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自己的声音
女性主义研究专家李小江在《解读女人》一书中痛彻肺腑地说：“我痛苦地意识到，在孩子的啼哭声中，在琐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做事业的意志不得不经常让位于过日子的本能，刚烈的秉性不得不向忍受生活的韧性低头——于是，我落入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女人的陷阱。”“不愿放弃，就要背起。我决定自觉地背起这种命运，我感到又落入了另一个新的陷阱，一个双重的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当代女性的陷阱。”“双重角色引来双重标准，像一把双刃剑，把女人割裂了，使她们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无法找到一个轻松、真实的自我。”我之所以引述这么多，是因为这段话道出了所有职业女性的辛酸苦累。双重标准来自社会的严苛，它并不因女人生育而多一些理解和关怀，反而对女性多了嫌弃和歧视。而孩子对母亲的需要和女人天性中无私的母爱也会使女性主动放弃自己的事业——如果两者之间面临两难选择。往往当爸爸的可以义无反顾地离家去冲刺事业，而当妈妈的很难做出这样的选择，她不舍得也不放心，事实上也很难离开。社会也认同这种选择。
当女性决定将两副重担都挑起时，意味着将付出更多的辛劳和两种结果，一是皆大欢喜，她以韧性、毅力和才干为自己和孩子都打出了一片蓝湛湛的天；一则很可能两方面都照顾不好，自己身体也累垮了。这种生存现实使女人不再是女人，而是女人加男人，是比男人背负起更多的责任和辛劳。
这是一个有梦想的女人的宿命。女人必得结婚，必得生育，也必得实现梦想。因此她所付出的代价将几倍于男性。生育改变一个女人，将女人真正还原为性别意义上的女性，身体的心理的，母亲的角色几乎称得上重新塑造了女人。我从怀孕那一刻起，发现了自己的改变，我变得温柔忍耐，坚韧勇敢，我的心中充满爱，对孩子的，对亲人的，才真正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让我无法割舍，他让我愿意付出我的所有来对待他。我几乎是没有一点犹豫地把我大部分精力和时间都给了我的孩子。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无比清晰地体会到了事业女性的伟大与辛劳。在当母亲的艰难中我形成了自己的女性观。
女人是天生的，从降临人间那一刻起上天赋予的生理特征，到当母亲后所体味到的人生滋味，构筑成一个全面的女性生命过程，使女人的女性特征丰富深邃完善。一个女人无论多成功，有多大声名，她都会把当母亲作为自己最美的追求。爱的激情转瞬即逝，声名的荣耀不过是过眼云烟，高高在上的地位有可能更加孤独。而孩子从孕育那一刻开始，就与母亲的生命息息相关，十个月的腹中朝夕相伴，生下来后的抚育照料，这种爱的付出比哪一种爱都更为深刻，孩子是她生命的一部分，一枝长在母枝上的小树，每一次贴近都是同样的心跳，别样的温馨。一个没有当过母亲的人研究女性文学是不完整的，一个没有深深爱过自己的孩子的女人研究女性主义也是不透彻的。
“女性”一词不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它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是女儿，是妻子，是母亲，是女人自己，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任何一个女性都不可能只成为其中的一项而置其他为虚无。她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都驱使她变得圆融、明净、厚重。因为她应勇于隐忍，甚或忍辱负重。生活中并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过于极端极有可能玉石俱焚，而圆融，才可能吹尽泥沙始见金。一个有勇力的女性是不怯于承担重任的。相反，她视责任为生命的必需，视苦难为生命的营养，视爱和成功为生命的追求。
一个人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和社会，也无法超越自己的环境和日常琐碎的生活。那么只有在妥协中寻求进取之道，尽可能去谐和身边的人和事，使它们有益于自己的发展，而不是偷偷绊你的脚。这样才有可能使优秀的女性更优秀，才能善用自己的智慧取得杰出的成就。当然，隐忍决不是软弱无能，女性面对恶毒和陷阱、迫害和压制应坚决反抗。同时，女性对自己的才能和可能取得的成就应有坚定的自信，不管别人怎样评价或者非议，甚或阻止，都应坚强面对，尽最大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所强调的是女性意志和个人心态，一个成熟的女人是战无不胜的。只有当她在事业追求和日常生活都能敞开心胸去面对时，生命的魔力、智慧的光芒、梦想的花苞才会灿烂地绽放，自由地舒展在蓝天白云之下，风来舞蹈，雨来欣悦。其实过什么样的人生，成为怎样的女人，全靠自己去想象、去选择。我始终认为自信、坚韧、理性、圆融、跳跃、天真是一个女性成功的必要素质。
我选择生命阅读视角来解读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是想给自己更大的自由，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博大的心胸去思考，去审视女性作家如何看待世界、自然和自我的种种人生课题。我的评论熔铸了我的生命体验，我坚持从自己心中发言，说出我的观点。因为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同样需要激情的澎湃，生命的涌动，它也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心与心的深刻而激烈的碰撞。
也许难免失之偏颇、激切。请各位学者专家批评。
文红霞
2009年8月31日于河南理工大学栖霞斋
导 论：从被诅咒的嫦娥到跳来跳去的“作女”
创世神话里，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制造了夏娃，让他们无知无欲生活在伊甸园，然而夏娃听从了蛇的花言巧语，偷吃了智慧果，从此有了羞耻之心，也惹得上帝大怒，将他们逐出伊甸园，使整个人类受到牵连，有了生老病死。潘多拉是宙斯为了惩罚人类而创造的一个女人，送给她一个装满灾难的盒子，潘多拉忍不住好奇之心打开了盒子，于是灾难弥漫人间。
中国上古神话“嫦娥奔月”里，美艳绝伦的嫦娥嫁给了神勇善良的丈夫后羿，但她抵挡不住飞翔的诱惑，背叛了丈夫，私吞不死神药，飞上了月宫。谁知月宫里只有荒凉空漠，于是“托身为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典型的男权话语，是父权时代对出走女人的恶毒诅咒。想要奔赴新世界吗？门儿都没有，等着变成丑得令人毛骨悚然的蟾蜍吧，独自品尝“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的滋味吧。
在这些故事里，女性是卑微的，她们的特征被描述为轻率，缺乏理智。而忘恩负义、自私绝顶、唠叨、抱怨、虚荣、小心眼、歇斯底里、撒谎、不可理喻等成为女性的专用隐语与替代词。但无可否认，这些被贬损的女性有勇气探索彼处为何物，渴望去发现和创造，她们身上蕴藏着改变世界的巨大能量。
在男权话语书写中，我们听不到嫦娥、夏娃、潘多拉这些女人的声音，不知道她的所思所想。她们在文学作品里，要么贞女烈妇，要么红颜祸水、狐狸精。在这种暗示或压抑下的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幽闭深院，弹琴绣花。就像西蒙?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只有女性自己的写作，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行动，才能摆脱他人意志的强加，真正表达出自己。从被书写到书写自己，被言说到发出自己的声音，嫦娥们走了漫长的千年历史。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飓风开始催醒女性意识，开始让女性反省自己到底是谁。女作家张爱玲、苏青、萧红、丁玲等一个个优秀的代言人脱颖而出，她们从传统道德、世俗习惯里一点点挣脱出来，建立女性对自己的言说。
然而千年来的苦难历史，却不是一朝一夕所能终结的。从丁玲的《梦珂》和女作家萧红的遭遇里，我们悲凉地发现，女性追求自由的结果不是《伤逝》中子君的死亡，就是梦珂、萧红那样的身心俱伤。所以萧红痛彻肺腑地说：“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这种状态到了九十年代开始迅猛突破。女作家们意识到要想真正获得自由，获得女性身份，仅仅反思苦难是不够的，必须建构女性自己的生活，塑造全新的女性形象。“作女”就是九十年代后女作家倾情塑造的新嫦娥形象。她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聪明美貌，时尚优雅，独立强悍，在光怪陆离的都市里游刃有余。她们是这个物欲时代的弄潮儿，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穿梭于超市商场美容院健身房之间，生活得高贵从容。她们不再依附男人，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仰男人鼻息生活，相反，她们对社会和男人了若指掌，故而能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女性的直觉和敏感帮助她们利用每一个到手的机会，完成自己的梦想。
例如张抗抗《作女》中的卓尔，都市白领，有着不菲的收入，但是她从不安于现状，总想颠覆世俗规范，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她频繁地换工作，一时想去南极，一时又去寻找翡翠鸟，在她身边有一大群能作善作的女朋友。不管生活得幸福还是不幸，轰轰烈烈是她们唯一的追求。她们也因为能作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铁凝《大浴女》中的尹小帆，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一个美国男人结婚，移居美国，离婚后再找条件更好的男人，用她姐姐尹小跳的话说，就是以不断地参与不断地破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王安忆笔下的阿三，王绮瑶都有类似的特征，她们都在近乎焦躁的跳来跳去中寻找自我，寻找属于女性的位置。
林白、陈染的小说里的林多米、黛二小姐、倪拗拗则是作女中的变异，她们沉湎于自我，充溢着敏感、锋利、反叛的情绪。她们渴望爱情，追寻纯而又纯的爱情，如果得不到，就选择背身而立的决绝姿态，就成为带有女巫气息的向男人复仇的妖女。卫慧、棉棉、安妮宝贝作品中那些沉迷于酒吧歌厅的女主人公，则在男人与男人之间周旋中寻找爱和生活的信仰，一次次失望，一次次寻找。实际上也是在用特立独行的方式“作”，貌似另类，实则有相似的气质和生活轨迹，更重要的是有一样的女性独立意识。
而“怨妇”形象的塑造则可更深层面地看出女作家的女性意识。在她们作品里出现了一系列被丈夫抛弃的女性形象，唠叨、虚荣、小心眼、多疑、歇斯底里、神经质等是她们的标签。在她们的思维定势里，男人是她们的天，是她们的地，除了他之外一无所有，所以她们在婚姻悲剧来临之时不知所措。我们来看看池莉《来来往往》中对林珠和段丽娜的爱憎分明的塑造。林珠在男人世界里自由腾挪，精明强干又足够风骚性感，后者不是为了取悦男人，而是为了更大限度地获得利益。她看上了康伟业就大胆追求，康伟业无法离婚，就卖掉康伟业送给她的房产，拿着几十万远走高飞。而段丽娜呢？则是传统女性意识的牺牲品，她辅佐康伟业成就了事业，年老色衰了被抛弃，此时她想捍卫自己的家庭和爱情，使用的手段是老土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但显得那么力不从心。同样的怨妇形象还有王安忆《逐鹿中街》的陈传青，王海鸰《中国式离婚》中的林小枫等，她们一天到晚疑神疑鬼，草木皆兵，害怕丈夫有外遇。
耐人寻味的是，女作家对这类怨妇形象几乎都没有好气，并没有给予她们同情和怜悯，而是用嘲讽的姿态写出她们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的落伍，甚至表现出了比男作家更甚的憎厌之情。因为在她们看来这类女性，除了等待怨叹，无所作为。她们要么深陷情感沼泽，视野狭窄，坐井观天，眼中心里只有那个属意的男人；要么徘徊怅叹，寻寻觅觅，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在时光之河中浮沉，总在寻找那个谁，期望他能为自己撑起一片无雨的天空，而不是自我救赎。而这些正是已经被当代的女作家们所摒弃了的女性意识。
从历史深处，从上古神话里款款走来的嫦娥们，已不再只是被观看被诅咒，她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以强悍的姿态向世界宣布：女人并不是依附男人的小鸟，女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找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