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达摩
“第三条道路写作”（1999-2009）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诗歌流派和21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诗歌流派，以现在出版的这本《在路上：第三条道路10周年作品集》为标志，业已走过它的漫漫的时而狼烟四起的因此堪称非凡文学流派的10年诗学进程。蓦然回首，1999年12月中旬、下旬，我独自一人在北京的冰天雪地之中，从北三环北太平庄（我当时的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在地）多次乘车“晃晃悠悠”地前往通县（现已改为通州区）一个非常破落的乡村印刷厂，催促厂里的工人师傅抓紧时间印刷装订由我和莫非共同策划、主编的《1999九人诗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现在整个诗坛没有人不知道这本《1999九人诗选》扮演着一个颇具历史意味的身份--“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第一个文本，如果没有这个文本，“第三条道路写作”这个概念最多就是两三个不太出名的诗人的一句空话而已。一晃10年过去了，如今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个在冰天雪地之中艰难诞生的诗歌选本，我发现不管怎么夸大它的诗学意义都不为过，它的横空出世无情地摧毁了当时甚嚣尘上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二元对立，使中国新诗创作真正进入了后现代语境支配下的“千座高原”林立的多元化时代。
继1999年12月出版《1999九人诗选》之后，我深感“第三条道路写作”不可能一蹴而就，还需要继续推进，于是2000年12月出版了我主编的该年度的《九人诗选》（华艺出版社2000年12月版），顺下来，这本《九人诗选》自然就成了“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第二个公开出版的文本。基于上述相同的理由，2001年6月，出版了我主编的2001年度的《九人诗选》（华艺出版社2001年6月版）。经过上面所说的“三把火”，“第三条道路写作”在整个诗坛的影响已经非常之大，换言之，凡是写诗的，搞诗歌研究的，差不多没有人不知道“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大名，甚至久闻“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大名。尽管如此，我隐隐感觉2000年和2001年出版的《九人诗选》的档次不是很高，版式设计、封面设计等太拿不出手，所以后来我于2004年5月创办、主编的大型诗歌与诗学丛刊《第三条道路》，由九州出版社出版，直至现在。
一、诗群滥觞期：三本《九人诗选》（1999-2001）
现在看来，“第三条道路写作”最初实际上是以“诗歌群落”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当时除了它自己本身并不具备一个诗歌流派的核心元素比如说共同的诗学特征与审美诉求外，它当时赖以存在的两个诗学背景即“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实际上也不是什么诗歌流派，而是两个松散程度或紧密程度不太一致的“诗歌群落”。
作为当代中国文学历史进程中的一个诗歌群落，“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以三本《九人诗选》的出版开始其滥觞期的。（1）1999年12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谯达摩和莫非主编的《九人诗选》；（2）2000年12月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谯达摩主编的《九人诗选》；（3）2001年6月由华艺出版社出版的、谯达摩主编的《九人诗选》。这三本《九人诗选》，的确只能视之为“第三条道路写作”作为一个诗歌群落的滥觞期，尽管其诗学理念已逐渐清晰起来，比如我在《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一文中所阐释的：“我认为‘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任何否定‘第三条道路’存在的人，都是盲目的。”谯达摩：《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谯达摩、莫非主编：《九人诗选》，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275页。不久，我对“第三条道路”的诗学内涵到底是什么做了更进一步的阐释，我认为：“首先，‘第三条道路写作’是历史的选择。在我们这个市场经济时代，由于人文精神的退守边缘，从而导致‘人性写作’的普遍贫乏。我们说‘第三条道路写作’首先是作为历史选择的产物，是因为‘第三条道路’首先通向伟大的人性。其次，‘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必然选择……最后，‘第三条道路写作’是20世纪末中国诗歌本身的选择……”谯达摩：《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谯达摩等主编：《九人诗选》，华艺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页。2001年5月，我再次从广义和狭义的角度对“第三条道路”的诗学内核进行了阐释：“广义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包括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之外的所有其他诗人的写作。狭义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主要指参与《九人诗选》以及与《九人诗选》相关的诗人们的写作。”谯达摩：《中国当代诗坛一瞥》，谯达摩主编：《九人诗选》，华艺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71-272页。无论从我1999年、2000年、2001年的诗学理论文章来看，还是从上述三本《九人诗选》的入选诗人来看，“第三条道路”所孕育的诗歌群落或诗学浪潮都已经初露端倪，可以说，这是继“朦胧诗浪潮”、“第三代诗歌浪潮”之后的第三次浪潮，可以命名为“第三条道路诗学浪潮”，当然，更为确切的还是将之命名为“第三条道路诗群”或“第三条道路诗歌群落”比较合适一些。
1999年的《九人诗选》，封面上的设计为《一九九9人诗选》，故意少写一个“九”，版权页上的书名为《九人诗选》。由于我是第一主编，所以依不成文的惯例，我将自己的诗排在该书的最后一位。莫非是该书第二主编，对“第三条道路”的第一个公开出版的文本贡献很大，经常要和我聚集在一起讨论该书的编辑问题，包括编辑体例、敲定入选诗人的名单、向入选诗人组稿、选稿、编辑、排版、校对、找人设计封面等等，更主要的是因为莫非确实是当下中国颇具创作实力的杰出诗人，所以我建议将他的诗排在了该书的第一位。这样，该书的排列顺序为：莫非、车前子、简宁、席君秋、树才、殷龙龙、小海、尹丽川、谯达摩等九位诗人。
2000年的《九人诗选》是以我的诗学文章《第三条道路写作提纲--我的诗学：2000年冬天的思想》作为“序言”的。文章由14个部分组成：（一）“第三条道路写作”是什么？（二）解构与建构：审美空间的无限扩张；（三）“第三”主义；（四）初创阶段的“第三”主义；（五）独立的背景；（六）独立的过程；（七）独立的后果；（八）冲突理论（1）：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策略；（九）冲突理论（2）：第三条道路写作和强制问题；（十）交换理论（1）：第三条道路写作的洞察力；（十一）交换理论（2）：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困境；（十二）重要文献（1）：反对秘密行会及其它；（十三）重要文献（2）：第三条道路；（十四）重要文献（3）：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紧接着这篇文章之后，是我的长诗《凤凰十八拍》，然后是路也的诗《冬至》、《两个女子谈论法国香水》等，卢卫平的诗《树是好人》等，娜夜的诗《一只非非主义的老鼠》、《飞雪下的教堂》等，赵丽华的诗《我看到山体的缝隙间的水》、《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等，殷龙龙的诗《说树》等。等等。
2001年的《九人诗选》，由我一人担任主编。当时考虑到扩大“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人阵容，所以我没有将我的诗歌作品编入这本《九人诗选》。1999年的《九人诗选》是当年12月出版的，2000年的《九人诗选》也是当年12月出版的，但2001年的《九人诗选》则是当年的6月就出版了。从这个角度来说，《九人诗选》和后来的《第三条道路》并非什么“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年鉴，而是一些具有相同或相似诗学诉求的诗人之作品的自由集结。2001年的《九人诗选》包括如下诗人的作品：卢卫平、李南、刘川、邱勇、唐诗、陆苏、刘文旋等。
在2001年的《九人诗选》最后面，是我的一篇很短的文章《中国当代诗坛一瞥》，共七个小部分，第一部分是这样阐释的：“所谓中国当代诗坛，在这里我把它主要理解为‘第三条道路写作’。因为坚持‘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人们在最神圣的艺术法则范畴内，继‘朦胧诗’之后，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波翻浪滚里，重新挽救了中国新诗。而且‘朦胧诗’诸诗人的政治立场与‘第三条道路写作’诗人们的艺术立场在当代文学的历史空间相映成趣，共同彰显了中国新诗发展的灿烂未来。”谯达摩：《中国当代诗坛一瞥》，谯达摩主编：《九人诗选》，华艺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71页。第二部分是这样阐释的：“广义的‘第三条道路写作’，包括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写作’之外的所有其他诗人的写作。狭义的‘第三条道路写作’，主要指参与《九人诗选》以及与《九人诗选》相关的诗人们的写作。”谯达摩：《中国当代诗坛一瞥》，谯达摩主编：《九人诗选》，华艺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71-272页。第七部分也就是文章的最后部分是这样阐释的：“综上所述，我们说‘第三条道路写作’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当代诗坛，并非过誉之辞。严格地说，‘第三条道路写作’只是一种精神姿态，即重新恢复从古到今诗人们傲视万物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诗歌作品的价值和诗人存在的必要。需要注意的是，诗人们在精神领域这种睥睨八荒的姿态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谯达摩：《中国当代诗坛一瞥》，谯达摩主编：《九人诗选》，华艺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74页。
二、诗群发展期：三本《第三条道路》（2004-2006）
2002年、2003年，由于我个人没有行动，所以“第三条道路写作”在这两年就没有出版过诗歌选本，从这件事，我感悟到，一个人确确实实能改变历史或推动历史，因为绝大多数人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实际上是没有行动能力的。想想我在1999年12月为“第三条道路写作”的第一个诗歌文本《九人诗选》的出版独自于飞雪寒冰中奔波的点点滴滴，我觉得应该继续“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诗学使命，于是在2003年底，我开始策划、编辑、创办大型诗歌与诗学丛刊《第三条道路》。从2004年5月，《第三条道路》第一卷出版至今，《第三条道路》一共出版了三卷，几乎都是100多万字的容量，令人叹为观止，这在当今比较疲软的中国诗坛，确实是不多见的。
2004年5月出版的《第三条道路》（第一卷），以及我那篇发表于该书卷首的诗学文章：《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在这篇诗学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诗学概念“后现代范式”，以此将“第三条道路”与“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区别开来。从1999年12月到2004年5月，我终于完成了将“第三条道路”从“三生万物”的诗学理念到“后现代范式”的诗学体系的过渡。这一过渡现在看来具有象征意义，它标志着“《九人诗选》时代”的结束，同时标志着“《第三条道路》时代”的开始。
《第三条道路》（第一卷）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栏目设置有：打开思想之门、诗·思·史、摩崖石刻、女诗人作品展、诗评家档案、诗人在线、中国：鼎、文献汇编、诗人研究、诗人随笔、大视野、椭圆星座、人间论坛、走向经典等。在“打开思想之门”栏目里发表了我的长篇诗学论文《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该文包括六个部分：（一）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的转换；（二）第三条道路：陡度与个性；（三）第三条道路：规训与存在；（四）第三条道路：世界作为文本；（五）第三条道路：实验室；（六）第三条道路：思想的边界。如前所述，我在此文中提出了“现代范式”和“后现代范式”两个彼此对立的诗学概念：“现在看来，20世纪末期的所谓‘盘峰诗会’就像一个巨大的胎盘，‘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这两个二元对立的怪物出乎意料地胎死腹中，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这实际上标志着封闭的、平衡的、稳定的、‘从一个空想滑向另一个空想’的‘现代范式’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彻底终结。因为‘盘峰诗会’不久，也就是1999年12月，‘第三条道路写作’应历史之运而生。简而言之，‘第三条道路写作’的诞生过程，其思想观不是基于实证主义的确定性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怀疑，这一怀疑来自基于人类经验和精神历史而非元叙述主题的任何决策。所以，‘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出现实际上标志着一种开放的、动态的、具有创造性的‘后现代范式’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真正确立。”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谯达摩等主编：《第三条道路》（第一卷），九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页。接着，我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二元对立的思想进行了批评，对他们的“只有一种最好”或“只有一种正确”的思维方式进行剖析，然后我继续阐释我在论文开头就提出的“现代范式”和“后现代范式”：“简而言之，‘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诗学思想代表了现代范式中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支。如今现代范式（这里专指‘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则成为后现代主义在形成自身范式（即后现代范式，这里专指‘第三条道路写作’）过程中所反对的现有范式。如果我们最终形成了一个属于‘第三条道路写作’的后现代范式，那么，历史将证明我们已经建构了一个既属于我们自己，同时也属于当代文学史的非同凡响的诗学理论体系。”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谯达摩等主编：《第三条道路》（第一卷），九州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第2页。
在“诗·思·史”栏目，发表了自“朦胧诗”以来8篇颇能代表各时段出现的诗歌群落或流派之审美诉求的重要诗学文章，包括谢冕的《历史将证明价值》、林舟的《“他们”：回到诗歌本身》、柏桦的《“非非主义”的终结》、臧棣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程光炜的《90年代诗歌：另一意义的命名》、王家新的《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韩东的《论民间》、李祖德的《论第三条道路》等。在“摩崖石刻”栏目，有我的短诗《狐狸炼丹》、《月牙泉（赠皓然）》和《穿睡衣的高原》，刘文旋的短诗《戒指》，马永波的短诗《我纯洁得还不够》，简宁的短诗《倒影》、《交谈》、《回旋》，还有退出2000年《九人诗选》的莫非、树才、车前子也归队了，莫非在这个栏目发表的短诗是《大觉寺》、《突然的光》、《像春天一样叫》，车前子、树才等人的短诗在此略过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