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王称师尚为父，助武王灭商。春秋时的宋国有正考父，校《商颂》十二篇，宋戴公命其为执政时，其背已曲；宋武公再命其为执政，其已弯背；宋宣公又命这位正考父为执政时，他已只能弯着腰，扶着墙走路了，在他面前，王公、大臣、国入谁敢不守规矩？！
汉初有老臣四皓，年纪都已八十多岁，汉高祖敦聘不至，吕后用张良所设之计，令太子卑词安车，招这四位白发皓首的老人同游；汉高祖见后，认为太子羽翼已成，便消除了废太子的意图。
三国蜀将黄忠，年七十余，打仗常先登城陷阵，斩曹操大将夏侯渊，后人以老当益壮赞喻他。
按说，雍正皇帝用人大不必以老除官，用人唯德才好。
但这里请注意，在他所辞免的年老官员之中，并没有杰出而有才者，皆才智平平，不用也罢。
智经20清除后患，减少羁绊
“一切事须知太过如不及，只以秉中执法而行，方克有济。”
——雍正
雍正政权当鼎盛之时，他始终认为秉中执法是一项重要措施。想惩治整顿吏治，必然先整顿国家行政管理制度。
“六科”，是历代封建政体中的一个行政衙门，其官吏称给事中。它的职责就是所谓的“传达纶音，稽考庶政”——即传达皇上的命令，并负责检查下面执行上谕的情况。
具体地说，六科是专门负责将皇帝批阅的奏章从内阁领出，然后誊抄清楚再发给各有关部门具体执行。它不仅有转发批奏文件的权力，而且还具有“封驳权”——即假如六科认为皇帝的命令有欠妥当，就有权将这个命令原文封好、重新打回内阁。
此外，六科还负责稽察六部，审核各类事件的执行状况，倘六科认为各部门在执行过程中有意迁延迟误，就有权对它们参奏。六科给事中所理之事，虽职位不高，但权力范围相当大，又有实权，是政府机构中属重量级部门。
作为一个满族人，雍正做厂皇帝后，深知八旗满洲是立国之本，所以，雍正很顽固地维护满族人的利益和特权地位。不过，满族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是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宠大的汉族和众多的其它民族是很不容易的。为了维护满族人的利益和保护满族人的特权地位，雍正不得不拿出一些具体的办法去处理满汉这两个民族的关系。
在继位之初，雍正皇帝就立明太祖后裔一等侯，准其世袭，承担明朝诸陵的祭祀，这自然是笼络汉人，驾驭汉人的一个手段。雍正皇帝的这—‘做法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先例，如周武王灭商，就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旧都，通过他安抚殷人。三国时魏灭蜀，封后主为安乐公。先例太多，中外古今都有，不便叙说。但无论如何，这不失为一种治国安内的智慧。
雍正元年九月，雍正皇帝说他发现了康熙帝未发的谕旨：称赞朱元璋统一华夏，经文纬武，为汉唐宋诸君所未及。因此，雍正遂命人访求明太祖后裔，以便奉明朝梗祀。
次年，找出了正白旗籍的朱元璋后裔正定知府朱之琏，封为—等侯，准其后人世袭，承担明朝诸陵的祭祀。确切地说，朱之琏的先人朱文元，是明宗室代简王的后人，在松上战役中被俘，人了八旗，是早巳满化了的汉人。诚然雍正帝这样做，目的在于利用这类的旗人来障人眼目，笼络人心，迷惑汉人，即以朱之琏为招牌，宣传不仇视明朝，不歧视汉人之意。
但是雍正帝为明朝立嗣的做法，招来了许多麻烦事。这是因为在雍正时期，汉人假借朱姓之后反清的很多。雍正七年时，山东人张玉伪称朱姓，冒充前明帝后裔。宣称星十为他算命，当有帝{之分；同年，广东总督郝玉麟在恩平县章获藏有“楚震公”令旗的群众。据他们说，康熙末年在台湾造反的朱一贵的儿子称朱三太子，原在交趾小西天，现已出发到达巫山，拥众几十万，不久就要领大兵来了。
广东总督郝玉麟称，这个案子“人犯众多，事情重大”。
案中人原计划在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攻打恩平县。由于事机不密，此案被郝玉麟发觉后，将首领捕获，又逃脱了。雍正对这个案子始终关注，责怪郝玉鳞办理不力。
把汉满族矛盾调和后，雍正又做出了消减行政部门权力的决心。
雍正即位不久，就决定削夺六科的权力以加快各种政令的顺利执行。为此他说六科的掌印给事责任紧要，因此给事中人选应交督察院共同拣选保奏。此后，雍正又命令督察院派定了六科给事中人员，并命令督察院从六科中各科不掌印信的给事中选拔出二人，出具考语，缮本题奏。这样一来，六科给事中实际上就成了督察院的一个附属部门，与督察院中的监察御史没什么不同了。
而监察御史的职责，则是负责巡视京师五城、京仓、通仓、巡盐、巡漕等差事——即经常性地到下边做各种例行性的检查。
这样一来，六科给事中划归督察院后，六科官吏便只好长年奔走内外，朝夕不宁，就没精力监督皇帝下达的各项命令了。再加上雍正还有意使六科官吏大量被派成外差，使六科中人员骤减，一应公务应接不暇，这样六科官吏在收到本章之后，便只能匆匆发出，来不及详细审阅，更诫不上对皇帝命令行使封驳权了！
因此，雍正的这一举措刚刚施行，就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给事中崔志远曾“哓晓陈奏”反对这一措施。但雍正对此只装作没听见，充耳不闻，将崔志远晒在了一旁。于是后人曾评价雍正此举是“轻重倒置，不尊重纶悖”！
事实上，雍正此举是故意将重者轻之的，正因为其重要或紧急，就力图下达顺利，使之减少羁绊；只有这样，才能使给事中们无法抵制皇帝的命令，使各项政令得以迅速传达，使皇帝的金口玉言受到绝对的尊崇。
由此可以看出，这是雍正的实施集权集中制的又一步策略，这样做形成一个直统子管理方式，有利于尽快传播实施自己的政令。
智经21管理之道，惟在用人
“治天之道，惟在用人一事，为国臣于，妒贤嫉能之念不可有。”
——雍正
雍正皇帝治国，一言以蔽之，可谓是宽猛相济、恩威并施、任人唯贤、恩抚百姓，以期达到巩固自己统治的目的。
任人唯贤自然要包括许多方面。在对贤才的选拔上，雍正帝并非不强调德行，他一再强调当官者必须不循私情，不谋一己之私，竭尽全力为国家办事。
依此标准，雍正指出：“凡为人臣，但为讲求一身尽职之道，不必牵缠兄弟手足以及子侄亲友。此即营私之巢窟，不可不知。”
意思是说，做大臣的，为了自己能尽守责，就不能顾念手足兄弟之情——因为一旦牵连上这层关系，必然会导致营私舞弊的发生。做人臣的不可不明白这道理。
为了使官吏们大公无私不徇私情，雍正帝曾明确表示：
“凡秉公持正，实心办事者，虽疏远之人而必用；有恂私利己，坏法乱政者，虽亲近之人而必黜厂。
这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能坚持原则，大公无私地为国家办事，那么，就算你与我关系疏远，我也会重用你；假如你营私舞弊、破坏法纪、扰乱政策，就算你是我们至亲兄弟我也要罢免你。由此看来，雍正为了秉公办事，是连兄弟之情也并不顾及，可称是大义灭亲的一代榜样。
雍正元年，御史汤之旭上书，指出朝廷判案，执行起来问题很多，有的法律互相抵触，有的已经跟不上时代，需要重新立法。
雍正答复：你的见解是对的。但是天下事情的治理，靠的是从政的人，而不是规章制度，法律条文，有了好人去办理，就没有办不妥的事情。如果用人不当，他歪曲法令，或者借用法令的名义办坏事，怎么办？这种人可是不少啊！所以即使把认律制定得很完美，弊端总是有的。
自古以来，帝王治理天下，比如说在理财、用兵这两件事上，如果用人得当，还怕财政整顿不好吗？其它的政事办不好吗？
同年，在鄂尔泰报告云贵两省大小官员情况的奏折上，雍正批复道：“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耳！”
雍正六年，他在代理江苏巡抚尹继善的奏折上批写道：
朕的责任，不过是提拔选用你们这样的几个总督巡抚而已。
检讨雍正的治国之术，不能不提雍正的人治思想。
荀子说：有治人，无治法。就是雍正所说的，天下事情的治理，靠的是从政的人，而不是规章制度，法律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