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圣经文学二十讲
4909300000005

第5章 概貌(3)

又如《所罗门诗篇》,是法利赛派的18篇希伯来文诗篇。这些诗中的厉史事件表明写作时间是在公元前1世纪。其中17篇表达对哈斯蒙(马卡比王朝的家族名)的统治深恶痛绝。从赞尼斯(AlexnanderJrdnneus,公元前103—前76)时开始,他们以不合法的手段登上宝座,直到一个外国人来打倒了他们(指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的侵入)。他们竟愚蠢地开门迎盗,让异族人践踏耶和华的祭坛。但不久,这个征服者在埃及被杀,并且死无葬身之地。有学者认为,这些诗篇从风格看是出于一人之手,表现了法利赛派的思想。

总的来看,《伪书》的情节不凡,风格也多有翩然起舞处,颇有唯美主义的思想。

(6)《死海古卷》

1947年春,一个15岁的贝都因牧童在死海西北岸昆兰地区寻找一只迷途的羔羊时,发现一个很深的山洞,便好奇地扔进石头,听见一种异样的声音,好像是打破了一个大瓮。他以为里面一定有金银宝贝,便和另一牧童冒险进洞探看。走进洞内八米处,见有几个高圆的陶瓮,七个空的,只有一个完好。打开它的盖子一看,没有金银,只有11卷用麻布包扎的羊皮卷,长一米至七米,上面写着古希伯来文。牧童们到利伯恒将它们卖给了一个皮匠,这就是后来轰动学术界的死海古卷。

风声传出后,许多考古学者和商人们纷纷在昆兰地区探寻发掘。已经发掘了11个古洞,找出了400份手抄经卷和数以万汁的碎片。那些古卷中有《圣经》、《次经》和《伪经》的部分内容。《圣经》除《以斯帖记》外,其余各卷都有抄本。这是世界上现存《圣经》最古老的抄本,也是希伯来人最后一批作品,年代约在公元前168年至公元233年之间。

《死海古卷》头绪纷繁,从已经整理出来的看,其中有用希伯来文写的,有用亚当文写的,也有用希腊文写的。按内容说,第一类是希伯来文《圣经》的抄本,除《以斯帖记》一书外,其他各卷都有抄本,有完整的(如《以赛亚书》、《撒母耳记》),有残缺的(占了多数),还有碎片数以万汁。《次经》中的《托比传》、《便西拉的智慧》和《所罗门的智慧》,《伪经》中的《巴录书》和《以诺书》等也有抄本。

《创世记外传》则是另一种注释,也就是拉比们考据、演义式的注法,被称为米德拉评注(midrash),犹如《左传》之于《春秋》。例如《创世记》12章说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很美,埃及法老和大官们看见了都非常羡慕,《创世记外传》写到这里时便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撒莱的美貌。抱禁欲主义态度的昆兰社团文士竞详尽地描绘女人的美貌,令人惊异。

此外还有礼团的《法规》、《大马士革法规》、《感恩诗篇》、《光明与黑暗的战书》等重要的社团文献,后二者更是社团重要的文学遗产。这些作品都有时代的特色,如诗集的第三栏描写“末日”的情景:

比列火河奔流,漫过高堤,烧干泉源,

烧尽两岸树木,不分青林与枯木。

炎热吞没饮水的人们和大地的根基,

群山的基础成灰,花岗岩烧成油河,

一直沿烧到深渊,都成熊熊烈焰。

从这些经文评注和诗文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思潮。如他们在希腊化的塞琉古王朝和罗马帝国的蹂躏下,便觉得压迫愈来愈深,大有山穷水尽、末日来临之势。在这没有出路的紧迫关头,他们盼望末日大审判的恐怖日子早日来临,因为只有在阵痛之后,才能产生新的天地——那时,他们民族盼望已久的弥赛亚将会降临。

《死海古卷》具有大同思想,如在《以赛亚书》49章12、13节描写了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返回家园后的欢乐:

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

这些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

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哪,应该快乐!

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秦国似乎指中国,也似乎指希腊,因为秦国当时在周朝西陲,但我们中国当时称希腊为大秦。有学者感到奇怪,作者描写的以赛亚生于公元前6世纪,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时代,那时怎么会有犹太人在中国呢?这证明抄本不对,译成秦国是错了。其实,这种看法可以存疑。若认真起来,不妨将《旧约》与先秦书籍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彼此都有十分惊人的相似的地方。但这是文学比较的范畴,这里暂且不谈。

我们从上面分别扼要地讲到四库书的基本状况,现在似有必要强调一下,那就是我们对希伯来文学四库书都应一视同仁。就年代之古远和内容之重要而言,它像一座巍然屹立的高山,为人们提供了敬畏、灵感和挑战的不尽源泉。

2.别致的选择,深层的结构

《圣经》文学形式的高妙之处在于大范围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体现了作者对表达主题方式的最初选择,而不是刻意地去表现写作的技巧。

(1)《旧约》的故事叙述

《圣经》中的故事叙述十分多样,它们也许出自许多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缘故。惟一的共同点是,所有各篇的首要目的都不是仅仅记录历史事实。《旧约》的全部故事都有倾向性,都在论证某种理论观点,或通过戏剧化地描写立约之民,表达某一重要主题。这在申命派史书(大体上指《约书亚记》至《列王记》)中看得非常清楚,这几卷书自始至终都不加掩饰地宣扬作者的观点。《创世记》中的古代故事也同样。我们今天总被这些故事的地方色彩和叙事技巧所吸引,而忘记能使它们流传下来的并不仅仅是艺术技巧。

我们必须意识到,在书面故事的背后,无疑有一个在漫长年代中形成的口头传说。比如,传说中讲亚伯拉罕的妻子撒莱(一说撒拉)很美丽,有不少追求者。有趣的是,想得到她的都是国王;她居然被困境中的亚伯拉罕娶走。

《旧约》的故事叙述多种多样,如推源故事(尤其解释名称起源的故事)、生育故事(典型模式是:一位妇女不育,上帝恩赐予她,天使报信,继而出现“异兆”)、奇迹故事(如与以利沙相关的记载)、显现故事(如耶和华在燃烧的丛林中向摩两显现,或向所多玛毁灭前的亚伯拉罕显现)以及英雄故事(如参孙、雅各、但以理的功绩)。一般地说,当我们把同类故事联系起来考察时,会比阅读某位后人编成的独立故事理解得更深。例如描写雅各与参孙,把这二者都描绘成坚强有力且工于心计的人物——同样是智慧型人物,其结局却一喜一悲。

(2)《新约》中的故事叙述

《新约》中也存在多种传统文学样式,但其背景不是一个民族的生活,而是一个较小团体——教会的生活。四福音书就是应教会之需而产生的,它运用了当时已流传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的书面和口传材料。毋庸置疑,《新约》最著名的文学样式是比喻,这已构成耶稣讲道的主要特征(《马可福音》第4章34节称,“若不用比喻,耶稣就不对他们讲话”)。然而,不论耶稣为比喻打上的个性标汜有多深,他仍不是比喻的发明者。在他之前,这种以间接方式教诲人的传统可上溯到《旧约》时代(希伯来文为mashal)。

福音书中还有一些传统形式,如宣告型故事、治病故事、格言、降生故事(只出现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中)、耶稣登山训众时所述八福、哀叹辞、立法讲论(“你们已经知道……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讽喻、委派使徒的描写、耶稣改变形象的场面等。当某位福音书作者从自身趣味和需要出发而著书立说时,这些形式和另一些常见的成分便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无论何种成分,它最初都在教会中口头流传,都是某一信徒团体的共同财富。但是,我们虽能确认前后文体,却无法轻易指出其中某成分的用途。最后晚餐的故事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因为由信徒共同参加,以背诵耶稣言论、模仿耶稣行为为特征的圣餐肯定很快在教会中成为制度。最早的记载来自保罗。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后,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哥林多前书》第11章)无论怎样理解保罗的这段话,人们都无法否认,最后晚餐的故事最初存在于任何福音书一类的文学作品之外,并独立地发挥作用。它在福音书中一再出现(《马太福音》第26章、《马可福音》第14章、《路加福音》第22章),则说明对于教会的重要性。

我们读圣经文学,必须摆脱自己的欣赏观念,努力进入他们当时的精神境界。或许,这正是作者的初衷所在。

(3)比喻都是寓言

寓言的手法能使两种意义发生联系——即如隐喻和象征——并总让人系统地探求这种联系。寓言的出发点是人为的结构。如《马太福音》的9个主要比喻都是寓言,其中3个带有清楚的阐释。《马可福音》的头一个比喻(耶稣对撒种的比喻)虽然与后面的寓言性解释明显不符,但却让我们得以观察作者的思维方式。这里的焦点从播种行为转向了种子播撒后的结果。在随后的解释中,播种人完全消失了(对此疑问,读者将可在第2讲找到答案)。

虽然多数圣经寓言只限于一种正确解释,其反命题却未必错误:某一议题或思想可通过无限多的寓言来表达。议题越重要,就越能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来展示。因上帝与人类的关系是《旧约》中超越一切的重要议题,所以,当我们发现《旧约》不仅用醒目寓言、还用一整套辅助性寓言对此加以说明时,并不感到意外。写作寓言的术语往往与内在的基本隐喻有关。若写放牧生活,上帝就是牧者,民众就是群羊,上帝的作用就是指引、养育和保护,使之安然为生。反过来,民众应感谢上帝并表示忠诚,即如《诗篇》第23首所示。但并非与放牧有关的一切都可采用,因为上帝不从人身上剪羊毛,也不屠宰,当然更不会去烤羊肉串。然而,上帝对弱者(只要你信奉他),一般都表示了慷慨的关怀。

(4)无奈的拟人化

运用拟人手法时,无生命的物体或人类群体(如部落或民族)被描写成一个生动的人,拥有人的种种属性。比如《何西阿书》第11章1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我从埃及召出儿子来。”从上下文中可清楚地看出,这里的“以色列”指的是民族而不是个人,这句话说的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在《以赛亚书》第42章1节中,以色列又被拟人化为上帝的仆人一一履行上帝意志的工具。在《耶利米书》第3章6至12节,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被拟人化为两个不贞的妻子,她们因祭拜异神而卖淫——这里暗指亚述人对北国的征服,以色列因不贞而遭到遗弃。

很明显,我们正在探讨上帝与人类关系的常见隐喻,就像刚才讨论寓言一样。一般类型的寓言是叙事体,有一组戏剧性角色,其中有的可能是真实人物,有的则可能是抽象物或集合体——为满足寓言的要求,后两者必须转换成人物。这些转换或许司空见惯:圣经中的许多拟人用法都由来已久,对其上下文并不发生重要影响。但使用得当时,也能产生巨大效果,如《哀歌》第1章1~9节对耶路撒冷的拟人化描写,以及更雄辩的《以西结书》第16章。在这里,作者以严厉的批判态度和寓言化词汇述说了耶路撒冷的全部历史。从《诗篇》中可看到拟人手法的另一些显著效能,如“愿众水拍手,愿诸山一同欢呼”、“愿林中的树木欢呼”、“大山踊跃如公羊,小山蹦跳如羊羔”。显然,判断这些拟人描写的可靠性或字面含义的忠实性是没有意义的。全部要点在于,这里欢庆的是异乎寻常的事件,诗人以丰富的想像力表达了无奈的心情,并将其拟人化。

(5)富有戏剧性的反讽

反讽,传统上称为戏剧性反讽,因为它描写了诉诸观众视觉的行动中的角色,他们或在真正的戏剧中,或在叙述故事里。这时读者能通过想像把他们搬上舞台。许多最有意思的《旧约》故事都浮现在听众心中,这要求现代读者能像千百年前的最初听众那样,置身于叙述之中,对讲故事人的艺术心领神会。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点想像。若从心理上进入《以斯帖记》,那么,你会发现,这是何等精深奥妙的写作艺术,又具有何等丰富的反讽意味!比如,哈曼阴谋除掉其对手——犹太人末底改,便要把他吊死在五丈高架上;而在亚哈随鲁王的卧室,国王偶然得知,末底改曾检举两个阴谋杀君者,救了他的命,但他因忽略而一直未赏赐立功者。就在这时,哈曼走进门来,想提议吊死末底改。哈曼还没开口,国王就问道:“朕所喜悦尊荣的人,应当如何对待呢?”哈曼以为国王指的肯定是他(我们当然更清楚),就说,此人应穿上国王的朝服、骑上御马、游遍城里的街市。国王却回答:“你速为犹太人末底改这样做,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因虚荣心破灭,哈曼对末底改更加仇恨,但他这时不敢向国王诉说,只得奉陪末底改走过欢呼喝彩的人群。我们从更高的位置看到哈曼怎样因无知和怨恨毁灭了自己。国王并不知道他无意中给自己忠实的宰相造成磨难——这是更大的讽刺,使全书的反讽更为精彩。当哈曼被吊上他为末底改建造的木架时,我们的艺术享受圆满告终。

除这种用作结构技巧的戏剧性反讽外,还有一种纯粹的语言反讽,即某些话可用来表达双重含义,构成讽刺。典型表现是,表面上是赞美或颂扬,其实本义正相反。在《列王记上》第18章27节,以利亚让巴力的先知们“大声求告”他们的神,请他在祭坛上显现。乍一看,以利亚的话对窘迫的巴力先知表示了同情,实际上却是在挖苦他们。他们心里也清楚,巴力不显现,是因为他是假神。当反讽的刀刃特别锋利、讽刺的本意被夸张到一望便知的地步时,就有了挖苦。无疑,挖苦别人是为了宣扬自身。保罗曾向哥林多人说:“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的。”(《哥林多前书》)没人会错误地认为,保罗在这里正夸奖他的听众。

又如整部《圣经》中引起争议最多的讽刺结构是《约伯记》。它也许根本不能归入这里使用过的某个简单公式。但读者至少应该知道,这部书的效果大体来自散文引言,引言通过使读者看到耶和华和“撒旦”(希伯来语意谓“魔鬼”)在天上的打赌,造成戏剧性的讽刺(这在第六讲中有详尽的展示)。

对于虔诚的编订人来说,《箴言》或许不应遇到《约伯记》和《传道书》出现过的麻烦,哪怕只在编纂形式上。但智慧具有神圣性质,是虔诚人生存的根本基础。因为智者深知,要想不受苦难,得以兴旺,就得尊奉耶和华。

一切优秀的文学形式都会很快成为公共财富。如中国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圣经》文学也是这样。但大多数《圣经》作者似乎甘愿将自己的特色淹没于既定的形式里,而不企图从中表现个性特征。无疑,一些作者吐露了深沉的个人感情,但这种感情仍消融在公众感情之中。

总的来看,《圣经》的文学形式与结构是别致的,也是出自于人类精神上的深层结构。尽善与虔诚,是《圣经》文学的永恒主题。

3.蔚然壮观的场景,色彩绚烂的异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