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如此庞杂烦琐，是因为东亚研究乃是以地域划分研究范围，但有关东亚地区的研究又可以包含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多门学科，因此在专业划分上难免和上述这些一级学科重复。所以哈佛大学的做法是实行双轨制度，与东亚相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学这些社会科学学科（SocialScience）以及部分人文类学科（HumanArt），比如人类学、历史学等，通通划归这些具体院系管辖。具体打个比方，如果想到哈佛大学攻读中国经济或者中国政治的博士学位，不应该申请东亚语言与文明系（EALC），而应该分别申请经济系和政府系。EALC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经常会提到的“哈佛东亚系”，但实际上这是个比较笼统模糊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虽然名字里带有东亚二字，EALC的专业划分是纯人文类专业，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类院系不同，其下主要包含历史、文化、语言、宗教四个方向。有趣的是，仅以历史学科为例，EALC和哈佛大学历史系之间还有更细致的分工：EALC负责研究清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史，而历史系则主攻清代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EALC与其他哈佛社科人文类院系一样，只固定招收博士学生，而不开设硕士课程，每年招收博士生的数量在10～20人。
至于RSEA，基本可以理解为EALC项目的硕士教学版本，但又不尽相同。RSEA项目始建于1946年，旨在为对东亚地区感兴趣的学生提供较为浅显的知识储备。RSEA并非是正式的“院系”建制（Department），而仅仅是一个学术项目（Program）而已。之所以说RSEA的地位比较特殊，是因为在哈佛校内通常是学术类院系只授予博士学位，只有职业类学院（比如商学院、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才授予硕士学位，而RSEA却相反，既授予硕士学位，又是非职业类学院。按照RSEA官方的说法，该专业的设置既服务于今后有兴趣从事与东亚地区相关职业的学生，同时也为未来立志于学术道路的学生提供攻读博士学位前的“热身”。
所以，灵活性才是RSEA项目最大的优势。虽然RSEA并非正式“院系”，但是RSEA项目和哈佛各院系之间存在协议，RSEA学生可以自由到任何院系内选修与东亚地区相关的课程并计入学分。各个院系内部大部分从事东亚地区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也都被邀请加入项目的指导教师组（RSEACommittee），因此RSEA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兴趣自由选择专业方向，并在各院系里联系专业指导教师。
以上就是哈佛诸东亚研究机构的简要介绍。哈佛东亚研究岁近百年，历史悠久，不免有些“学出多门”。对于有志于申请到哈佛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来说，事先了解清楚这些专业划分和内部的不同分工，才不至于搞错方向。
东亚的热度——在哈佛听讲座
所谓大学者，须得自由开放、兼容并包之学术气氛，方能有所大成。
更值东亚的旋风横扫欧美，除去各个院系自会根据社会热点问题开设专场讲座之外，绝大部分与中国相关的讲座都是出自哈佛燕京学社或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当然，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和韩国研究中心也分别会定期举办与日本、韩国相关的学术活动，其中更有不少是和亚洲中心合办或是这些机构之间联合举办的。
以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为例，在我留学哈佛的两年中，从中国古代史到当代问题，从家庭社会问题到海峡********、国际关系问题，中心的学术活动几乎每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些讲座按照内容又可以划分为ChinaBusinessSeminar（中国商业讲座）、ChinaHumanitiesSeminar、（中国人文讲座）ChinaLunchtimeSeminar（中国午餐讲座）、ChinesePolitics&ForeignPolicyWorkshop（中国政治和对外关系专题）、ChineseReligionsSeminar（中国宗教专题）、GenderStudiesWorkshop（性别研究专题）、TaiwanStudiesWorkshop（台湾研究专题）、PostdoctoralFellowPresentation（博士后专题发表会）等。其中绝大部分的讲座专题都有固定的时间，频率在每周1～2次左右。
同样，如果你想了解日本的情况，在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的官方网站上也可以随时查到近期的各种学术活动，包括ArtandJapaneseEsotericBuddhismStudyGroup（日本艺术和佛教研究专题），ContemporaryJapanesePoliticsStudyGroup（当代日本政治专题），JapanForumTalks（日本论坛）等，其组织方式和费正清中心旗下与中国相关的学术活动大同小异。
至于主讲人，大概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由哈佛大学专任教授主讲，或是汇报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其二是邀请外来人士讲座，特别是结合当下热点议题，多为在政府部门供职的圈内人士，旨在披露更多政府内部的观点意见；其三，也是讲座最为普遍的形式，是由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或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来主讲，同时由相关领域的哈佛专职教授做讲座主持。
听讲座者也是相当踊跃，尤其是赶上热门题目的时候，提前十分钟、二十分钟占座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不少报告人是久负盛名的学者、老教授，自然听众是趋之若鹜。我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就有幸聆听过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提出“软实力”理论的约瑟夫·奈（JosephNye）先生的发言。先生已经七十多岁高龄，曾在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中出任阁僚，并曾担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已经退休多年。我在本科读书时差不多都是在学习约瑟夫·奈教授的理论，如今亲眼得见，自然倍感荣幸。
不论是燕京学社、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还是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的一切学术活动，在官网上都有及时的活动通知，同时，在哈佛校园内燕京图书馆、亚洲中心、费正清中心、燕京学社等“东亚研究指定活动地点”处都会及时贴出海报宣传，让你随时了解学术活动信息。当然，最方便的一点是学生可以在网络上登记加入这些学术机构的MailingList（邮件通讯录），之后在每次活动前几天的时候就会收到这些机构发出的自动群发邮件，作为活动通知提醒。总之，在哈佛大学的两年，听了许许多多顶尖学者及政府官员的讲座，真是大开眼界。
三十年之“怪现象”
莫要说高校里的学术研究可以如象牙塔般的“闭门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即便是如哈佛大学这样的顶级学府，学术研究的热点也经常是随时局而变，不免“相时而动”。这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项目中中国研究和日本研究的此消彼长中就可以看出究竟。
就说当今哈佛大学的东亚研究现状，就影响力和教职人数来说，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实力要强于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更强于韩国研究中心，这一点体现出在宏观的“中国崛起”和“**********”的语境下，美国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要远远超出日本和韩国。但是从历史上看，是不是中国研究的地位一直高于日本研究？事实并非如此。
回溯四十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封闭的政策及资料有限，即使一度涌现出如马若德教授(RoderickMacFarquhar)一般的世界研究“中国**********”的头号权威，但毕竟受制于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环境，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曾经一度陷入低谷。而相比于中国研究，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却迎来了黄金时期。20世纪70～80年代，正值日本创造经济奇迹，实现“二战”后的国力复兴。就如同今天西方对于“中国模式”的热衷研究一样，当初日本的成功很快在学术界也掀起了对于“日本模式”的研究热潮，哈佛的日本研究也一度压过中国研究独占鳌头。时至今日，哈佛大学不少与东亚相关的教学设施还都是以日本人的名字冠名的，以韩国人冠名的也有一些，相反以中国大陆人名字冠名的教室、学术讲厅就少得可怜，这显示着当年曾有大批日本人向哈佛大学提供捐赠，也象征了当年哈佛大学与其他美国大学一道掀起了“日本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