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之后的统计让人大出意料。2002年1月到4月，虽然财政软件的支持业务量不是太大，但是，客户不满意率却为“0”。这是所有产品支持项目中，有史以来最好的数字。因为无论什么产品的技术支持，历来每个月的客户满意率调查，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不满意的客户。这是中心北美在线支持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过客户不满意率为“0”的情况。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最新、最难支持的微软财务软件业务中，所以大伙非常激动和振奋。
几个工程师的成绩，证明了中心的能力，财务软件支持项目业务得以继续开展并不断壮大。由于客户满意率的提升，从总部划拨的财务软件case不断上升。中心的支持小组由最初的4人，发展为10多人。中国人开始帮美国人理财了。
一般而言，一个支持中心支持的产品越多，越能体现工作的水平与水准。而微软总部将新的软件产品下拨前，会有约两周的试验。总部先下发一些case，让这边的工程师做，看这批工程师能否做到准确到位地支持每个case。如果基本合格，产品就下达了，经费也过来了。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接受的产品越多，业务便越多，经费也就越多。
苹果机软件的支持也是这样获得的。在美国，还有相当多的人使用着苹果电脑。这种电脑使用的软件与一般机器的软件不同，是单独为这种机型开发的。
2001年1月，工程师陈琳接到了支持苹果机软件的任务。“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因为，中心没有人做过这个项目，万一不好，中心的声誉也会受影响。”陈琳回忆。它的难度在于，应用程序和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Office软件出问题，系统就会损坏，但系统并不是微软的。所以，每支持一个case，必须与苹果公司的系统联系起来，一起处理。而所有这些系统资料，微软公司不具备。于是，陈琳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这些资料，充实苹果机系统的知识。
刚开始，在试验阶段，美国总部有一个技术导师在线指导，陈琳一边看他怎么做case，一边用心揣摩，很快掌握了支持这类软件的路数。两周后，美国的技术导师评价说：“对路了。”陈琳听后终于松了口气，他理解其中之意是：这帮中国人可以做这个项目了。果然，不久项目下达了。直到今天，还有数位工程师在做着这个支持项目。因为工程师们能不断接受挑战，中心快速发展壮大也就在情理之中。
6前任微软（中国）总裁高群耀辞职
2002年3月18日媒体开始报道“高群耀辞职”一事。3月29日，高群耀真的辞职了。在众多的外企中，微软（中国）总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它好像一根敏感的神经，一动就让新闻界兴奋。吴土宏辞职如此，高群耀辞职也如此。
高群耀为什么要辞职？媒体有过许多猜测。一个普遍的说法是，高群耀在去年底丢了北京市政府采购那块肥肉，在与中国几家软件公司的竞争中，唯独微软被淘汰，这使得微软很失体面。所以，高群耀不得不黯然离去。
但也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北京一家杂志刊发的一文很有代表性：
“其实，这种说法对高群耀来说并不公平。对一个企业来讲，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大单，即使是微软这样的霸主。另外，微软也不可能仅就一桩丢单事件就逼高群耀离职。即使就采购事件本身，这也不是高群耀的错。当时，他正在休假，这桩单并不是他定下来的。高群耀其实只是微软发展战略调整的一个牺牲品。”
更多的媒体分析，把与政府搞坏关系的责任推到高群耀的身上也是不公平的。搞好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也一直是高群耀的工作重点之一。“微软在全球的成功必须立足中国，中国的软件业必须走出去……而微软（中国）是最好的桥梁。”高群耀这样表示。让中国接受微软，让微软了解中国，一直被高群耀看做是肩头上的最重要的任务。“商场绝非战场，前者是大家可以合作，后者是拼得你死我活”，如何把中国软件市场做大，才是最重要的。他这样认为。
为了“全球化、地方化”，高群耀称：“过去两年，我做了很多的努力。”事实上，2001年比尔在上海的许诺，2002年年初与中关村科技、四通等合作成立的中关村软件有限公司都是证明。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高群耀一直表示，在微软（中国）做得很
因而，有业内人士分析，高群耀的尴尬事实上是微软在中国政策的置，难保不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高群耀的辞职，是微软调整的一个标志，它意味着微软在中国面向产品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微软已经走过雷区，而高群耀，就是那个蹬地雷的人。
尽管媒体有种种的分析和猜测，但是，这都是局外人的看法，都不触及事情的要害和本来面目。2003年1月，高群耀，这个被人们称为微软的“沉默的羔羊”终于说话了。他撰写的《体验微软——我对微软说实话》一书公开出版。
谈及他的辞职，高群耀这样表达：
可以这么说，重重的人事问题和管理体制是我下此决心的一个关键所在。我的工作环境变了，工作节奏变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干扰，使我无法保证公司的正常运作。我看不到未来，这未来包含着我自身的事业发展和微软（中国）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我爱微软，它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典范，但我的爱是有原则的。
此时，也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现状，我的理想、我的管理理念，已无法和我的工作融合在一起。我的热情在急剧下降，而我每天也只能是为了工作而工作，为了上班而来到微软。我无法忍受自己浪费多年来积累的经营管理财富。
我知道，我必须给我这段微软岁月画上一个句号了。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作出了辞职决定。
从此番表白来看，高群耀的辞职，不是因为反盗版，也不是为了北京政府采购的出局，而是不满微软的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人事和管理问题。
更直接地说，高群耀不满的是微软大中国区与微软（中国）区的格局。他这样说：“微软大中国区与微软中国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合作成功的典范。没有一届、一任、一对合作成功过。而归根到底，除去组织机制本身的不合理性，可以说人为的因素也占有相当的比例。”
这样一个判断可能并不夸张。到高群耀辞职，微软进入中国仅仅7年，可是中国区的总裁就换了6位，人称“蜜月式”的人事策略。杜家滨出走思科，吴士宏逆风飞扬，香港经理的愤然离去，以及高群耀的突然辞职，“无不是这种公司体制和人事策略的产物”。
微软一直宣称，中国是微软公司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地域。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更使微软的高层重视到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在全球战略地位上占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席。无论是比尔·盖茨，还是斯蒂夫·鲍尔默，在对中国访问期间都一再强调，虽然中国目前占有的市场份额与微软的总额比，只有1%，但是，中国仍有着无限的市场潜力和广大的用户群体，他们将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可是，微软宣称的重视与实际的重视又有很大的距离。按照高群耀的描述：从组织机构上看，微软（中国）首先要报告给位于北京的大中国区，接着是设在日本的亚太区，然后是美国销售部，再后来是总裁、CEO，最后是比尔·盖茨。从组织机构的设置，就可以看出其对待战略地位的基本态度。既然中国的战略地位如此重要，为什么她的“婆婆”如此之多？给微软（中国）区增添的关节和枷锁那样复杂？没有一个受人重视的战略地域公司，会与公司的最高决策者的距离有那么远！
从《体验微软——我对微软说实话》一书中看到，高群耀在任期间，试图去说服、去改变，但是毫无进展。事实上，也是他力所不能及的。所以高群耀说：“我坚信一个事实：如果公司不调整大中国区和中国区的组织机构、定义及责权的话，我不认为我还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也不相信我的热情还在。”
为什么一个特别讲究效益的跨国公司，却要不惜成本设立如此相近的大中国区和中国区两个层次？一个中国公司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一个大中国区不就解决问题吗？这样的问题许多人要问。微软公司没有解释。可以理解为微软对中国的重视，也可以理解为微软对中国以及大陆中国人的不信任。
因此，我们看到的事实是，中国需要微软，微软也需要中国。但是，阻滞微软（中国）发展的，并不是中国，甚至不是盗版软件，而恰恰是微软本身。从这个角度上看，高群耀和他的前任没能闯过这片“险滩”，他的继任者恐怕要闯过去也会很难，即便能闯过去可能也会是遍体鳞伤。难怪高群耀要感叹：直到今天，我仍在为微软（中国）祈祷，希望历史不会重演！
高群耀正式离职的2002年3月29日还没有到，3月27日，他的继任者就被选好了，这个人正是唐骏。
尽管对高群耀的辞职媒体炒得热闹非凡，但此时的唐骏从没想过，这一切会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可是，结果恰恰相反，微软总部盯上了他。
7继任微软（中国）总裁
对于唐骏而言，出任中国区总裁一职，来得太突然，也很有戏剧性。事后，有关这一演变，唐骏曾向许多媒体有过叙述：
3月15日，唐骏像往常一样，打开自己的电子信箱，一封意想不到的邮件出现在他的面前，发件人是微软（中国）公司总裁高群耀。信件内容让唐骏大吃一惊：
“我将于2002年3月29日辞去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总经理职务，去追求在业界更富于挑战和对中国发展有更多贡献的职业生涯。高群耀”
信末所留的电子邮件地址为高群耀私人邮箱，不再以@Mi—crosoft.com结尾。唐骏立即拨打高群耀手机，可高群耀的手机关着。唐骏马上给高群耀回了一封电子邮件，他在电子邮件中对高群耀说，自己感到很伤感，很不希望他离开微软。唐骏问：“能不能重新考虑一下？”他劝说高群耀的理由是：“第一，你对公司很好；第二，公司需要你。”
唐骏再也没有收到高群耀的回复。
唐骏对高群耀的离开感觉很突兀，3月初，高群耀去上海，唐骏还和他一起吃早餐。那时正好作完年中报告，两个人所谈都是报告中工作的事情，高群耀丝毫也没有流露出离开的意思。
微软在中国的布局，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在北京，设有微软（中国）公司、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中国）研发中心；而上海，则设有微软全球技术中心。除了美国本土，中国已成为继欧洲之后，微软所设机构最全面的国家之一。作为两大机构的负责人，唐骏和高群耀之间有过很多的合作。高群耀每次到上海，两个人总会在一起吃饭。唐骏感觉高群耀很温和，为人非常好，很尊重高群耀；而高群耀也很尊重他，“因为我是微软老员工”，唐骏这样分析。
唐骏收到高群耀电子邮件的第3天，媒体开始炒作“高群耀辞职”一事；两天后，微软对外证实高群耀离职；又过了3天，唐骏收到微软高层的一封电子邮件，高层在邮件中说有非常非常紧急的电话会议要唐骏参加，让唐骏一定预留出时间。
收到这封电子邮件，唐骏就知道下面的事情了。他的第一反应是“不能做”。
唐骏的人生哲学比较简单，他喜欢开心，他不追求富贵荣华。他说：“就算现在没工作了，也无所谓。我在上海有房子、有车，今后吃饭的钱也有了，这辈子我会过得很开心。所以，我不会因为追求名利、地位、金钱，而失掉快乐。”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做他想做成功的事情，而且，在做的过程中要特别地开心。“我不是冒险主义者，我不冒险，也不需要冒险”，唐骏如是说。
最后，电话打来了，又是微软高层。但唐骏的态度很坚决：“不，我不能去北京当总裁。我在上海已经做得挺好，我不想离开上海。而且，我已经答应做微创CEO了，微创是盖茨对上海的承诺。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和微创双肩挑，我的担子已经足够重了。”
电话那头，没等唐骏说完，就抢过话去：“现在是公司关键时期，你说的那些，公司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帮你解决，但你现在必须慎重考虑我的提议。明天，我还会给你打电话，还会谈同样的事。但公司的策略一定不会变，你必须重新考虑一下。”
第二天，微软总部的电话又来了，是更高一级的高层。唐骏这次没有直接说“不”，他先听对方说。情况紧急，对方也就直话直说了。“公司一定要你来做总裁，你说的那几个顾虑，我们都已经考虑了，你可以兼任微创CEO，你不是舍不得你原来的公司吗？你可以在全球技术中心继续挂名。你当了总裁，公司上下一定会支持你。”
总部话说到这份上，唐骏已经没了拒绝的余地。唐骏说：“再让我考虑一下。”口气明显缓和了。接着，他被叫去美国面谈。在唐骏答应出任总裁1小时后，中国媒体就被告知微软已经任命唐骏为中国公司总裁。这一天，是2002年3月27日。当然这是事情的真正的过程。
关于唐骏的上任也有过另一个美好的“传说”。
据说，推选微软（中国）总裁的人选，起初并不止唐骏一个人，而有多个。而唐骏最后能当选，得益于井冈山的灵气。
在许多人的眼里，井冈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因为唐骏在2001年11月17日走了一趟，所以才得了这种灵气，使他与众不同，几个月后，担任微创CEO后，又得以升迁，担任中国区总裁。这个传说传到微软，所有听众都大笑。他们希望井冈山的灵气，不仅光耀唐骏，也能光耀微软的所有人。
只不过，现实比传说更加严酷。这一点在唐骏上任一年后得到充分体现。一周后，唐骏正式到北京上任。
微软（中国）总是被媒体关注炒作，唐骏原本没有多少体会。可是，从他走进北京中关村希格玛大厦的第一步起，这种关注就没有停止过。上任的第一天，他的所有活动几乎就是现场直播。媒体跟踪他的每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