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在杭州经商的父亲于返乡途中突然失踪，根据判断，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丧生了。我家本来贫穷，遭此变故，一门孤寡更是受尽邻里欺负。母亲却从来没有自怜自艾，反而以坚强的语气鼓励我们四个稚龄的子女：
“孩子们，我们要争气，不要生气！”
我听了以后，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
那时家乡的经济十分落后，往往要摆渡到运河对岸采购日常用品。然而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没有人肯为了赚一两毛钱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渡河。那年我才十岁，看到这种情形便自告奋勇，将衣服一脱，往头上一扎，跳下湍急的河流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大家所需的用品买办齐全。乡人们常竖起大拇指称赞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简单！”看到母亲绽开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还要更加争气！”
次年，我搀着病弱的母亲离乡寻父，路过栖霞山寺，在偶然的机缘下，我答应寺里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亲知道我意向坚决，只好含着眼泪，独自回乡。望着她孑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亲！您放心好了，我会争气的！”
刚到丛林参学时，由于年纪还很小，什么都不懂，常常被同学取笑。这时，母亲的话浮上心头：“我们要争气！”于是，我加紧用功，发心工作，果然获得了许多赞美。
初摸索写作时，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有一回，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着一首诗：
两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同学们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师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
如人数他宝，
自无半毫分。
先前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这篇写得好，却被误会有抄袭之嫌。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泄气，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事物，揣摩思考。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的佳作频出，老师渐渐对我刮目相看，有时还在课堂上予以褒奖。这时，我随手涂鸦的小诗数篇也陆续在报端披露，更是受到瞩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处。
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记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在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全身生满了脓疮，无钱医疗，在等死的状况下，我强耐病痛，写了一封信给家师，报告我的近况，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后仔细反省，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百般安慰，乃至给我钱用，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我会很欢喜，他看了也会很高兴。然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能够坚强忍耐，自我争气啊！
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来往困难，我只有辗转托人由香港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冰冷的身躯，冒着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经一天，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着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设立“普门精舍”、“普门寺”。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在现代杜会里，虽然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一颗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辟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如今已成为教界趋之若鹜的目标。这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当我们遭逢横逆时，既不需要哀求怜悯，更不需要愤怒抗争。以愿心为动能，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
只要自己肯争气，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择善固执，因为自助而后人助，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
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备增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湾，只准耶教人士四处传教，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也遭有关单位驳回，说和尚不可上电视。有一回，我问他们：“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真和尚不可以说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制作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此后，由“甘露”到“信心门”，由佛经讲座到“星云禅话”，由“每日一偈”到“星云法语”，我游走三家电视台，非但邀约不断，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到现在电视台自愿出钱的内制。应观众要求而将节目内容付诸文字，所出版的书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纷纷前来洽商，希望我能给予他们出版的权利，想到佛法能借此普遍流传，我也都欣然应允。
目睹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感，渐渐由排斥转为接受，由肯定到进一步地赞许时，心中最欣喜的莫过于为佛教争得了发展的空间。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开拓天地，还积极兴办文教事业、慈善事业，而且都先后获得台湾当局的表扬和肯定。我之所以费尽心力擘画各种佛教事业，固然主要是为了广利众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争一口气，改变大众对佛教的误解与否定。
建寺安僧本来是好事，但也麻烦。佛光山一九六七年开山，经过十年的申请，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庙登记；福山寺也是历经八年的奋斗，才成为合法的道场；圆福寺则因为地方财税单位主管的刁难，险些被充公拍卖，靠着慈惠过去同事的帮忙，暂缓查封的时间，才在千钧一发中拯救出来。
披览圣典，翻阅教史，诸佛菩萨的不为恶魔所扰，历代祖师的不被乱世所惑，不也是“争气，而不生气”的最佳例子吗？他们基于“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慈心悲愿，将全副身心抛洒于生命的时空里，往往所争回的，不仅仅是佛教事业的振兴开展，更是千万人法身慧命的亘古长新。我虽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随效法。
反观今日的社会，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一些人为了争取私利，而不惜争狠斗胜，他们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却往往输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获得了富贵荣华，却危害社会，贻祸子孙。还有一些人在困境当头的时候，不但一筹莫展，反而自暴自弃，徒然使亲者恨仇者快，遑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