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伯虎是一个能诗善画的风流才子。他有许多逸闻趣事在民间流传。
据说，有一天，对门一家富翁为其母做生日，请唐伯虎绘画题诗。他才思敏捷，挥毫落纸，一幅《蟠桃献寿》图顷刻而就。接着信笔又写下四行诗。第一句是：“老妇不是人”。“不是人”还了得，此语一出，举座失色。唐伯虎接着写下第二句：“好像南海观世音。”儿孙们转怒为喜。谁知第三句竟是“生下儿子是个贼”。那富翁怒形于色，正待发作，第四句又写了出来：“偷得蟠桃献寿星。”富翁顿时改颜赞许，合家高兴透了。
这首诗语出惊人，不同凡响。真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四行诗贯串了一个主题思想：祝寿说好话。“好像南海观世音”自然看起来“不是人”，“不是人”与“观世音”思想一致：“偷蟠桃”的无疑是个“贼”，前后照应，判断恰当。然而他并非骂你是偷鸡摸狗之辈，而是把你赞为“齐天大圣”。此诗一反一正，使人的心情也一怒一喜，最终导致合家高兴。
诗是语言的艺术，它的形式是短小的。如何在短小的形式中获得较大的容量，这就需要紧紧抓住一个中心。如果东一榔头西一棒，看起来写了很多事情，但别人从中所得却很少。只有紧紧围绕主题，读者在寥寥数语中就能领会到集中深刻的思想。做诗要遵守同一律，从消极方面来看，是要防止思想不确定，前后不一贯，避免逻辑矛盾；从积极方面看，是为了更好地表达主题思想。
古人有开社赛诗的游戏。或者出题限韵，各成一绝；或者你一句，我一句，来个珠联璧合。做得不好便要罚酒三杯。
《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说到大观园里的公子小姐们结了个海棠社，商量好出题限韵，每人都要做一首。社长李纨出题咏白海棠，迎春定下七言律和“门”字韵。各人做诗，只能咏白海棠，不能你咏菊，他又吟别的，并且你不能来个五言诗，也不能违了“门”字韵，否则就要受罚。这“出题限韵”，就是要求统一性，不能各行其是，不然就是违反同一律。
可是在皇帝面前对对子，却不是一件轻松事。乾隆皇帝为编纂一部包罗天下千年之书的《四库全书》，连下三道圣旨，召回被自己以“坐泄机密”罪罚至新疆充军的大才子纪晓岚。明天就要任命纪晓岚为主编官了，乾隆又犹豫起来。他决定第二天先采用老办法——出对联句，考考这位大才子。
“朕说‘两碟豆’。”乾隆开口了。
“我说‘一瓯油’。”纪晓岚紧紧跟上。
“朕说‘林间两蝶斗’。”乾隆利用谐音转换了概念。
“我说‘水上一鸥游’。”大才子如法炮制，一毫不爽。
“人云‘南方多山多水多才子’。”乾隆只得转换话题。
纪晓岚略一思索，微微一笑。乾隆以为他也想开溜。哪知他字句铿锵朗声对道：
“我说‘北国一天一地一圣人’。”既对仗工整地对上了乾隆的“人云”句，又巧妙地拍了皇上的马屁。
乾隆一听，呵呵大笑，立即授职。
明代莆田人姚旅的《露书》中收录了一个诗坛趣话。有人送枇杷给一个县令，错写成“琵琶”。县令便笑着吟哦起来：“‘枇杷’不是此‘琵琶’，只恨当年识字差。”刚好旁边有个客人，随口就续了两句：“若使‘琵琶’能结果，满城箫管尽开花。”县令大为叹赏。“琵琶”与“枇杷”同音不同义，不能互相代替，混淆了就是违反同一律。客人通过采用类似于修辞学上的“飞白”手法，明知其错，故意仿效。假定“琵琶”像“枇杷”那样是有生命的东西，会开花，能结果，一花引来万花开，从而巧妙地把“琵琶”与“枇杷”联系起来，天衣无缝、不留痕迹地消除了别字毛病。这真是同一律的灵活应用。
写诗要遵守同一律，作文也要遵守同一律。
清代戏曲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立主脑》中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之言之本意也。”
古人强调立意是文章的主脑，写文章应“一意到底”，不能“二意两出”，使得“意多乱文”。古人说的意和现在所说的主题的含义很接近。王夫之指出：“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李杜所以称大家者，无意之诗，十不得一二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
李渔与王夫之都强调了作文一定要确定主题思想，就是要“立意”。全篇文章都要围绕主题来展开。从布局谋篇，到遣词造句，都要以“意”为统帅。否则就成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袁枚在谈立意与用词的关系时说：“意似主人，辞如奴婢，主弱奴强，呼之不至。”袁枚只说到“主弱奴强，呼之不至”，纵使呼来了，也要以辞害意的。
写文章，都会碰到一个思路问题。顾名思义，思路，就是指思想的路数，是指一个连贯的有条理的思维活动过程。布局谋篇就是思路的连贯、条理的反映，******同志说：“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这种“关系”、“内部的联系”，就是同一律在文章中的具体表现。
文章的结构要讲究“内部的联系”，一支好的乐曲同样也要讲究“内部的联系”。据说“主题”这个词来自德文，最初是一个音乐的术语，是指乐曲中最具有特征并处于优越地位的那一种旋律，也就是主旋律，它表现一个完整的音乐思想，是乐曲的核心。
就拿交响乐来说，它通常有四个乐章，这四个乐章，根据全曲中心命题，作“起”、“承”、“转”、“合”的安排。每个乐章，都有自己的主题，由一句或多句乐曲的旋律组成，它构成音乐语言的基本单位，后面的音乐，像做文章一样，都沿着这主题上下发挥、开展。
为了乐章的充分发挥，通常都有第二或第三主题出现，称为副题。这副题有时和第一主题关系较深，有时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也可说是对立的矛盾。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从全章来说，还是相关的。如果作曲的人来个野马狂奔，或都写些毫不相干的东西，那就同样要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毛病。
无论是写诗、作文，还是绘画，谱曲，为了突出主题思想，就要有所取舍，这就是所谓“有所失才有所得”。好的作品，总是敢于作大胆的取舍。取舍的根据之一，就是保持文气的贯通亦即保证同一律在全文、全乐章中的贯彻。
报纸上曾登过一篇题目叫《华罗庚传奇》的文章，说华罗庚13岁时读初二，国文老师布置写一篇读胡适《尝试集》的心得。他看了这本书的代序就掩卷了。这是因为胡适自己写的代序中有这样几句：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华罗庚一看，便不以为然。他说：这里的两个“尝试”是不同的概念，第一个“尝试”是只试一次的意思，第二个“尝试”却是试无数次的意思，胡适对“尝试”的概念尚且混淆，他的《尝试集》还值得我读吗?
一个少年，对大人物不迷信盲从，这是令人钦佩的。
根据陆游诗的出处，可知陆游诗中的“尝试”确实是只试一次的意思，而胡适的“自古成功在尝试”中的尝试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紧接着就说：“莫想小试便成功，哪有这样容易事!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可见，这是试无数次的意思。
通常，我们在说话写文章时，特别是在科学论文中，最好是用一个语词表达一个确定的概念，但在文学作品中大可不必拘泥。一词多义，往往起到特殊的表达效果。况且胡适没有混淆概念，“放翁这话未必是”中的“未必是”，是对前一句的否定。古往今来，一次成功的事不是没有。胡适又作了特别说明，“为下一转语”，意思是说，我要强调的是一次次尝试。
陆游强调一次成功自古无，胡适究竟比陆游高明，他进一步指出，要成功就得一次次尝试。华罗庚那时毕竟年少，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不了解《尝试集》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这本白话诗集其实是值得好好读一读的。
有位英国诗人写了一首诗，其中有：“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在死亡，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在诞生。”诗发表后，一位数学家来信质疑说：有几行诗不合逻辑。每分钟生与死人数相抵，地球上人数将永恒不变。确切说，每分钟有1．6749人在诞生。因此郑重地建议将诗改为：“每分钟都有一个人在死亡，每分钟都有一又六分之一人在诞生。”诚如此，优秀的诗歌就全要改成科学论文了。须知，诗人的这句诗只是形象地说明地球上时时刻刻都有人在死亡，也有人在诞生，而不是在做人口统计啊!
唐代大诗人杜甫的《古柏行》中有“苍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两句。苍皮指树干，黛色指青黑色的树叶。很有数学头脑的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便根据《九章算术》来计算。这棵古柏高达二千尺，直径却只有七尺。他认为比例太失调，于是责问道：“四十围乃径七尺，无乃细乎?”殊不知诗圣是运用夸张手法来极言古柏的高耸、雄伟和挺拔，而不是搞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