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衣
身为一位以笔耕为业的人，多半时候是孤独的，且多半时候是能享受这份孤独的。
当我们埋首于创作的世界里，是希望不被打扰，是需要绝对的寂静，但在书写过程里，心头难免会有个倾诉的对象，而这对象会随着年纪增长自然做些调整。记得我的父亲曾说过，年轻时书写，萦回在心头的是自己心悦的人，中年时则是读者众生，至于晚年，有宗教信仰的则是在与自己的神对话。我想若是一个无神论者，或宗教信仰并没那么虔诚的人，届时可能就得自言自语了。
目前的我，写作时还处在面对颇为虚幻的一般大众，但同时也已朝着自我呓语的阶段挨近，在还未获得全然自在前，难免得和一些读者互动，这样的状况总会令人有些却步，毕竟直接的褒或贬都是尴尬，负面的批评就不用说了，即便是正面的肯定，一样让人羞赧得不知如何应对，而且所谓的文字工作者最大的利器就是文字，该说的话都已在文章中阐述清楚了，为何还要拙口笨舌地再说一次呢？这大概是每个作者共通的困惑吧！
所以这时候就很需要媒体工作者在其中做个桥梁，或者说当个防火墙也可以，缓和一下作者可能遭受到的直接冲击。别讶异，有时愈似大炮型的作家，私底下愈羞怯得厉害，若他们不需要防火墙保护，那直接上街头或从政就可以了。所以不管是桥梁或防火墙，媒体工作者对许多作家而言，应属功德一件。
近年来，我会让自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所有来访者，毕竟“人”永远是最有意思的，值得细细观察、慢慢琢磨。访谈中，在被挖掘的同时，也可以反宾为主地揣想坐在对面的，是个什么样的女子或男孩，从他们的应对提问中，是很可以研究出些端倪的。尤其来自彼岸的电话访谈，更是让人有无限的想象空间，而多半时候，他们的问题、他们的好奇，其实并没那么遥远，当他们如数家珍畅谈你的背景经历时，常会让你忘却了彼此之间还隔着一道海峡。
我和维颖就是这么认识的，两次电话访谈，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谈到耳朵都被话筒压疼了。从山居的生活，到原生家庭的写作，乃至到胡兰成胡爷，差不多该触及的都谈了，这让我知道维颖的认真与用功。尔后再看到她其他一些访问稿，便知道她在每次访谈前都做足了功课。
但让我比较讶异的是，访问最后的稿子几乎还原了谈话的整个过程，有些话语几乎未做修剪地呈现，这大约是为了真实地记录访谈的气氛与现场感吧？！我因此发现了自己赘词、口头禅一大堆，更印证了前面所言，拿笔的人还是少开口为妙。而此书附录的“回望威尼斯的日子”里，维颖展露出像小女孩一样的雀跃，又让人看到她称职媒体人的另一个面向，也颇有意思。
以一个读者的身份，在维颖这本书中，我又重新认识了一些已知的作家，也很想看看那些我不熟悉的作家的作品，至于我还没看到却很想看的虹影、希我、杨照，在维颖的笔下，他们会如何展露除了笔耕之外的另一面。
正因为有了媒体人，读者可以更了解作家们躲在防火墙的那头，还在做些什么；而作家因为有了这道防护，也比较敢于在文字之外多说些什么，所以媒体工作者，让读与写之间出现了另一种可能，它满足了一般大众的好奇，也让作家埋首笔耕之余，偶尔像个土拨鼠般露出个脑袋，嗅嗅外面的空气。
（张志伟?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