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身、语、意的提升与净化是不二法门，那么，语言是非常有用、有价值的，我们锻炼语言应该像锻炼身心一样，使我们的语言更精确有力，来触及更深刻的内心世界，或使我们的语言更清净婉转，来表达人间更好的情意。
许多人在生命的进程中，语言与心灵其实都没有得到发展，因此思维都停滞于最粗浅的层次，语言则停留在世俗的生活。久而久之，语言里就失去爱，失去感动，变得没有意义了。
每天花一段时间，来与朋友家人谈心就显得多么重要。用语言共同激荡、共同触及那些更内在、更深刻、更美好的经验，以及分享生命里更繁盛、更辉煌、更飞扬的品质。
语言也不只是说话，而是一切感动的表达，一切使我们的心与心更贴近的表达。
当我们遇见一个朋友的时候，是希望他说：“嘿，最近有没有多买一瓶米酒？”
还是希望他说：“好久不见了，我们全家都很思念你，把你最近的心情说来听听！”
心与心的靠近，往往就是从一句话开始的！
不费力的生活克里希那穆提（印度）
克里希那穆提（1895～1986），印度着名哲学家，在西方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只有通过每个个体内心心灵的变化，社会才会有一个根本的变革，世界才会走向真正的和平，而这种心灵的变化就在于片刻间发生的觉悟。
你有没有怀疑过为什么人长大以后，就失去了生命中所有的喜悦？目前你们这些年轻人都还算快乐的，你们有你们的小问题，还要担心考试，但是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你们的生活还是有某些喜悦的，不是吗？你们自然而然、十分容易地接受了生命，你们用轻松、快乐的态度来看待事物。但是等到长大以后，你们似乎就失 去了这种超然于世俗之外的、具有更深含义的喜悦。为什么我们大部分人进入所谓的“成熟期”之后，反而变得呆滞，对喜悦、美、蓝天及大地都不再敏感了？
你知道，当一个人扪心自问这些问题时，许多种解释都会浮上心头。其中一个解释就是：我们都太关心自己了。我们努力变成某某人物，奋力得到并维持某种地位，我们有下一代以及其他的责任，我们必须赚钱。所有这些外在事物很快就让我们喘不过气来，使我们失去了生活的喜悦。
你看看周遭那些年长的面孔，你看他们有多么哀伤，多么因操劳过度而不健康，他们是那么冷漠，有时候甚至有点儿神经质，一点儿笑容也没有。你难道没有问过自己为什么吗？即使我们问自己为什么，大部分人似乎得到一个解释以后也就满足了。
昨天黄昏时分，我看见一艘满帆的船，在西风的吹送下逆流而上。那是一艘大船，载满了薪柴驶向城镇。太阳正在西下，这艘背对天空的船真是出奇的美。
船夫只是轻轻地掌舵，一点儿也没费力，因为西风正在尽力。同样地，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了解奋斗以及冲突所带来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快乐地生活，脸上还带着微笑。
我想就是那种费力的态度毁了我们，使我们几乎每分每秒都在奋斗中。如果你观察身边年长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生活是由一连串儿和自己、配偶、邻居、社会的争战所组成的。这永无休止的争战把能量耗尽了。一个喜悦的、真正快乐的人，是不费力生活的人。这不代表你是停滞的、呆板的、愚笨的；相反，只有那些非常有智慧的人，才能真正从辛苦和奋斗中解脱。
但是你知道，我们一听见这种自在的、不费力的境界，我们就很想变成那个样子，我们也想达到那种不再辛劳和冲突的境界。因此，我们反而把它变成自己的目标、理想，然后我们又再度被努力、奋斗所局限。奋斗的目标有很多种，但是奋斗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一个人可能为了改造社会，为了寻找神，为了制造和配偶、邻居之间更好的关系而奋斗，或坐在恒河边顶礼膜拜。这一切都是努力和奋斗，所以奋斗的目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了解奋斗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的心有没有可能随时都自在，完全没有挣扎，不仅仅是偶尔感觉自在就算了？如果能够达到这种境界，我们就能进入不再与人比高低的喜乐状态。
我们的困难就在于自己常觉得不如别人，因此就要奋力去变成某某人，或是努力克服各种自相矛盾的欲望。但是请不要解释为什么人的心中充满了挣扎，因为每个能思考的人都知道挣扎的原因在哪里，不外乎嫉妒、贪婪、野心和竞争。
所以我们不必研读心理学书籍就能了解自己挣扎的原因，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弄清楚人心是否可以完全脱离挣扎。
当我们挣扎时，起因总是来自真实的自己和期望中的自己之间的冲突。然而，如果不加任何解释，我们能不能了解挣扎的整个心理过程，然后停止所有的挣扎？我们能不能像那艘随风而行的帆船一样自在？如果我们努力去达到没有挣扎的状态，这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挣扎，所以这种境界就永远无法达到了。但是，如果你在每一刻都觉察到自己的心如何陷入永无休止的挣扎，如果你只是觉察而不去修正它，也不强迫自己的心达到所谓平静的状态，你会发现自己的心自然而然停止挣扎了，在这种状态之下，你就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时学习就不只是收集资料而已，因为你已经超越了心智的范畴，从而发现不可思议的至宝。这样的心才是充满喜悦的。
观察自心，你会发现从早到晚心中如何充满挣扎，你的能量都在这种挣扎中浪费了。如果你只解释自己挣扎的原因，你会迷失在解释中，你的挣扎还是不能停止；然而如果你非常安静地观察自己的心，不加以任何解释，如果你只是让你的心觉察它自己的挣扎，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已经进入完全没有挣扎的境界，你所拥有的就是不可思议的警醒。在这种警醒的状态下，是没有高低之分，没有大人物小人物之分，也没有师父弟子之分的，所有的不合理都消失了，因为你的心已经完全觉醒。一个完全觉醒的心，就是喜悦的。
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王大珩
王大珩（1915~2011），江苏省苏州人。应用光学专家，中国光 学事业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99年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我常对我的学生说，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我有个很好的学生，叫赵文兴。赵文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是凭着一股子劲儿从农村里闯出来的。刚做我的博士生时，赵文兴对我尊敬到了畏的程度。第一次见面时，他从头到尾直挺挺地坐在那里，紧张得连话都不会说了。我每说一句话，他都恨不得赶紧在小本上记下来。当时，他还不了解我，不知道该如何同我打交道；结果，他越是小心就越出错。
1982年，赵文兴要去德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临行前，他把准备在这个会议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拿给我看。文章写得很好，但我一眼就发现他把我的名字署到前面了。这篇文章的整个观点倒是我的，是我在英国时就想到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做，没有得到证实，我就把这个题目交给了赵文兴。是赵文兴成功地做出了这个实验，又是他据此写出了这篇论文，因此，这篇论文的署名理应是他在前我在后。我就毫不犹豫地把名字的顺序改过来了。
赵文兴是个实在人，回去后他越想越觉得心里过意不去。他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些实验工作，证实了导师的观点，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导师前面他总觉得不应该，就又把名字的顺序改了回来。定稿时，看到他又把我的名字署在前面了，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想，署名的事情看起来很小，但实际上很大。做导师的人在署名的问题上应该十分严肃，不能仗着自己是导师，就不管做没做工作也要往上署名，不管做没做主要工作也要把名字署在前面。这种署名是丢人格的，是不值钱的，会对自己的学生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做导师的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向学生证实这个道理：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于是，我把名字的顺序重新更改过来，并很严肃地对赵文兴说，学术文章的署名不应该有长幼尊卑之分，应该具有科学的态度，这项研究从实验到论文都是由你来完成的，你的名字就理所当然应该署在前面，请你不要再改动了。
后来，又是因为署名的问题我朝赵文兴发过一次火。那是赵文兴在做另一篇论文的时候。这篇论文也是基于我的观点，由赵文兴做的实验，写出的论文。但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有可能引起争议的问题，在发表时赵文兴就十分谨慎。他与副导师经过反复商量之后，从不给我增添麻烦的角度考虑，决定不在文章上署我的名字了，只以赵文兴自己的名字来发表。我不了解这其间的隐情，所以当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生气。我认为赵文兴在署名问题上仍然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立刻把赵文兴叫来责问。当时，赵文兴看到我发火了，就紧张起来。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不是很善言辞的，心里越紧张就越难以解释清楚，结果装了一肚子委屈走了。后来，还是赵文兴的副导师向我把情况解释清楚了。了解到实际情况后，我对这件事很后悔。我想，我应该向赵文兴道歉，尽管我是他的导师，但是导师有错更应该主动承认错误，这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所以，我专门给赵文兴写了一封向他道歉的信，我在信上说，是我错怪了你，我当时的态度过于激烈了，希望你不要多心，还请你多多原谅。
1983年，我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部主任，而后调入北京中科院工作。
长春光机所现任所长曹健林是继我之后的第四任所长，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所长。我现在是长春光机所的名誉所长，也是最老的一位所长。我总觉得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的曹健林恐怕比我当年创业时还要难。
当年，我创建光机所的时候虽然科研基础差，人力物力匮乏，但毕竟那是一个倾全国之力支持科技发展的年代。那时候，只要是科研需要，党和上级领导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搞电子显微镜时，说需要有一台电子显微镜做参考，一下就把武汉微生物研究所刚进口的一台电子显微镜要来了；说需要人，与电子所打个招呼，当即把刚从德国学成回国的黄兰友先生留下，他很快就投入工作干起来。搞国防科研的时候更是全国一条心，需要什么支持就有什么支持，需要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而且，那时候我们这些从国外回来的专家，在领导层中还是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的，讲话还是很起作用的。记得我们研制电子显微镜时，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担心是否搞得出来。我说，起码不会比21年前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差，我们应该能搞出来，应该能取得这个胜利。领导就立刻给予我们大力支持。
如今不同了。曹健林当所长的今天，恰逢改革大潮兴起。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第一批单位中就有长春光机所。长春光机所作为中科院的改革试点单位，被推到了改革的前沿。国家改变了原有的拨款制度，大量削减事业费，吃了几十年皇粮的 光机所，说断奶就一下子断奶了。面对拨款制度改变后的严峻局面，维持偌大一个光机所的生存就成了曹健林的主要工作。曹健林需要思考许多对我们这些中国科学家来说曾经是十分陌生的课题：他要考虑如何带领这么大的研究所走出生存的困境；他要考虑如何才能既保证光机所的生存，而又不失其科研单位的基本性质和科学水平；他要考虑市场，要以市场为导向；他要考虑经济效益，要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他还要考虑从事高新技术研究和产品开发的新思路。而这些还仅仅只是一个方面，对曹健林来说，也许最难面对的还是在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群体的意识分化。市场经济在知识分子面前展开了一个充满了诱惑的世界，而市场经济的日渐活跃，又逐渐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使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他们开始拒绝传统知识分子的“士”之人格，不再甘心固守精神和清贫了；他们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无法专注于眼前的事情了。
对曹健林来说，要应付眼前这所有的一切，实在是过于沉重了。我很体谅曹健林的难处，总希望能帮曹健林做点儿什么，每次见到曹健林，我总要问一问：
“你看还需要我做点儿什么？”如果有能帮上忙的事情，我就会尽全力去做。但也有例外。
有一次，曹健林来北京找我。我知道他肯定有事，但他却吭哧吭哧地绕了半天也没说明来意。我觉得很奇怪，曹健林从来不是这样的。当年，他刚从国外读完博士回来时，根本不认识我就敢贸然闯进我家，请我出面支持他申请“863”
计划中的一个科研项目。那次，他申请的是有关X射线膜层方面的研究课题，这个项目人家花了几十万，他说我只要一万元，保证把这个课题做出来！我被他的热情感动了，通过交谈，我相信他具有这个能力，所以我当即提笔为他写了推荐信。结果，他果然只用了一万元就把这个项目做出来了。我想，曹健林是一个习惯明确表达自己想法的人，他这个样子一定是有难以说出口的话。我突然想起，眼下正是推选中科院院士的时候，我是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在院士的评选中能够起到一些作用，曹健林一定是为了这件事来的。
我默默地注视着曹健林，突然开口对他说：“说吧，你想给谁说情？”
曹健林当时就愣了，他没想到我会主动把话挑出来，就一五一十地对我说了。他果然是为推选科学院院士的事专程来找我的。站在所长的角度，曹健林想在这次院士推选中为所里多争取一个名额。他说临行前，他们所里几个领导商量了一下，觉得推荐的这个人是我的学生，我很有可能会破例同意给使点劲儿。
听了曹健林的讲述之后，我很久很久没有说话。我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才好。我不想伤害他，他有他的难处，况且他也不是为了自己。只是他不懂，他这是给我出了个天大的难题。我历来鄙薄把社会上的关系学带到科技界的做法，历来鄙薄科技界中以师生关系相互照应的不良风气，我自己怎么能这样做呢。孟子说：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既然我告诉我的学生比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我就得自己先做正这个人。否则，我还有什么脸面做他人的导师呢！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很真诚地对曹健林说，我想告诉你一句实话，不知你听了是否会相信。我说，你知道吗？在现在的中科院院士中，有10个人曾经做过我的学生，但是，他们这些人却没有一个是由我提名而当选为院士的。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向你解释清楚这件事，我只想请你答应我，今后不要再向我提这样的要求了好不好？我很珍惜自己的这份权利，我想请求你让我把这个权利留给我自己。
只有爱可以征服心灵（节选）李连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