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欧阳修(中国十大文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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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欧阳修传(7)

秋天的一个夜晚,欧阳修正在灯下读书,忽然从西南方向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开始有如淅淅沥沥的雨声,接着有如波涛汹涌澎湃,有如暴风骤雨迅猛而来。欧阳修感伤地叹息:“这就是秋声啊!”于是命笔写作《秋声赋》。这些年来,他深受仁宗信任,官位不断升迁,但是,由于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他在思想上陷于极度苦闷之中。他不愿意养尊处优,尸位素餐,渴望有所作为,造福百姓,然而朝政弊端丛生,官吏因循成习,社会危机四伏,时弊积重难返。他在思想上处于两难境地:守成则日趋冗滥,改革又徒滋纷扰。表现在诗文创作中,便是一种悲秋叹老、衰病无能的感伤情绪。《秋声赋》中写道: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他感叹人生不必去思虑自己力量与智慧达不到的事情,人的体质并非坚如金石,何必自我戕害,去同无情的草木争芳斗艳?看上去,他似乎在提倡一种安天知命、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实际上,其中蕴含着作者几十年宦海沉浮、饱经风霜以后的深沉慨叹,表现了作者在现实政治中难以有所作为的无可奈何情绪。

十三、显达和退隐

随着岁月的递,欧阳修的官运愈益亨通。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五十四岁,以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又同修枢密院时政记,参与军机要务;五十五岁转户部侍郎,拜参知政事,还进封为乐安郡开国公;五十九岁又进阶光禄大夫加上柱国;直到年逾花甲,居然成为显赫的功臣勋贵。

在那些步步荣显的日子里,他曾大考天下兵数及北三路屯戍状况,研究加强国防与平均赋税的办法;也曾举荐王安石、曾巩、三苏、司马光等人才;但是,革除弊政的锐气,毕竟已不如庆历时期。对于王安石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大胆变法主张,他也保持着稳重的缄默。他最关心的,是仁宗晚年多女而无子,皇位该由谁来继承;他屡次在诗中吟咏的,是斋宫摄事(祭祀)和宫禁值宿等。官爵虽然荣显,思想却有些空虚。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梅尧臣、苏舜钦的怀念:“兴来笔力千钧劲,酒醒人间万事空;苏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鸣凤不再鸣。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声。”(《感二子》)一想到梅、苏,眼前这显贵的生活便黯然失色了;仿佛应该就此离去,远走高飞:“稻梁虽可恋,吾志在冥鸿。”(《下直呈同行三公》)在秋风秋雨中,他记起韩愈的《秋怀》诗,也为自己的衰老和碌碌终日而悲哀;倒不如象晋代刘伶那样“常乘鹿车,携一壶酒”(《晋书》卷四九《刘伶传》)而隐居,将形骸置之度外的好。于是,他也挥笔写了一首《秋怀》诗:

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鹿车终自驾,归去颍东田。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病逝,英宗赵曙即位。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的春天,欧阳修患了消渴病(糖尿病)。他昏晕无力,衰弱不堪。而著名的《相州昼锦堂记》,就是这时在病中为韩琦写的。

相州(今河南安阳)是韩琦的故乡。韩琦在至和年间以节度使判相州时,于后宅园圃中修筑了昼锦堂。“昼锦”之名,显然有荣归之意。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韩琦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并进封魏国公,可谓富贵之至。但欧阳修在这篇散文中,却说他不以富贵为荣耀,而志在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这就不仅远远超出了韩琦的本意,而且从更高的思想境界给韩琦以勉励,也给众多读者以新的启发:

仁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悔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而莫敢仰视。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不足为公荣;桓圭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相州昼锦堂记》这篇散文结构紧凑。除运用反衬、对比手法外,还围绕对比,反复展开议论。就语言特点来说,一是以不断变化的语言,申说同一主旨;二是间或采用长句式,迫使人一口气读下去,从而增强文章气势;三是避免古奥字词,尽量使用宋代通行的文言。

欧阳修很重视这篇散文。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语气却更为流畅。他十分爱赏,后来请人书写刻石,置于胜处。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欧阳修转尚书左丞。因他在丧服里面穿了紫袄,被御史弹劾攻击。前此他推荐的蒋之奇,反转来诽谤他“帷薄不修”,“私从子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神宗派人查核,证明纯属“诬罔”。蒋之奇等被贬黜,欧阳修也解去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等职,以刑部尚书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县)。

继一贬夷陵和再贬滁州之后,这是第三次贬谪了。不过,他早已心在江湖;这次外贬,倒适得其所。他特意枉道过颍,看看该怎样安排退休后的生活:“齿牙零落鬓毛疏,颍水多年已结庐。解组便为闲处士,新花莫笑病尚书。青衫仕至千钟禄,白首归乘一鹿车。况有西邻隐君子,轻蓑短笠伴春锄!”(《书怀》)

在亳州,他像作《试笔》、《笔说》一样,将史官不记的社会风习与士大夫轶闻趣事,随手写下,名之为《归田录》。《归田录》属于随笔或笔记小说的性质。据说,这书未出而序先传,神宗急派太监索阅。由于书中载有关于时政的见闻和议论,遭遇三次政治波折的欧阳修,不得不格外谨慎,另缮一本进上。这部书的本来面目,从此不复得见。尽管如此,传世的《归田录》还保留了一些讽刺时政的篇章;而且,对宋代及以后的笔记小说、野史札记有不少影响。

欧阳修居亳一年之后,以特进行兵部尚书,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到青州第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神宗支持他“变风俗,立法度”,实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这次变法比“庆历新政”深刻得多,也激烈得多。其影响则极为复杂。王安石变法雷厉风行的声势,冲破了北宋朝廷暮气沉沉的局面,惊呆了尸居禄位的文武百官;以至韩琦、富弼和欧阳修等庆历旧臣,都在它面前感到茫然失措,继而又纷纷从当年的激进立场转向稳妥循守,并在许多具体政策的争论中,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一般地说,欧阳修并未笼统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两次上书,奏明强制向农民发放官债--青苗钱,于民不利,并擅自“止散青苗钱”,坚决抵制了这一政策的推行。在那变法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照例这是必须要被问罪的,然而神宗和王安石竟宽恕了他。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除判太原府,被命赴阙朝见神宗。有消息说,神宗等他出任宰相。他知道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守拙”、“循常”,坚辞未赴。他早已托人在颍州买田结庐。既然屡求致仕不能如愿,只好暂请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以便离颍州西湖更近一点。

这年九月,欧阳修从青州来到蔡州。他应襄阳知府史中所托,写了一篇《岘山亭记》;又继续整理和搜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文字,编辑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他翻阅梅尧臣等为《集古录》断片写的跋尾,不免想起唐史局中的故友。当年的六位同事,如今已经死去五位,而自己也已老态龙锺,所以决心提前退休。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他终于得到神宗恩准,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带职致仕,回归颍州。

十四、最后岁月

欧阳修即将退休归颍的时候,仿效古代隐居之士那样,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别号--“六一居士”,还写了一篇《六一居士传》,生动地叙述了自己晚年的乐趣: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

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居士曰:“吾固知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

客曰:“其乐如何?”

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之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方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恻然哀之,赐其骸骨,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这篇《六一居士传》,全借主客问答之词,自写高致。迭宕错落,恬澹多姿。比陶潜的《五柳先生传》更显得别开生面。

欧阳修幼年时就酷爱读书,但那时他家贫无书,不得不借书来抄读和背诵。晚年有了一万卷藏书和一部千卷的《集古录》,在他看来,这是比任何权位和家产更珍贵的财富。而一旦退休归颍,在琴棋书酒之间得以专心于文学,那便有无穷无尽和不可比拟的乐趣。在寄给韩绛的诗中,他将自己后期的从政生活自嘲为一种“卖弄”,并为晚年终于从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而感到得意:“谁如颍水闲居士,十顷西湖一钓竿。”(《寄韩子华》)

颍州西湖的景致,曾多次唤起他的诗兴:“欲知归计久迁延,三十篇诗二十年。”(《答资政邵谏议见寄》)这次归来,在十顷碧波之上,他留连风月,啸傲湖光;或与朋友泛舟湖上,或独往水滨垂钓:“鸣哇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吟咏之馀,又溢为歌词:“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西湖念语》)并命人用笙箫伴奏着演唱。这就是著名的《采桑子》十三首。

欧阳修晚年也喜欢品评前人与同辈的诗歌,尤爱陈知默诗:“平地风烟横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云埋山麓藏秋雨,叶落林梢带晚风”。他将一些诗人的故实和例句随手写录,整理成编,说是“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实际上,也提出自己对诗歌的批评和议论,称之为“诗话”。宋代以前虽有《诗品》、《本事诗》等论诗和议诗著作,却并无“诗话”。欧阳修开创《六一诗话》后,司马光接着写了《续诗话》。此后,刘《中山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吴《优古堂诗话》、阮阅《诗话总龟》等纷纷问世,诗话就成为宋代和以后极为风行的论诗著述。

《六一诗话》比较注重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如对唐代孟郊《谢人惠炭》诗“暖得曲身成直身”,欧阳修即认为:“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对贾岛《朝饥》诗“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欧阳修也引别人的话评论说:贾岛“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这些诗例,进一步证实并丰富了他那“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对于诗坛上忽视生活体验和不注重反映社会现实的倾向,他极为不满,如《诗话》中有些片断,就嘲讽了达官诗人只学白居易体而不问其深刻内容的陋习: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也强调诗歌语言的锤炼。如对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颇为称赞;对西昆派诗人的佳句,也充分肯定。

欧阳修这时已六十五岁。为了不使自己的作品贻误后人,他十分严肃地将旧作重新翻检审阅,整理编辑。这就是后来的《居士集》。他把旧稿贴在墙上,朝夕改定。从立意、用事,到琢句、谋篇,以至字字斟酌,一丝不苟。往往一篇文章要修改数十遍。甚至整篇一字不留,重新写过。有人几次索取,尚不能定稿。

据南宋人周必大说:欧阳修“手写《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居士集》经公决择,篇目素定;而参校众本,有增损其辞至百字者”(《平园续稿》卷十二)。这很能说明欧阳修严肃认真的写作精神。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又在烛下改定文稿,眼看蜡烛越烧越短,已过夜半时分,薛夫人劝他说:“寒甚,当早睡。胡不自爱自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阅?宁畏先生嗔耶?”欧阳修笑着回答:“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寓简》)欧阳修的写作,既然对千千万万当代和后代的读者--“后生”负责,“后生”们对他便也格外敬重。他的文集被到处刊刻。就是对《居士集》的不同版本,读者亦兴致勃勃地加以研究,据旧鉴新,思考他为什么修改,怎样修改,好从中得到启发,提高写作水平。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八十岁的赵概从南京来访欧阳修。颍州知州吕公著特为这两上老人在西湖设宴。欧阳修即席吟诗一首,其中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会老堂致语》)之句。此时他的消渴病已很沉重,暮年的牙疾又带来许多痛苦。他扶病度日,又慨叹自己才思衰退:“鸣琴酌酒留嘉客,引水载花过一春;惟恨江淹才已尽,难酬开府句清新。”《答判班孙待制见寄》)

赵概走后,欧阳修时而鉴赏金石古文,时而吟诗作词,消磨时日。这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走完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步,在西湖之滨的私第里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他留下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包括《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杂著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还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韩琦为他作了墓志铭,他的夫人薛氏、四个儿子(发、奕、、辩)、四个孙男和六个孙女为他送葬。王安石、曾巩、范镇、苏轼、苏辙等人都写了祭文。

八月十一日,朝廷赠授欧阳修“太子太师”官爵,旌表他参弼三帝,定策两朝的政治功勋以及道德文章方面的突出贡献。

熙宁六年(1073)七月,枢密副使吴充上奏《欧阳公行状》,请求朝廷详定欧阳修谥号。

熙宁七年(1074)八月,欧阳修被谥“文忠”。按照《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这是宋廷对欧阳修道德、文章、人格的全面评价和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