发，这种劳民伤财的建设，除了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更能养肥一些百万千万富翁。隋王朝的基础建设，需要大量木材，卖完豆腐的武士彟从中间捕捉到了更大的商机。
这种商机比卖豆腐更有赚头，它需要和官方直接打交道。一个人挣再多钱，充其量只是个商人，区别在于大富与小富。有人大富显贵，有人小富即安。
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作为基本政策被沿袭下来。在明清以前，商人的地位都十分低下，富商巨贾即使口袋里再有钱，在仕途上也无路可投。因为商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自然也就不可为官。也就是说商人的地位在当时是十分尴尬的。要想受人尊敬，既富且贵，只有一条路可走——当官。
有了钱的武士彟开始把目光投向官场，他决定与官方合作做买卖，以寻找进入官场的捷径。商场和官场有很多共通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两者都是利字当头，只要胆大心细都能混出个样来；其次这两种职业都是按照规则出牌的游戏，游戏的结果与个体的付出并非成正比。
武士彟能够在商场混得风生水起，他相信官场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为他觉得自己生来就不是吃素的，虽然卖的是豆腐。
他和朋友许文宝一块儿贩卖木材，南北大集、互通有无。由此武家的买卖越做越大，财富也越积越多，路也越走越宽，武家很快就成了当地的暴发户和官场的常客。
武士彟几年前在乡间建房买地，本来打算过几天地主老财的日子。其实只要他不折腾，那时候积攒的财富已经足够让他娶几房姨太太，逍遥半生。按常理说，只有在太平的天下才能过太平日子。可隋炀帝的天下这时候已经乱成了一锅粥，怨声载道，民不聊生，盗贼蜂起。
天下不太平，家门盈财也未必能够守得住。武士彟开始琢磨用自己手里的钱，不断地交结地方官员，并在太原鹰扬府谋得了一个“队正”的小官。队正等同于部队里管理百十个兵卒的连长。虽然职微言轻，但好歹也是个官。
官，简言之，就是替朝廷干活卖命的高级打工仔。
也就是说，武士彟完成了从农民到商人，又到官员的三级跳。虽然是最底层的官员，可也为将来的家族翻身打下了基础。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的堂弟——燧宁公杨达受诏与宰相杨素、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武士彟探知消息，准备了一份厚礼，通过关系见到了杨达，并通过杨达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让他长期供应营建洛阳的木材等物资。这不仅让武士彟的财富得以迅速积累，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商人身份与帝国高官打交道，这让他有了结交权贵的机会。
就在此时，他结识了唐国公李渊，这是他改变自己命运的大好机遇。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运气，更需要贵人。如果有了运气，又遇上了生命中的贵人，那么不成功就是天理不容。武士彟在杨达的府邸中第一次见到了李渊，他为对方的帝王之表所倾倒；他相信，在李渊心中，自己表现出来的儒容雅姿，绝非一般官吏可比。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利用对方的企图。李渊要立非常之业可以借助武士彟的财力；而武士彟要进入仕途，李渊是再好不过的借助之阶。
当时连通两地的官道正好从并州文水的武家庄穿境而过，武家的机会也跟着这条官道而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善于捕捉人生际遇的武士彟是绝对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机会的。
武士彟果断地辞去了队正的官职，在家门口的路旁开起了茶馆。让人奇怪的是，茶馆大多数时候是关门歇业的。茶馆卖的不是茶，是一种等待。等待的不是别人，是一个能够给他带来机会的人。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武士彟这个茶馆老板纯粹是玩票性质，他并不关心茶馆每天能挣多少钱，挣多少钱都有花完的时候，他追求的是可持续发展，是这辈子的饭票和下辈子的荣华。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时任并州河东巡抚大使的唐国公李渊率兵去关西，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奔走于并州、河东两地。只要途经太原地区，李渊就会到武士彟家里住上一宿，有此机缘，武士彟自然百般迎合。很多时候，武家庄的男女老少会经常看见武士彟毕恭毕敬地立于路边，毕恭毕敬地等待李渊下马歇息。
武士彟不但免费招待李渊，还不时从自己的马厩里挑上几匹骏马送给对方。李渊本来就是个武人，武人自然好马，武士彟不过是投其所好。苦心到底没有白费，也就在第二年，李渊改任太原府留守，成为主政一方的行政长官。
机会来了，武士彟毫不犹豫地就抛家舍业，到太原留守衙门当了行军司铠参军，官至正七品，比起鹰扬府的小队正，政治前途无疑又迈出了一大步。不怕进步慢，就怕没有进步。随着李渊势力的不断上升，李氏集团被天下人普遍看好。武士彟凭着自己精明的大脑，在历史的转折时刻押对了宝。
李渊在晋阳举义旗，武士彟的官阶也一步一步随之擢升。他曾经私下里对李渊说：“夜曾梦见唐公入西京，骑苍龙升为天子。”这句话除了有拍马屁的功效之外，还可以看出武士彟的胆略和独到的投资眼光。
武士彟拍着胸脯向李渊保证，只要你敢起兵，我就敢拿出自己的所有积蓄投资入股。
李渊大为感动，拉着武士彟的手表态：如果将来自己取得成功，当与武兄共享荣华富贵。李渊当时是太原地区最高长官，武士彟是他的下级官吏。两个人能够这么掏心掏肺地交流谋反之事，可见他们之间已经超越了普通的酒肉朋友关系。
武士彟为什么要如此攀附李渊，李渊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如同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叛乱夺权者一样，唐高祖李渊出生于显赫的门阀世家。按照李唐皇室的谱牒记载，李渊和他的后人有极为高贵的士族血统。其远古的祖先可以追溯至五帝时代的颛顼高阳氏，而春秋时期的祖先则可以追溯到老子（李耳）、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李广的后裔。
当然，这种说法只是李唐皇室在其显赫之时的一面之词，并没有强有力的血缘证据。没有证据就难免会让人质疑。有人认为，这只是李唐皇室为了“高远其来者”而精心编造的血缘神话。既然是神话，就是不靠谱的话。
李唐皇室高贵的出身渊源和美丽的血缘传说就像雨后彩虹折射的七色光，只要轻轻触碰，就会在阳光下轰然破灭。不管最初的渊源是如何的，李渊家族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是中国北方地区的贵族，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从李渊的祖父李虎开始，李氏家族的历史就进入到了有真材实料的信史阶段，也由此脱离了神话的轨道。
北魏末年，李虎追随宇文泰创建了西魏，官至太尉、尚书左仆射，封陇西郡公，并与太师宇文泰、太傅元欣、太保李弼（李密曾祖父）、大司马独孤信、大司寇赵贵、大司空于谨、少傅侯莫陈崇等八人同为西魏的佐命功臣、柱国大将军。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魏“八柱国”。史书有称：“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最显赫的家族势力，首推这八大家族。
当时的中华帝国划江而治，南北两朝各有各的精彩，总而言之，都是一个“乱”字了得。这“八柱国”是北朝的贵族，他们不光在婚姻关系方面彼此勾连，在权力交接方面也像是商量好了，走的是轮流坐庄的路子。不过轮流坐庄，也同样伴随着血腥与杀戮。
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创设了“府兵制”，在显赫的“八柱国”之下又设置了十二大将军。“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家族共同构成了一个空前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成为西魏王朝当之无愧的中坚力量，并且在其后三百多年的时间里，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延续和走向。
如果我们把这几大贵族按出场先后和对历史影响的先后排列，宇文家族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们最初都是西魏时期的高级将领，后来宇文泰取西魏而代之，创建了北周，其他几大家族也随之成为北周权力集团的大股东。
这个在北朝后期强势崛起，并且对中国历史影响至深的军事贵族集团，被史家称为“关陇集团”。该集团的几大核心家族不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同盟者，而且还通过彼此联姻的方式缔结了特殊的政治纽带。
在几大股东中间，最有投资眼光的当属早已汉化的匈奴氏族成员独孤信。他虽然没有建立自己的王朝，走称霸之路，却通过联姻将自己应得的权力份额牢牢地锁定在自己家族权力的吸盘上，成为最大的赢家。隋、唐和北周的皇室创始人都选择了独孤信的女儿为妻，“一门三后”的荣光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独孤信的长女嫁给了宇文泰的长子，即北周明帝宇文毓；七女又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四女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昞，她在北周天和元年（公元566年）生下了唐高祖李渊。
武德初年（公元609年），李渊开创大唐基业，李唐皇室追尊李昞为元皇帝，而李渊的母亲自然也就被追封为皇后。所以从理论上来讲，独孤信就成了三个皇帝的岳父，而独孤家族也就成了三个王朝的外戚，可谓荣耀之至。
尤其是他的七女儿独孤伽罗，也就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在隋文帝执政期间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人结婚时，杨坚就郑重起誓：不与其他女人生育子女。独孤皇后在文化修养方面要高出后宫其他女子，同时具有强烈的政治直觉。当时宫内的侍从称他们为“二圣”。
有官员曾引用《周礼》，要求官员的妻子都要听命于皇后。独孤皇后却说：“以夫人与政，或从此渐，不可开其源也。”也就是说，她反对女人参政，也不准外戚（自己娘家人）掌握国家大权。她的一个娘家人犯案，杨坚想替他宽恕此人，她的回答是：“国家之事，焉能顾私！”
北周建立后，已经不在人世的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子李昞承袭了爵位，并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
北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李昞就死了，年仅7岁的李渊袭爵唐国公。李渊作为最年幼的世袭贵族，早早地就被卷入了这场皇权交替的轮盘赌。李渊生得风流倜傥、一表人才，而且为人豁达宽容，毫无纨绔子弟的骄矜恶习。
青年李渊具备了成功男人必备的素质，亲和力和宽容度，以及由此带来的好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