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生命背上了一种叫责任的使命
第五节珍爱生命，就要珍惜每一天
——史蒂芬·霍金在牛津大学的演讲
我父亲非常希望我能进牛津或剑桥。他本人上过牛津的大学学院，所以他认为我应该申请这个学院，这样我被接受的机会更大些。那时大学学院没有数学的研究员，这是他要我学习化学的另一个原因：我可以尝试自然科学而非数学方面的奖学金。
我家的其他成员去了印度有一年，但是我必须留下准备A水平和大学入学的考试。我的校长认为我去投考牛津太年轻了些，但是在1959年3月我还是和学校中另外两个比我高一年级的男孩参加了奖学金考试。当大学监考讲师和其他人讲话而不理我时，我相信我考得很糟，所以非常沮丧。在从牛津回家后几天，我收到了一封电报，说我得到了奖学金。
我那时十七岁，同年级同学中的大多数都在军队服务过，所以比我大许多。在大学第一年以及第二年的部分时间里我觉得相当孤单，只有到了第三年我才真正感到快乐。当时笼罩牛津的气氛是极端厌学。要是你不属于聪明而老不用功的，就甘心承认自己不行。由于用功而得到好分数被认为是灰人，这是牛津词汇中最坏的诨名。
那时牛津的物理学课程安排得特别容易，你可以毫不用功。在牛津上学的三年中只在刚入学和快结束时各考一回。我曾计算过，三年期间我总共用了一千小时的功，也就是平均每天一小时。我并不为我的懒惰感到自豪。我只不过描述当时我和大多数同学的共同态度：对一切完全厌倦并觉得没有任何值得努力追求的东西。我的疾病的一个结果就是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当你面临着夭折的可能性，你就会意识到，生命是宝贵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因为我没有用功，为了通过期终考，我就打算做理论物理的问题，避免记忆性的知识。可是，考试前夜我由于神经紧张而失眠，因此考得不很好。我处于第一等和第二等的边缘，所以必须接受考官的面试才能最后决定。他们在面试时问我未来的计划，我回答说要做研究。如果他们给我一等，我就去剑桥；如果我只得到二等，我则留在牛津。他们给了我一等。
我觉得理论物理中有两个领域是基本的、我可以做研究的，一个是研究非常大尺度的即宇宙学，另一个是研究非常小尺度的即基本粒子。因为基本粒子缺乏合适的理论，所以我认为它较不吸引人。虽然科学家发现许多新粒子，他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和植物学一样把各种粒子分门别类。相反的，在宇宙学方面已有一个定义完好的理论，即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当时在牛津没人研究宇宙学，而在剑桥的弗古得·霍伊尔却是英国当代最杰出的天文学家，所以我申请跟霍伊尔做博士论文。我到剑桥做研究的申请被接受了，其先决条件是我要得到第一等成绩。但是使我恼火的是，我的导师不是霍伊尔，而是邓尼斯?西阿玛，我以前没有听说过他。然而，最后发现这是最佳的安排。霍伊尔经常在国外，我也许不能经常见到他。另一方面，西阿玛总在那里，他的教导总是发人深省，尽管我们经常意见相左。
因为我在学校和牛津并没有学到许多数学，所以一开始时发现广义相对论非常艰深，进展缓慢。此外，我在上牛津的最后一年发现自己的行动越来越笨拙。到了剑桥不久，即被诊断患了肌肉萎缩性侧面硬化病，在英国称作运动神经细胞病。医生对于治愈甚至控制它的恶化都束手无策。
最初这种病恶化得相当迅速。因为我预料自己不会活到结束博士论文，所以看来没有必要做研究。然而，随着时间的过去，这种病的恶化似乎减慢了下来。我还开始理解了广义相对论并在研究上有所进展。真正使我生活改观的是我和一位名叫简·瓦尔德的姑娘订婚。
我邂逅她之时大约便是诊断得了运动神经细胞病前后，这就使我有了一些活头。
但是为了结婚，我需要一份工作，为了得到工作，需要一个博士学位，因此在一生中我首次开始用功。令我惊讶的是，我发现自己喜欢研究，也许把它称为工作是不公平的。有人说道：科学家和妓女都为他们喜爱的职业得到报酬。
我向龚维尔和凯尔斯学院申请研究奖金。我希望简能为我的申请表打字，可是当她来剑桥看望我时，她的手臂因为骨折打上石膏。我必须承认，我应对她更为体贴才对。还好，她是伤了左臂，所以她还能按照我的口授填好该表，我再请另外的一个人打字。
我在申请时列入两个人的名字作为我的推荐人。我的导师建议我请赫曼?邦迪作为其中之一。邦迪那时是伦敦国王学院的数学教授，他是一名广义相对论专家。我见过他两回，他还为我提交过要在《皇家学会会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他有一次在剑桥演讲后要求此事，他以迷惑的眼神凝视我，然后答应说可以。他显然遗忘了我，因为当学院写信问他时，他回答说没有听说过我。现在，有这么多人申请学院的研究奖金，如果候选人的推荐人中有一人说对他不了解，他也就不会有机会了。但是那时竞争没有这么激烈。学院写信通知我这推荐人的难堪的答复，而我的导师到邦迪那儿去使他回想起我来。邦迪后来为我写了一封言辞溢美的推荐信。我如愿得到了研究奖金，从此以后一直是凯尔斯学院的研究员。
……
1970年的一个晚上，当我要上床之时思考黑洞的问题，那是我的女儿露西诞生不久的事。我忽然意识到，彭罗斯和我发展的用于证明奇性的技巧可以适用于黑洞。特别是，黑洞的边界，即事件视界的面积不会随时间减小。而且当两颗黑洞碰撞并合成一颗单独的黑洞时，最终黑洞的视界面积比原先两颗黑洞的视界面积的和更大。这就为黑洞碰撞时可能发射的能量立下了一个重要的限制。那个晚上我激动得难以入眠。
从1970年到1974年我主要研究黑洞。但是在1974年我也许做了毕生最令人吃惊的发现：黑洞不是完全黑的！当人们顾及物质的小尺度行为时，粒子和辐射可以从黑洞漏出来。黑洞正如同一个热体似的发射辐射。
1974年之后，我从事把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合并成一个协调理论的研究。其中一个结果便是我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巴巴拉分校的詹姆?哈特尔在1983年提出的一个设想：无论时间还是空间在范围上都是有限的，但是它们没有任何边界。它们像是地球的表面，只不过多了两维。地球表面具有有限的面积，但是没有任何边界。在我的所有旅行中，我从未落到世界的边缘外去。如果这个设想是正确的，就不存在奇性，科学定律就处处有效，包括宇宙的开端在内，宇宙起始的方式就完全由科学定律所确定，我也就实现了发现宇宙如何起始的抱负。但是我仍然不知道它为什么起始。
【人物剪影】
史蒂芬·霍金，1942年出生于英国伦敦。1959年考入牛津大学，1962年牛津毕业后去剑桥攻读研究生，并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3年，霍金被诊断患有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为此他被“捆绑”在轮椅上长达40年。1979年霍金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卢卡斯数学教授（牛顿曾任此职）。1988年他与彭罗斯一道证明了著名的奇性定理，并完成了著名的《时间简史》，为此他获得了沃尔夫物理奖。之后，他还证明了黑洞的面积定理。
霍金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性，他虽然在轮椅上坐了40多年，但仍旧克服了种种困难成为科学界的巨星。他不能写，甚至口齿不清，但他超越了相对论、量子力学、大爆炸等理论而迈入了创造宇宙的“几何之舞”。他的思想畅游在广袤的时空，不仅解开了宇宙之谜，而且还为人类树立了一座精神的丰碑。他不仅被誉为“在世的最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生活强者”。
【读·品·悟】
这是霍金应邀到牛津大学所做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回顾了自己在牛津的学业和从事宇宙研究科学的历程，并动情地说：“当你面临着夭折的可能性，你就会意识到，生命是宝贵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因此，我们要珍爱我们宝贵的生命!
珍爱生命就要珍爱生命中的每一天，像陆幼青先生那样让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当陆先生知道自己只能活100天的时候，他用坚定沉稳的笔触每天写一篇面对死亡的日记。在他的《死亡日记》中，他对人生进行了平静而真实的思考。在他有限的生命里，他思考爱情、亲情、生活，抒写直面死亡的感受。从他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陆先生对生的渴望，我们可以知道生命的宝贵。陆幼青先生36年的人生是平凡而短暂的，他的经商、他的家庭、他的生活、他的所思所想，甚至他的病痛，都是极普通、极平凡的。他在书中写道，由于不满足于教师清贫的生活，他下海经商，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劳动，使自己和家人过上了有品位的幸福生活。另外，他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他喜欢旅游，喜欢抽中华烟，喜欢生活的点点滴滴。陆幼青先生热爱自己的宝贵生命，为了战胜癌症，他接受过多次手术和放化疗，忍受了痛苦的折磨，并且平静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
霍金和陆幼青的人生经历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生命。陆幼青和霍金是不幸的，病魔夺去了他们享受生命的权利，但是我们时刻能感受到他们生命的坚强。相比之下，我们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是幸运的。
走到生命终点的人和失去健康的人对生是无比渴望的，他们为自己没有来得及做一些事而感到惋惜，他们为自己没有真正关心爱自己的人而伤感。因为生，我们有权利去爱我们想爱的人；因为生，我们有权利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生命之花绽放的时候，也是它最美的时候。让我们在生命最美的时候，珍惜生命的每一天，好好生活，好好做人，让自己每天都过得充实，每天都活出别样的精彩。这就是我们给生命最好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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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悲剧总是最吸引人的，演讲中何尝不是如此呢？在演讲中通常会有这样的现象，当演讲者讲述自己成功的经历时，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仔细聆听，但当他讲述自己的困难或失败，讲述自己怎样从失败中爬起、怎样克服自身的困难时，所有的人都会耐心地去听。霍金在演讲中就用他的苦难折射了我们所应该做的：“当你面临着夭折的可能性，你就会意识到，生命是宝贵的，你有大量的事情要做。”这句话让我们默想，使我们陷入沉思。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在演讲中，尤其是在讲述人生经历的时候，不成功的、在苦难中失望、在消沉中觉醒的经历更能博得听众的喝彩，因为听众都想从演讲者身上借鉴教训，以便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