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村里一个文化人（说是文化人，也就是读了初中）被抓了壮丁，仗没打过部队却节节败退。文化人厌恶战争一心想回家过小日子，又惦着家中过门不久有孕在身的新娘，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逃跑回家，新娘自是战战兢兢地欢喜，旁边那外位体弱多病、无法生育的大老婆却一个劲儿地劝他赶紧远走他乡躲避，等仗打完了再回来，并许诺会照料坐月子的母子。三人正在唏嘘相对、犹豫不决之际，追兵摸黑赶到，二话不说绑了文化人就走。文化人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不远处的海边，溃散的部队正在急着登船逃跑，茫茫大海天晓得何处是安身之处——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是去了那个遥远的海岛。挣扎着的文化人泪眼朦胧，哽咽着交代新娘：苦了你，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姐（指大老婆），养大我们的孩子，等着我回来。
男人走了。农村的家庭没了男人就没了主心骨没了顶梁柱。哭成泪人的新娘和同样哭成泪人的大姐一夜之间哭干了眼泪。故乡穷，家底薄，两个女人从此拧成一股绳，苦撑苦熬着过日子。新娘分娩时，大姐守在旁边看接生婆接下了那个至今没见过爹的儿子，又以病弱之身关爱呵护着茫然无助的母子俩。再往后的岁月，便是两位母亲一起抚养那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儿子。不幸的孩子从没享受过父爱，却幸运地同时拥有了两份无私的母爱。
孩子渐渐长大了，丈夫却一直杳无音讯。每年相思花开的季节，村口的相思林里，总会经常出现两位妇人带着一个小人儿流连徘徊的身影。
后来，大姐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行走有些困难，做妹妹的就在屋旁种了一棵相思树。孩子上学了，姐妹俩一个在家煮饭，一个下田劳作。因为有共同的思念和牵挂，日子虽说很清苦，却从不绝望。
早就有人劝当年的新娘改嫁，也好有个靠山不必撑得那么艰难，但她来来回回只有一句话：“我要等他回来，把大姐和儿子交给他。”还有一句话她没有说，那就是她是他的人，她等着把自己重新交给他……
转眼过了30多年。没有人知道，那两个女人是怎样度过一个个漫长清冷的冬夜，也没有人知道，她们怎样面对一个个相思花开的季节。只听说文化人没有留下照片，也没有留下财产，想自家男人了，两个女人就在煤油灯下翻出木箱底丈夫穿过的一套新郎服，细细地抚摩，轻轻地叹息……
有一天，已是双鬓飞霜、且长期消息闭塞的两位老妇人得到信息，说是那个海岛上有不少人开始和家里通信了，有些甚至辗转归乡探亲。她俩赶紧叫儿子接连寄信，四处托人。有天早上，大姐颤颤巍巍地把妹妹送到家门口，嘱咐她到了县里千万找到管事的部门，帮着打听她们的男人。那一天，大姐就这么拄着棍子，站在相思树下，把自己也长成了一棵相思树。可是男人还是没有消息……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穿过相思林，走过曲曲弯弯的村巷，来到了两位老妇人居住的那栋再普通不过的农家小屋。
日子显然比过去好多了。看得出来，房子是新建的，只是比邻居的新居要差一些。最惹眼的是小院门口的那棵高过屋顶的相思树，枝繁叶茂，花也开得密密实实，不知是否得益于相思情如泉的浇灌。走进院子里一抬头，就能看见满树的小黄花摇摇曳曳，万千风情。
老姐妹俩都在院子里，妹妹赤着脚，搀扶着穿布鞋的大姐。岁月无情，在她们的脸上写满了沧桑，唯有相思不老；岁月又有情，让两位等待同一个男人的女性成了相扶相助的姐妹，印证亲情长存。
大姐年轻的时候，或许抱怨过自己命苦，因为不能生育，丈夫堂而皇之娶回了第二个妻子；而那个当年的新娘，又何尝没有委屈和不满，嫁了个有老婆的丈夫，生下了没见过父亲的儿子，整日相伴的竟是要长期照料的情敌……
但她们终于携起手来了，因为无知和善良，也因为共同的痛苦共同的相思。“他肯定还活着，他活着就会回来，他说过的。”——这成了两个女人共同的信念。
老实说，我不知道这是否能算爱情故事，但我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两个如花少妇相依为命，为同一个男人苦苦相思相守到白头，这是怎样一出哀怨凄凉的悲剧啊！而那个远在海岛上飘泊谋生的男人，即使早已经有了新家（我几乎可以肯定这是事实），夜深人静月圆时，遥望海那边的故乡，遥想苦等他的妻儿，又怎么能够不相思满怀，泪湿枕巾呢……
假如有一天，那个男人真的归来了，重逢的狂喜趋于平静后又会有怎样的苦涩和烦恼？那棵相思树下的相思如何才能划上圆满的句号？在繁华都市哀叹真爱难觅的同时，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滋长的沉甸甸的相思，成了我心中难以舒缓的痛。
走的时候我几次回头，那棵黄花似锦的相思树，在我的眼里幻化成了一只高扬黄纱巾的玉手。
从那以后，我再没去过那个掩映在相思林中的小村庄，无从知道那两位老姐妹是否等到了相思梦圆的一天；也是从那以后，每逢相思花开的季节，我就会想起那高扬黄纱巾的玉手，不忍再看那满树盛开的相思花……
匆匆的红梅
那个女人找到我的时候一脸倦容，似乎眼皮都抬不起来，原先在电话里说好要谈她自己的感情故事，见了我却又半句也说不出来，靠在椅子上低着头，足足沉默了五分钟。
我执着地望着她，等她开口。我知道她一定会说的。
果然，她说话了，一说就收不住，像开了闸的水。应该承认，她的口才不错，她的故事也挺揪心，而且，她长得很秀美，即使疲惫和忧伤也不能掩盖。那女人叫红梅，很中国的名字，是她没文化的爹给起的。爹一辈子没读过书，却是村里最能说故事的，他全靠脑子记，《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说得一回一章不拉。那个湘中小村庄冬天的夜晚，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十来户人家的男女老少都挤在她家的堂屋里，一盏油灯，一盆碳火，听她爹讲那些百听不厌的故事。后来有了电灯，再后来又有了电视，她家的冬夜才清冷下来。
红梅的脑子好使，像她爹。念书的时候成绩总是班里前三名，老师对她爹说，你家红梅非念大学不可，她是这块料。爹每次都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声回答：那当然，那当然。
那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了，爹身体壮得像头牛，他相信凭他那一身力气，供娃儿读书没一点问题。
但问题突如其来，招架不住。就在村里修通了公路的第二年，一场车祸夺走了爹的命。娘一直身子弱，又哭坏了眼，还有两个弟弟读小学，眼看就过不下去了，红梅咬咬牙退了学，只身跑到广州打工，那年她十六岁。
扫街、洗碗、端盘子、当保姆，红梅都干过。后来私人企业多了，红梅就去制衣厂的流水线上当工人，她的手巧得很，学这一行再合适不过，什么工序都试过后，厂长拍板把她调到要害部门——搞服装设计。
那是红梅记忆中最忙也最愉快的时光。她设计的服装在流水线上成批生产，她挣的钱供两个弟弟读书，还有妈妈的药费。而且她恋爱了，爱上了她们部的经理。准确地说，是那个经理对她展开了强大的追求攻势。当她的防守崩溃、节节败退，以为找到了真爱的时候，经理坦白说他是有妇之夫，糟糠之妻在老家，家中还有个三岁的儿子。红梅听到这里愣了片刻，随即转身就走，经理急了抓住她的衣袖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红梅用力挣脱后甩下一句话：离了婚再来找我。
此后红梅几乎成了一部干活的机器，工作以外的话一句也不跟经理搭腔。直到一年后经理把一本离婚证书摆在她的面前，她才放声大哭起来，吓得经理以为她悄悄地嫁了人。
红梅觉得这是爱情的伟大胜利，一年的坚守换来了功德圆满。接下来的日子她乐得一天到晚都在笑，总憧憬着当新娘的时刻。
新娘如愿当上了，只是有点儿躲躲闪闪，新郎说毕竟是二婚，喜宴就不摆了，老家也不去了，那样太花钱，何况老爸老妈思想传统，还对他离婚的事耿耿于怀呢，得假以时日，让他们气顺了再说。红梅一一答应，心想往后的日子长着呢，结了婚就好好过吧！
好日子过了两年，儿子也生下来了，经理高兴得不行，硬是叫红梅辞了职，专心在家带孩子。等到儿子能走路了，经理便说：要把儿子送回老家去，一来省钱，二来老人乐意带孙子，三来还可以跟同父异母的小哥哥混个熟，将来好一块到广州上学。还有，还有这里成了咱的二人世界，正好抓紧时间享受享受。
一席话说得红梅哭了又笑，眼睁睁看着经理把儿子抱上了火车。
万万没有想到这一下竟成了噩运的开始，从此红梅就不再记得笑的滋味。
经理从老家回来像是换了个人，对红梅喝三吆四跟使唤下人一样。红梅又找了份工作，想着经济独立至少可以少看脸色，岂料挣的钱要上缴，家务事要全包，干夫妻那事要随叫随到，态度还得好。最难忍受的是不能提儿子，一提经理就吹胡子瞪眼，说那也是我的儿子，放在我家你还不放心？有本事你去接回来你自己养，看你还敢不敢罗嗦！有一次红梅实在忍不住了，拿了几件衣服就要出门：我这就去接儿子。
经理突然软了，破天荒笑道：好了，别闹了。儿子大一点我就叫我妈送回来，我们还是一门心思多赚点钱吧！
那天红梅正在干活经理打来电话，十万火急地说要回老家，因为他娘得了急病。红梅一听也急经理所急，连说我去买票我俩一起走，我正好见见公婆。经理在电话那头不由分说断然拒绝：这时候你还添什么乱，好好给我在广州呆着。
当天经理就走了，红梅越想越不对头，都结婚几年了，丈夫家的人一个也没有见过。每次他回老家，偶尔打个电话全是三言两语孤家寡人，问怎么婆婆不跟我说说话，经理就不耐烦地怪道：你怎么那么多事？我家没电话。跑老远地还能带上她，她那口四川话你也听不懂。但每月寄钱经理是不会忘记的，想想遇了个孝子，红梅心里也就舒坦了一点，
这会儿经理还在火车上，红梅想不如先打个电话问问情况。可经理从来没告诉她电话号码，好在城里住久了，这事难不倒她。几个回合下来她真把经理那个村的电话查到了。
一个电话打过去，红梅就报上了经理的名，说我是她的太太，不知道他妈妈的病好些没有？那边有个男人接了好象没听懂，隔了一会儿才操着当地话说你把我搞迷糊了，这娃儿（指经理）的妈早不在了，他是个孤儿。他家里有个媳妇，今天刚进了县医院，宫外孕大出血，家里一儿一女村里找人看着呢。哎，你怎么说是他太太，他敢在外面再找媳妇，我们村里人……
红梅只觉得血往上涌，心怦怦乱跳，没听完就放下了电话。
十天后经理回来了无事一样。红梅冷冷地问你到底打算怎么办，他倒笑了：“你早晚要知道我就不瞒你了，那离婚证是假的，我媳妇生了个女儿，我想要你生个儿子。我开始是想离婚的，但我离不脱，我是村里人养大的，结婚也是大家操办的，还帮我挑了个邻村最漂亮的姑娘”。
红梅一时无言，经理大约以为她想通了便松了口气，接着劝道：“男人就这样你想开点，跟别人过也差不多。我们的结婚证不管用，你要走随时走，不过儿子要归我，你以后不能来找我。”听到这儿红梅立时软了，离开儿子她受不了，可即使要到儿子她又怎么有能力养呢？
于是日子继续往下过，红梅发觉自己一下子老了五岁。她试着偷偷地打电话给经理的媳妇，想说服她以后让她以妈妈的身份去看儿子。但那个漂亮媳妇却毫不通融地说那使不得，你暂时帮我照顾我男人，我以后去了广州你就得走。男人身边没女人不行，女人多了也不行。他说了就为生儿子才跟你假结婚，假的就是假的，到头来还是真的管用。
红梅气懵了大叫道：“你也是女人，怎么就这么不讲理！知道你老公在骗人你还帮他！”
那女人听了大为不屑，说我不帮老公难道帮你不成！
那天晚上红梅没有回那个所谓的家，她在办公室坐了一夜，老想事情怎么成了这样！第二天上班时她请假跑回去提走了自己的全部物品，暂时挤进了一个女友的小出租屋。
一切好象又重新开始了，只是心境已经完全不同。红梅跟我说的时候似乎很平静，但眼里那份痛楚和迷茫让我不忍正视。她一说完就马上要走：“你肯听我说就够了，不必为我担心。我什么都明白，只是需要时间去面对。等我有了条件我会把儿子要回来，哪怕打官司，哪怕坏了我的名声我也不管！我会再找个男人，但我不想将就，我不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男人，也不信女人都像那个漂亮媳妇（虽说我没有见过她）永远活不明白。
红梅就这么匆匆地来了又匆匆地消失，想起来好象从来没有出现过又实在难以忘记。我开始盼望她再给我打电话再给我讲故事，但我希望她不再那么疲惫，她的眼睛里不再流露痛苦和迷茫……
离婚进行时
不知道春天是否特别适宜结婚，反正门外飘洒的细雨中正停着一溜挂着彩带的婚车，跟着就传来伴娘伴郎们嘻嘻哈哈讨价还价青春无敌的声音。
我停下手里的活正侧耳倾听，突然响起了“青藏高原”的曲子，楞了一秒钟才意识到是我的手机，接通了原来是蓉。“你在干什么呀？”她拖着长声问。
“听人家接新娘，”我答，“你呢？”
“离婚进行时，”大约感觉到和我这儿的氛围反差太大，她略略提高了声音，“我正在给未来前夫打点行装，只等他出差回来就去领证。”
蓉有离婚的念头已经两年了，但都限于纸上谈兵，未付诸行动，怎么这会儿说开始就开始了？
看上去蓉和她的未来前夫很般配，都戴眼镜都那么苗条都一副笑模样，她自己戏称为“两根豆芽菜”。而且两人说一样的家乡话，学一样的建筑设计专业，常常配合默契地画同一幅图，在我们眼里很有点儿当年梁思成、林徽音的影子，似乎别的夫妻都散伙了也轮不到他们。
但现在居然也要离了。蓉说没有太多的理由，恐怕主要是性格相差大，鞋穿在自己的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最清楚。不过她倒是没想到，在这个离婚进行时的特殊阶段，未来前夫的作为很让她小瞧：因为有近三年的“冷战”，他早有散伙的思想准备，顺手搞了一下财产转移的地下活动，过去都往一个存折上进钱，这会儿他不声不响只出不进，自己另外弄了个信用卡。到正式协议的时候，小金库是不露面的。女儿还在读大学，费用见涨，又决定跟着蓉，他却“公事公办”，白纸黑字写上每月负担500元，其余都是蓉的事。可要说收入，他向来比蓉高。
房子是蓉分的，也就两房一厅，未来前夫没说要，却要求钱上面作补偿，七七八八算下来，钱就没剩多少了。协议书是他写的，有点不平等条约的意思，蓉也不跟他争，旁人一样看他表演，心想就这么一回了，怎么就不能表现好一点儿？女儿少年老成，揽着蓉的脖子说：“妈，爸要不这样倒奇怪了，我还不让你和他分呢！”蓉好生诧异，——原来女儿是这么看她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