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洞察世界，发现真知
第三节认清必然性，按规矩办事
——林毅夫在剑桥大学马歇尔讲座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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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所有国家领导人都具有同样的目标——在自己的领导下将国家领向现代化。而发展先进产业就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领导人在当时也不例外。但是，赶超战略效率低，需要有很大的可动员的资源来支持，其可维持的时间长短和程度深浅取决于人均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和人口规模的大小，人均自然资源越丰富、人口规模越大，能够动员的时间就越长，资源的动员也越容易。然而，东亚经济的人均资源短缺，人口规模相对小，这是其推行赶超战略的不利条件。例如，台湾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试图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第二年就出现了由补贴造成的政府财政赤字以及随之而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而难以维系。
此后，尽管政府提倡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但由于政府不提供保护补贴，企业只能进入符合比较优势、有自生能力的部门，并因此一步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韩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朴正熙执政时，为了维持经济稳定，曾一度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后在1973年推出重机械制造业、重化工产业优先发展政策，但继而引发了1973、1974的恶性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20％），政府虽然表面上未放弃该政策，但为企业提供的保护补贴越来越少。这一政策在朴正熙于1979年遭暗杀后基本被放弃，韩国大财团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只能回到劳动力较为密集的产业发展。新加坡、香港更是如此，因为各自的经济体内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由此可见，东亚新兴经济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资源所限。
资源约束的影响在中国长期的文化思想中也有所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很长的时期内，人均资源都非常有限。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相对西方而言发展程度固然更高，但事实上每个人都接近饥饿的边缘，因而，中国文化长期强调实用主义、实事求是。从儒家讲的“中庸”到毛泽东的“实事求是”、邓小平的“解放思想”，再到现在的“与时俱进”，都体现了不追求简单完美的意识形态、不受教条主义影响、根据现实调整政策的文化传统。而中国、越南从70年代末开始转型，之所以采取双轨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还受到政治因素的限制。中国和越南的转型多为第一代领导人所推动，而在东方权威主义的社会中，领导人的权威来自于其所能够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来自于其所推行的政策的正确性。由于第一代领导人同时也是计划经济的推动者，其不能、也很难完全否定计划经济，只能对计划经济进行“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修修补补。
现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已成为共识。但是，中国的改革经验是否可以为其他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所借鉴？需要注意的是，苏联、东欧在20世纪80年代也曾经推行渐进式改革，但没有成功。渐进式改革成功与否也同实施方法、方式有关。苏联、东欧的改革与中国、越南的改革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根本差异：第一，苏联、东欧在改革的时候，没有给予企业定价权，仍由国家完全控制价格，而在中国，计划内的价格由国家制定，计划外的价格由企业根据市场制定，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微观主体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苏联、东欧企业面临的产品边际价格低，因而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低，而中国和越南的企业对边际价格做出反应的积极性高。
第二，在苏联和东欧，原来受抑制的轻工业部门准入障碍很多，资源配置效率难以得到改善。而中国则鼓励乡镇企业、民营经济、三资经济等进入轻工业部门，从而提高了微观主体的积极性和资源配置效率。第三，苏联、东欧给予企业的自主权是制定工资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厂长、经理自然倾向于制定很高的工资率，从而引发工资膨胀。而在中国和越南，虽然推行了利润留成制，但企业的工资总额受到限制，因而没有工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第四，在苏联和东欧，工资上涨引发了市场需求的增加，因而增加了短缺，俄国、波兰、匈牙利都曾通过大量借外债、大量进口而满足消费者需求，国家负债大大提高，难以持续。与之相对，在中国和越南，工资增长不多，而资源配置得到改善，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丰富程度大大提高，出口持续增加，外贸盈余增加，国家宏观稳定性越来越好。
由此可见，同样是渐进式改革，改革成效还依赖于具体的操作方式。中国、越南、东亚的改革对于其他转型国家具有以下借鉴意义：第一，政府应该采取措施，实施多劳多得制，提高微观主体积极性。第二，因为有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需要获得保护和补贴，在条件没有改变前不能减少补贴，但要放开原先受抑制的部门，因而要在资源配置上实施双轨制，并进而需要在价格上实施双轨制。第三，微观主体效率提高后，如果原先双轨中政府配置的比重越来越低，则双轨向市场单轨的转变时机已成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法律制度等方面需要不断完善。这样，就可以分几步“跳过”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鸿沟”。
总结讲座的所有内容，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在现代经济（工业革命后的经济）而言，技术升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而言都是其经济长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如果没有技术的不断变迁，经济必然停滞。
第二，思想、认识、社会思潮，是决定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后发优势取得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原因。如果一个国家对落后背后的真正原因（要素禀赋结构）有足够的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就能够充分利用后发优势。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每个国家的公民的身份先天给定、无法选择，而政府拥有强制力，其政策的正确与否决定这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效率。
第四，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是该国产业、技术选择的最重要限制。在任何一个给定的时点，要素禀赋给定，决定了该时点社会的总预算。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资本、劳动的相对价格，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最有效率的产业和技术选择。
第五，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最重要的经济原则。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竞争优势，落后国家也才能充分利用比较优势。
第六，企业的自生能力在现有经济学中尚未得到认真研讨，但这是了解一个发展中国家制度扭曲的最重要概念。大部分制度扭曲都是为了保护由错误战略造成的、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形成的。
最后，在转型过程中，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如果能够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转型路径，则即使在非常弱的制度框架之下，也有可能取得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并不是命运。如刘易斯所讲，所有的国家都有机会。如果它们有勇气抓住自己的机会，有好的领导和政府，在适当的时间引入适当的政策，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可以如50年代的东亚、80年代的中国和越南那样突然实现经济的起飞。当然，政府领导人需要有勇气和正确地认识做出发展决策。东亚经济和中国、越南的成功既有运气的成分，也有必然的成分，但如恩格斯所言，自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亦即要在做决策时认识到所要决策的事物背后的因和果。
【人物剪影】
林毅夫，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27岁那年，他为了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从台湾毅然泅过海峡，回到了大陆。不久，林毅夫便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政治经济专业。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应邀到北京大学宣讲他的经济学理论，林毅夫很荣幸地成为舒尔茨的翻译。正是这个意外的机会，为林毅夫打开了通往世界经济学最高殿堂的大门。1982年，林毅夫从北京大学毕业，他远渡重洋，来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师从舒尔茨，学习农业经济。
1987年，林毅夫回到了中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国际经济学界享有盛誉。
2008年，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正式任命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毅夫为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兼负责发展经济学的高级副行长。林毅夫也成为首位在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如此高职位的中国人。
林毅夫这样熠熠生辉的人，也有他难以诉说的伤痛，那就是在他父母去世的时候，他未能守在身边，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他写的《祭父文》十分的凄婉感伤，让读者潸然泪下。在文中，他对于父母过世而自己却无法“执手扶送”，表达了无尽的哀思和遗憾。他回忆说，自己弱冠之年，赋性顽介，愤愤诸事，而他的父亲则每次都以动心忍性的掌故相勉。1979年离家远去，关山重重，有家归不得，而今是“子欲养而亲不在”……他动情地说：“阿母病危，未能侍奉左右；阿爸抱病卧床，仍无返乡之途。黄泉路口，不得执手扶送，长留阿爸、阿母无尽之憾。终天唯有思亲泪，寸草恨无报春晖。”
【读·品·悟】
这是林毅夫2007年11月在马歇尔讲座上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对比分析并总结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一些国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应吸取的教训，告诉我们：只有根据对自然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自己的决策，才是正确的选择。同时也启发我们，在生活中要尊重客观规律，按规矩办事，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就要求我们熟悉法律知识，养成知法、懂法、守法的好习惯，学会用法律的准绳去评判各种简单或复杂的社会现象，根据法律的要求来决定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与此同时，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
按规矩办事，也提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遵守交通规则。遵守交通规则是我们每一个公民应具备的素养。遵守交通规可以保证交通的畅通，还可以保护我们的安全，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避免不必要的伤亡。
此外，做一个遵守规矩的人还要注意维护公共卫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学习公共卫生的常识，如：不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抽烟要在指定的场所进行。在日常生活中还要管好自己，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所随意涂抹乱画，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
综上，我们要养成守规矩的习惯，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生活有条不紊，才能保证我们大家的利益，让我们生活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
【链接】
马歇尔讲座是以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英国剑桥学派的创立者、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奠基者和集大成者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名字命名的。马歇尔于1865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的数学学院，1885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第一任的经济学讲座教授，直到1908年退休。
马歇尔讲座始于1946年，该讲座每年从全世界著名的经济学者中挑选出一位担任主讲人，其中的13位在后来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