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也是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通过原材料开发和提取、能源消耗、废物产生、消费者对商品的使用和废弃这一循环过程，工业及其产品对文明社会的资源库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提高了资源质量或扩大了资源利用范围，也可能是消极的——生产过程和产品消费过程中产生了污染、导致资源耗竭和资源质量下降等问题。如果工业发展要长期持续，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发展的质量。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报告，如果发展中国家工业品的消费水平上升到目前工业化国家的水平，则世界工业产量必须提高2.6倍。如果人口增长按预计的速度发展，到22世纪某一时期世界人口大致稳定时，世界工业产量预计需要上升5～10倍。这种增长将给未来的世界生态系统及其自然资源基础带来严重影响。因此，工业和工业过程应该向以下几个方面发展：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更少地产生污染和废物，更多地立足于可再生资源而非不可再生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人体健康和地球环境的不可逆转的影响。
（四）适度的消费模式
全球可持续发展要求较富裕的人们能够根据地球的生态条件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有当各地的消费模式重视长期的可持续性，超过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才能持续。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这样的观念，即鼓励在生态环境允许的范围内的消费标准和所有的人可以遵从的标准。这些话看起来有些晦涩难懂，但核心只有一个：人们的消费方式应该与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相一致，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生活模式对资源施加了太大的压力；这种消费模式不应该受到鼓励和支持，而应该予以改变。同样，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发达国家的某些消费方式也是需要改变的。
（五）综合决策机制
许多需要对人类发展问题进行决策的机构，基本上都是独立且分散存在的。它们往往只考虑部门内部的职责，按照各部门的要求行事。例如，负责管理和保护环境的机构与负责经济的机构在组织上是分开的。有些部门的政策对部门的目标有利，对环境却是有害的。政府往往未能使这些部门对其政策造成的环境损害负起责任来。举例来说，过去工业部门只负责生产产品，而污染问题留给环境部门去解决。电力部门只管发电，酸性尘降等问题也让其他专门机构去处理。国家实行一项政策措施，也很少考虑该政策对环境的可能影响，一旦产生不良环境影响再做修补工作。这些事后的修补常常需要很高的费用，而且，一些生态影响是不可挽回的。因此，在各个部门行使自己的职责时应该将生态和环境的利弊综合考虑进去，进行综合决策，就可以避免可能的环境后果。这种综合决策机制，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极大重视，研究者和决策者都在试图通过这种综合决策机制，寻求一种既能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又能对环境进行妥善保护甚至是改善的“无悔政策”或“双赢政策”。
（六）人口问题
在世界的很多地方，人口的高速增长超过了环境资源能够长期支持的数量。粮食、能源、住房、基础设施、医疗卫生和就业等都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人口数量的多少，而在于人口的数量和增长率怎样才能与不断变化的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相协调。人口控制对稳定生态环境和减缓资源基础耗竭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制定人口政策，通过各种形式来实现人口控制目标，并通过社会、文化和经济手段实施计划生育，不仅控制人口的数量，同时改进人口的整体质量。
（七）粮食保障
《我们共同的未来》指出，目前全世界的人均粮食产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高，但由于粮食生产和分配的不均衡，仍然有11亿人无法得到足够的粮食。世界的农业发展并不缺乏资源，而是需要保证粮食生产以满足人们的需要。通过充分利用人类已经拥有的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制定粮食供给和生活保障的新政策，可望实现保障世界粮食充足供给的目标。
（八）能源消费
取暖、煮饭、制造产品、交通运输等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服务都是能源提供的动力。目前，人类主要依赖于矿物燃料和薪柴。矿物燃料的使用面临着耗竭的困境，据估计，石油可利用50年，天然气可利用200年，煤炭可利用3000年。同时，矿物燃料燃烧还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问题：温室气体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酸雨问题、颗粒物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等，都与矿物燃料的生产和消费过程相关。因此，提高能源效率、节约能源、开发可再生能源(如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燃料等)将会帮助我们解决能源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外，《我们共同的未来》中还探讨了国际经济对发展和环境的作用，如何管理人类的共有资源(海洋、外层空间、南极洲)，如何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国际秩序，国际机构在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公众参与的必要性、环境投资等问题。
可以说，《寂静的春天》掀起了第一次环境革命，辩论的焦点是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重视环境污染，并努力采取技术措施减小环境污染的损害；《我们共同的未来》则标志着第二次环境革命的到来，它重新界定和扩大了许多原有的概念，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人类发展模式，并使得可持续发展成为第二次环境革命中最引人注意的词汇。它是人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与环境关系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辩论的焦点则转移到怎样达到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增长的讨论上。它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倡导保持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号召人们在增加生产的同时，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它明确提出要变革人类沿袭已久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决策机制，调整现行国际经济关系，并大声呼吁旨在动员民众参与的环境运动。在报告的最后，委员会宣称：“以后的几十年是关键时期，破除旧的模式的时期已经到来。用旧的发展和环境保护的方式来维持社会和生态的稳定的企图，只能增加不稳定性；必须通过变革才能找到安全。”
这场变革已经开始，为了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各国正在合作中寻找一条符合自己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于是，在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树立了环境和发展相协调的观点，并提出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不仅成为理论学家和政治家必说的名词，而且，通过各国制订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它已经成为当今规模最浩大的实践活动。
六、人类只有一个地球
在《寂静的春天》的感召下，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蓬勃开展。越来越多的公众以越来越广泛的行动参与到越来越扩展的“绿色运动”中。开始是零散地加入环境组织，接着就是一浪一浪地涌入，恰如“国家生命联合会”环境组织所称：“我们只是坐在这里，突然，他们敲门来了。”
虽然刚开始时公众关于工业技术对人体健康和安全的威胁还只是模糊的意识。但是，核实验基地的放射性和核反应堆的核泄漏激起了公众的恐惧，蕾切尔·卡逊揭露了50余种“神奇化学物质”不可预测的潜在危害：纽约发生致人死命的“光化学烟雾”，一艘油轮在英吉利海峡泄漏11.7万吨原油，圣巴巴拉海岸线石油污染……公众坐不住了，他们用笔、用嘴、用脚来表达愤怒、恐惧和呼吁。
主流媒体也最终觉悟，诸如生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字样已成为各报刊的大标题栏目，环境成本、多样性、可耗竭资源、光化学烟雾等已变成普通的流行词汇，生态概念和环保意识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事情。
20世纪60年代末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数目惊人地空前增长。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扛上了环境保护的绿色大旗，在所有合力的推动下终于掀起了运动的最高峰。1970年4月22日的大游行，后又称为“地球日大行动”，为蓬勃迅变的60年代划上了圆满的惊叹号，也为后续环境保护运动开辟了更广阔的舞台。
在“地球日游行”的同期，世界环境保护运动组织在《东京宣言》中请求：“把每个人享有的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权利和当代人传给后代人的遗产应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环境资源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这是人与环境关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来临，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生态时代，《增长的极限》《只有一个地球》为人类传统发展模式“牧童经济”敲响了警钟。地球在茫茫星海中只是一艘宇宙飞船，其空间容量、环境承载力都是有限的，我们不能采取如牧童在广阔无垠的草地上打一枪换个地方式的粗放式环境破坏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应采用集约型、生态循环型的“宇宙飞船经济”。
20世纪90年代被称为全球环境年代，温室效应、臭氧层耗竭、酸雨、生物多样性灭绝、海洋污染、荒漠化……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议论的重要问题。全球环境的恶化已威胁到人类生存，“救救地球、救救人类”的呼声在世界范围内回应，公众自觉组织了“绿色和平组织”等众多非政府组织。绿党也进入议会成为以保护环境为宗旨的政治实体。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全球环境与发展首脑会议，183个国家或地区的首脑抛弃种族、意识形态、文化等偏见，共同通过了全球环境保护行动的另一里程碑《里约宣言》。期间，划时代的成就——《21世纪议程》——制定了人类共同的未来道路：走环境、社会、经济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现在，全新意义上的绿色运动兴起：环境标志，生态包装，产品生命周期管理，清洁生产、环境审计、环境政策一体化，绿色壁垒，环境税，环境建设，环境贸易，环境外交，ISO（国际标准化组织）14000……从宏观的理论决策、中观的全过程管理到微观的清洁生产，现代环境保护运动也登上了更高、更广、更深刻的全球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