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英明睿智皇帝的接班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在改革父皇的成法上就会有顾虑，以免一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下千古骂名。清世宗雍正帝却没有因父皇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锐意进取的改革行为证明他的不同凡响。雍正帝即位之初，就抒发了"雍正改革，政治一新"的抱负，勇敢地向各种各样的官僚集团发起了进攻。雍正帝决心刷新吏治，剔除康熙朝既成的贪墨之风，变宽为严，于是，一个清明的吏治环境出现了。
继位之初，矛盾尖锐
雍正帝是在康乾盛世前期---康熙末年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的形势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当时的社会矛盾异常激烈，这种状况为雍正帝提供了施展抱负和才干的机会。他有步骤地进行了多项重大改革，高瞻远瞩，又惟日孜孜，励精图治，在他当政的十三年中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康熙帝以聪慧的才智和卓越的政治品格，一生为国家为民族创建了从衰败到鼎盛的伟业，他一生除鳌拜、平三蕃、视察黄河、疏通漕运、任用良将、东收台湾、北定疆界，等于把江山重新打造了一遍，表现出一个大政治家的锐气和进取精神。但到晚年，康熙帝的思想渐趋保守，与早年积极进取的精神相比，相当程度地失去了变革现实的锐气。再加上身体虚弱，皇子们的储位之争耗费了他的大量精力，康熙帝逐渐失去了蓬勃的朝气。康熙五十年（1711年）三月，康熙帝对大臣们说："今天下太平无事，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即此意也。"康熙帝于五十六年（1717年）进一步说：做君主的准则，就是要安静不生事，不要标新立异以为能出奇绩，也不要夸夸其谈，博取虚名。由此可见，康熙帝在晚年受了功成名就意识的左右，开始自满于以往的业绩，变得安于现状、庸俗倦怠，凡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了。康熙帝开始逃避现实，反对改革，对社会现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心里清楚，表面上装作什么也看不见。但弊端和矛盾却是客观存在的，大清帝国实际上已陷入了政治腐败和权力争斗的严重困境，封建政治固有的积弊显现出来，社会矛盾有所上升。
首先是朋党斗争。帝皇之家从来都免不了朋党之争，兄弟倾轧。康熙晚年，皇子之间储位争夺，以及索额图、大学士明珠等大臣之间的朋党之争，互相交织。此外，朝臣中有满人和汉人的矛盾，满人歧视汉人，大学士一定要以满人做"首辅"（首领）；各部尚书虽然满人、汉人都有，但满人"行走"在前，汉官在后；官缺分出旗缺、汉缺，满人少，得缺容易；同时皇帝经常表彰满人淳朴，指责汉人奸猾，势必造成满汉在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因而在政事处置上各持己见，维护本民族人员的利益，这就是"满洲大臣一议，汉大臣一议"，互不让步。其次是阶级矛盾加剧。康熙初年，由于满汉官员贪赃枉法，侵渔百姓，使"民生困苦已极"，因而康熙帝特别注重整顿吏治。他认为，要治理国家，首要的是有一大批奉公守法、勤政清廉的官吏。但由于康熙帝晚年放松了对封建官僚的约束，各种严酷的剥削便开始了，农民与官僚集团的矛盾也随之产生。比如附加税耗羡，康熙帝原来并不许征收，"州县官克取耗羡、加派私征及司道府徇情不报者，皆革职提问，徇纵不参之督抚革职"。但由于康熙朝俸禄较低，各级官僚最终还是将目光瞄准在对百姓的克取上。二十八年（1689年），浙闽总督兴永朝奏称："若断绝外官耗羡，则外任实不能度日。"结果康熙帝不得不向官僚们妥协，同意加收耗羡。
州县官征收耗羡，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则用于送礼。州县官要向上司送规礼，地方官也要向朝臣送礼，这成了当时官场上的不成文制度。州县官为了确保个人用度和这些官场常例，重视征收耗羡银的程度比征收正额钱粮的还要高，还要严厉。同时还会把征收到的正额钱粮，挪作他用，严重地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支平衡，情况最严重时户部库里只有八百万两银子贮存。康熙帝看到这种现象，于五十九年（1720年）说各省的钱粮亏空太多了，不够开支。这种情况使得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以皇帝为首的政府和官僚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矛盾。与康熙初年相比，官场滥征耗羡，吏治不清已成为康熙帝晚年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再次，西北用兵也造成了社会矛盾加剧。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西北兵端肇起以后，康熙帝调兵遣将，开销较大，西北前线人民负担显著增加。部分军士不愿出征，相继逃亡，清政府严行惩治。五十六年(1717年)，朝鲜使臣李仿、李大成等归国报告，说他们在路上看到槛车里载有很多男人和妇女，这些人是不愿意西征的人及他们的妻子，是被流放到沈阳或宁古塔去的。他们还说过去所经之地，见"人物甚盛，关门填咽"的繁荣景象，如今"关外人家多有撤毁处，关内人物颇稀疏，马畜甚贵，或骑牝骡而行，盖以征讨西之故，如是凋弊云耳"。虽然康熙帝西北用兵的决策是正确的，但过度的战争已经严重地破坏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并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的发展，虽然不是什么大萧条，但和康熙朝君臣口头称道的太平盛世相差已甚远。
由此可见，康熙朝晚期，各种社会矛盾纷至沓来，亟待解决。正缘于此，继康熙帝之后掌握帝国命运的雍正帝，将怎样治理这个经济严重衰退的国家，可以说关系到整个清王朝在中国的国运兴衰。高唱颂歌、********的做法是逃避现实的懦弱行为，讳疾忌医、不许人开口的态度则是自取灭亡之道，只有勇于正视自身弱点的人才具备成功者的素质，只有勇于改正自身缺点的政治才是英明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讲，雍正帝是另一类伟大的政治家，他对中国历史所做出的功绩，殊不弱于父皇康熙帝。
高瞻远瞩，积极进取
做英明皇帝的儿子，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父皇英明，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儿子继位后，就不得不忠实地遵行父皇的成法，以免不小心出了岔子，落个千古骂名，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英明君主大多有无用的儿子。比如唐高宗李治，一生都活在乃父李世民的阴影下，循规蹈矩，丝毫不敢超出父皇定下的制度，在政治上无所作为。
但清世宗雍正帝没有因康熙帝的巨大成就而丧失进取之心，他要以独立的思考和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作为一个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赢得了极大赞誉的"圣主"康熙帝的儿子，改革父亲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就含有否定父亲的含义，对雍正帝来说，这是一个挑战和考验。在世人心里，康熙帝是一位英明的皇帝，为国家社稷做出了不朽功勋，尽管他晚年的思想有些保守，但毕竟功大于过。对雍正帝来说，实行改革无疑会有一种心理压力。雍正帝也曾经过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尊重现实，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在寝宫养心殿西暖阁挂有他亲自书写的一副对联"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最好注解。
雍正帝把他和父皇康熙帝作了一个比较，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独在官风民情上比乃父知道得多。他认为康熙帝八岁即位，深居宫中，很难了解真实情况。他说：对下面情况的了解，朕是亲身经历得到的。朕为雍亲王多年，凡是臣下结党施行奸计，互相拉关系，相互徇情办事，对皇上、对上司欺诈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当面顺从，背后另干一套，各种恶劣风习，都不能逃过朕的眼睛，朕都知道这些弊病了。朕对于下情的透彻了解，和历史上从藩王当上皇帝的人来比较，比如汉文帝等人，朕的见闻，要比他们多得多。
可见，雍正帝对他在当雍亲王时的经历颇为自负，这不是自我吹嘘，而是有理由的。他在康熙时期奉旨处理过一些政事，虽然这些政事不多，但他对当时国库亏空、钱粮短缺的情况非常留意，因而当他形成了兴利除弊的思想后，面对千头万绪的政治局面，知道如何入手。在改革的过程中，雍正帝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和舆论制约，但是雍正帝都能够难中取易，险中取胜，只要认准一件事，他都会当仁不让，下定决心去做，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他勇敢地向千百年来形成的积习挑战，宣布剔除吏治不清、科举腐败的恶习，创造太平盛世。他的振新，同康熙帝晚年的不生事形成鲜明对照，标志着雍正新朝，在政治上必有一番改革。
雍正帝之所以能从一个毫不起眼的皇子一跃成为执掌大清江山的天子，在于他不仅有积极进取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更有高瞻远瞩的魄力。为了保证其政治纲领的实施，他把封建主义的皇权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妨追溯一下清代的政体沿革：努尔哈赤时，大臣们比皇帝有权，一切重大的事件须先由王大臣会议受理，再呈报努尔哈赤。皇太极时设立文馆来分散王大臣的权力，文馆的职掌是内三院，包括秘书院、弘文院和国史院。顺治晚期，改三院为内阁，设满汉大学士各二人，称宰辅。鳌拜为了专权，又把内阁改回内三院。康熙帝从鳌拜的专权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大权旁落，很少有不失败的。"所以，他力主"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以加强君主集权。"愿以一人治天下，不为天下奉一人"，则从字里行间极为迫切地表露了雍正帝对集权的渴望。为了加强皇权，雍正帝成立了军机处，最终，实现了雍正帝"愿以一人治天下"的理想。皇权的加强在一定条件下，对国家统一、政治的清明确有其积极的意义。
"人治"是雍正帝统治思想的内核。它强调一是要有一个好皇帝；二是皇帝要会用人。好皇帝的标准是四个字：励精图治。这样才能避免唐、明朝时的宦官专权，杜绝朋党之争。"人治"还需要有一支在励精图治的君主指导下的良好的官僚队伍。除此之外，关键在于有好的施政方针。雍正帝把人看作最重要的因素，对下层的老百姓给予了很多的关怀与照顾。总之，雍正帝是一位积极进取、勇于革新的君王，他并没有盲目崇拜父皇康熙帝，而是敢于改正前朝的失误，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已经是一种超越。
抒发抱负，政治一新
雍正帝即位之初，对他的政治即有一个总的要求，就是"雍正改元，政治一新"。即要随着新朝的开始，剔除前朝积弊，在政治上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形成国富民殷的盛况。雍正帝不仅看到了康熙朝的问题，而且深知其渊源，绝非一朝一代所形成，所以他的改革胃口很大，宣称："朕欲澄清吏治，艾安民生，故于公私毁誉之间，分别极其明晰，晓谕不惮烦劳，务期振数百年之颓风，以端治化之本。"
在"振数百年颓风"思想的指引下，雍正帝进行了一系列的弊政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整顿吏治。即位伊始，为惩治腐败，雍正帝克服各方面的阻力，在全国上下大规模地开展了清查亏空、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和取缔陋规等工作。由于他态度坚决，措施得力，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官吏贪污、吏治败坏的情况大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