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的一个夜晚，欧阳修正在灯下读书，忽然从西南方向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开始有如淅淅沥沥的雨声，接着有如波涛汹涌澎湃，有如暴风骤雨迅猛而来。欧阳修感伤地叹息：“这就是秋声啊！”于是命笔写作《秋声赋》。这些年来，他深受仁宗信任，官位不断升迁，但是，由于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尖锐矛盾，他在思想上陷于极度苦闷之中。他不愿意养尊处优，尸位素餐，渴望有所作为，造福百姓，然而朝政弊端丛生，官吏因循成习，社会危机四伏，时弊积重难返。他在思想上处于两难境地：守成则日趋冗滥，改革又徒滋纷扰。表现在诗文创作中，便是一种悲秋叹老、衰病无能的感伤情绪。《秋声赋》中写道：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他感叹人生不必去思虑自己力量与智慧达不到的事情，人的体质并非坚如金石，何必自我戕害，去同无情的草木争芳斗艳？看上去，他似乎在提倡一种安天知命、与世无争的人生哲学，实际上，其中蕴含着作者几十年宦海沉浮、饱经风霜以后的深沉慨叹，表现了作者在现实政治中难以有所作为的无可奈何情绪。
十三、显达和退隐
随着岁月的递，欧阳修的官运愈益亨通。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欧阳修五十四岁，以礼部侍郎拜枢密副使，又同修枢密院时政记，参与军机要务；五十五岁转户部侍郎，拜参知政事，还进封为乐安郡开国公；五十九岁又进阶光禄大夫加上柱国；直到年逾花甲，居然成为显赫的功臣勋贵。
在那些步步荣显的日子里，他曾大考天下兵数及北三路屯戍状况，研究加强国防与平均赋税的办法；也曾举荐王安石、曾巩、三苏、司马光等人才；但是，革除弊政的锐气，毕竟已不如庆历时期。对于王安石在《上皇帝书》中提出的大胆变法主张，他也保持着稳重的缄默。他最关心的，是仁宗晚年多女而无子，皇位该由谁来继承；他屡次在诗中吟咏的，是斋宫摄事（祭祀）和宫禁值宿等。官爵虽然荣显，思想却有些空虚。
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常常流露出对梅尧臣、苏舜钦的怀念：“兴来笔力千钧劲，酒醒人间万事空；苏梅二子今亡矣，索寞滁山一醉翁！”（《马上默诵圣俞诗有感》）“黄河一千年一清，岐山鸣凤不再鸣。自从苏梅二子死，天地寂默收雷声。”（《感二子》）一想到梅、苏，眼前这显贵的生活便黯然失色了；仿佛应该就此离去，远走高飞：“稻梁虽可恋，吾志在冥鸿。”（《下直呈同行三公》）在秋风秋雨中，他记起韩愈的《秋怀》诗，也为自己的衰老和碌碌终日而悲哀；倒不如象晋代刘伶那样“常乘鹿车，携一壶酒”（《晋书》卷四九《刘伶传》）而隐居，将形骸置之度外的好。于是，他也挥笔写了一首《秋怀》诗：
节物岂不好？秋怀何黯然？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感事悲双鬓；包羞食万钱。鹿车终自驾，归去颍东田。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仁宗病逝，英宗赵曙即位。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的春天，欧阳修患了消渴病（糖尿病）。他昏晕无力，衰弱不堪。而著名的《相州昼锦堂记》，就是这时在病中为韩琦写的。
相州（今河南安阳）是韩琦的故乡。韩琦在至和年间以节度使判相州时，于后宅园圃中修筑了昼锦堂。“昼锦”之名，显然有荣归之意。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韩琦出任宰相（同平章事）并进封魏国公，可谓富贵之至。但欧阳修在这篇散文中，却说他不以富贵为荣耀，而志在为国为民建功立业。这就不仅远远超出了韩琦的本意，而且从更高的思想境界给韩琦以勉励，也给众多读者以新的启发：
仁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悔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而莫敢仰视。此一介之士，得志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惟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馀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不足为公荣；桓圭冕，不足为公贵；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相州昼锦堂记》这篇散文结构紧凑。除运用反衬、对比手法外，还围绕对比，反复展开议论。就语言特点来说，一是以不断变化的语言，申说同一主旨；二是间或采用长句式，迫使人一口气读下去，从而增强文章气势；三是避免古奥字词，尽量使用宋代通行的文言。
欧阳修很重视这篇散文。据说，就在《相州昼锦堂记》送出数日之后，他又专门派人另送一稿给韩琦，声明前稿有疵，可换此本。韩琦再三核对，只发现“仕宦”、“富贵”之下，各添了一个“而”字，语气却更为流畅。他十分爱赏，后来请人书写刻石，置于胜处。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英宗去世，神宗赵顼即位。欧阳修转尚书左丞。因他在丧服里面穿了紫袄，被御史弹劾攻击。前此他推荐的蒋之奇，反转来诽谤他“帷薄不修”，“私从子妇”，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神宗派人查核，证明纯属“诬罔”。蒋之奇等被贬黜，欧阳修也解去尚书左丞、参知政事等职，以刑部尚书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县）。
继一贬夷陵和再贬滁州之后，这是第三次贬谪了。不过，他早已心在江湖；这次外贬，倒适得其所。他特意枉道过颍，看看该怎样安排退休后的生活：“齿牙零落鬓毛疏，颍水多年已结庐。解组便为闲处士，新花莫笑病尚书。青衫仕至千钟禄，白首归乘一鹿车。况有西邻隐君子，轻蓑短笠伴春锄！”（《书怀》）
在亳州，他像作《试笔》、《笔说》一样，将史官不记的社会风习与士大夫轶闻趣事，随手写下，名之为《归田录》。《归田录》属于随笔或笔记小说的性质。据说，这书未出而序先传，神宗急派太监索阅。由于书中载有关于时政的见闻和议论，遭遇三次政治波折的欧阳修，不得不格外谨慎，另缮一本进上。这部书的本来面目，从此不复得见。尽管如此，传世的《归田录》还保留了一些讽刺时政的篇章；而且，对宋代及以后的笔记小说、野史札记有不少影响。
欧阳修居亳一年之后，以特进行兵部尚书，改知青州（今山东益都）。到青州第二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面对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神宗支持他“变风俗，立法度”，实行了著名的熙宁变法。这次变法比“庆历新政”深刻得多，也激烈得多。其影响则极为复杂。王安石变法雷厉风行的声势，冲破了北宋朝廷暮气沉沉的局面，惊呆了尸居禄位的文武百官；以至韩琦、富弼和欧阳修等庆历旧臣，都在它面前感到茫然失措，继而又纷纷从当年的激进立场转向稳妥循守，并在许多具体政策的争论中，站到了王安石的对立面。
一般地说，欧阳修并未笼统地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两次上书，奏明强制向农民发放官债--青苗钱，于民不利，并擅自“止散青苗钱”，坚决抵制了这一政策的推行。在那变法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照例这是必须要被问罪的，然而神宗和王安石竟宽恕了他。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欧阳修除判太原府，被命赴阙朝见神宗。有消息说，神宗等他出任宰相。他知道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守拙”、“循常”，坚辞未赴。他早已托人在颍州买田结庐。既然屡求致仕不能如愿，只好暂请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以便离颍州西湖更近一点。
这年九月，欧阳修从青州来到蔡州。他应襄阳知府史中所托，写了一篇《岘山亭记》；又继续整理和搜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文字，编辑一部考古学资料专集--《集古录》。他翻阅梅尧臣等为《集古录》断片写的跋尾，不免想起唐史局中的故友。当年的六位同事，如今已经死去五位，而自己也已老态龙锺，所以决心提前退休。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他终于得到神宗恩准，以太子少师、观文殿学士带职致仕，回归颍州。
十四、最后岁月
欧阳修即将退休归颍的时候，仿效古代隐居之士那样，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别号--“六一居士”，还写了一篇《六一居士传》，生动地叙述了自己晚年的乐趣：
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
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
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
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诮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居士曰：“吾固知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尔！”
客曰：“其乐如何？”
居士曰：“吾之乐可胜道哉？方其得意于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见，疾雷破柱而不惊；虽响九奏于洞庭之野，阅之战于涿鹿之原，未足喻其乐且适也。然常患不得极吾乐于其间者，世事之为吾累者众也。其大者有二焉：轩裳组，劳吾形于外；忧患思虑，劳吾心于内；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于五物哉？虽然，吾方乞其身于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恻然哀之，赐其骸骨，使得与此五物偕返于田庐，庶几偿其夙愿焉。此吾之所以志也。”这篇《六一居士传》，全借主客问答之词，自写高致。迭宕错落，恬澹多姿。比陶潜的《五柳先生传》更显得别开生面。
欧阳修幼年时就酷爱读书，但那时他家贫无书，不得不借书来抄读和背诵。晚年有了一万卷藏书和一部千卷的《集古录》，在他看来，这是比任何权位和家产更珍贵的财富。而一旦退休归颍，在琴棋书酒之间得以专心于文学，那便有无穷无尽和不可比拟的乐趣。在寄给韩绛的诗中，他将自己后期的从政生活自嘲为一种“卖弄”，并为晚年终于从政治生活中解脱出来而感到得意：“谁如颍水闲居士，十顷西湖一钓竿。”（《寄韩子华》）
颍州西湖的景致，曾多次唤起他的诗兴：“欲知归计久迁延，三十篇诗二十年。”（《答资政邵谏议见寄》）这次归来，在十顷碧波之上，他留连风月，啸傲湖光；或与朋友泛舟湖上，或独往水滨垂钓：“鸣哇暂听，安问属官而属私？曲水临流，自可一觞而一咏。至欢然而会意，亦傍若于无人。”吟咏之馀，又溢为歌词：“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西湖念语》）并命人用笙箫伴奏着演唱。这就是著名的《采桑子》十三首。
欧阳修晚年也喜欢品评前人与同辈的诗歌，尤爱陈知默诗：“平地风烟横白鸟，半山云木卷苍藤”；“云埋山麓藏秋雨，叶落林梢带晚风”。他将一些诗人的故实和例句随手写录，整理成编，说是“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实际上，也提出自己对诗歌的批评和议论，称之为“诗话”。宋代以前虽有《诗品》、《本事诗》等论诗和议诗著作，却并无“诗话”。欧阳修开创《六一诗话》后，司马光接着写了《续诗话》。此后，刘《中山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吴《优古堂诗话》、阮阅《诗话总龟》等纷纷问世，诗话就成为宋代和以后极为风行的论诗著述。
《六一诗话》比较注重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如对唐代孟郊《谢人惠炭》诗“暖得曲身成直身”，欧阳修即认为：“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对贾岛《朝饥》诗“坐闻西床琴，冻折两三弦”，欧阳修也引别人的话评论说：贾岛“不止忍饥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这些诗例，进一步证实并丰富了他那“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对于诗坛上忽视生活体验和不注重反映社会现实的倾向，他极为不满，如《诗话》中有些片断，就嘲讽了达官诗人只学白居易体而不问其深刻内容的陋习：
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
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也强调诗歌语言的锤炼。如对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颇为称赞；对西昆派诗人的佳句，也充分肯定。
欧阳修这时已六十五岁。为了不使自己的作品贻误后人，他十分严肃地将旧作重新翻检审阅，整理编辑。这就是后来的《居士集》。他把旧稿贴在墙上，朝夕改定。从立意、用事，到琢句、谋篇，以至字字斟酌，一丝不苟。往往一篇文章要修改数十遍。甚至整篇一字不留，重新写过。有人几次索取，尚不能定稿。
据南宋人周必大说：欧阳修“手写《秋声赋》凡数本，《刘原父手帖》亦至再三，而用字往往不同。《居士集》经公决择，篇目素定；而参校众本，有增损其辞至百字者”（《平园续稿》卷十二）。这很能说明欧阳修严肃认真的写作精神。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又在烛下改定文稿，眼看蜡烛越烧越短，已过夜半时分，薛夫人劝他说：“寒甚，当早睡。胡不自爱自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阅？宁畏先生嗔耶？”欧阳修笑着回答：“不畏先生嗔，却怕后生笑！”（《寓简》）欧阳修的写作，既然对千千万万当代和后代的读者--“后生”负责，“后生”们对他便也格外敬重。他的文集被到处刊刻。就是对《居士集》的不同版本，读者亦兴致勃勃地加以研究，据旧鉴新，思考他为什么修改，怎样修改，好从中得到启发，提高写作水平。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八十岁的赵概从南京来访欧阳修。颍州知州吕公著特为这两上老人在西湖设宴。欧阳修即席吟诗一首，其中有“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会老堂致语》）之句。此时他的消渴病已很沉重，暮年的牙疾又带来许多痛苦。他扶病度日，又慨叹自己才思衰退：“鸣琴酌酒留嘉客，引水载花过一春；惟恨江淹才已尽，难酬开府句清新。”《答判班孙待制见寄》）
赵概走后，欧阳修时而鉴赏金石古文，时而吟诗作词，消磨时日。这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走完他生命旅程的最后一步，在西湖之滨的私第里逝世。终年六十六岁。
他留下文集一百五十三卷。包括《居士集》五十卷，外集二十五卷，杂著十九卷，《〈集古录〉跋尾》十卷，书简十卷；还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韩琦为他作了墓志铭，他的夫人薛氏、四个儿子（发、奕、、辩）、四个孙男和六个孙女为他送葬。王安石、曾巩、范镇、苏轼、苏辙等人都写了祭文。
八月十一日，朝廷赠授欧阳修“太子太师”官爵，旌表他参弼三帝，定策两朝的政治功勋以及道德文章方面的突出贡献。
熙宁六年（1073）七月，枢密副使吴充上奏《欧阳公行状》，请求朝廷详定欧阳修谥号。
熙宁七年（1074）八月，欧阳修被谥“文忠”。按照《谥法》：“道德博闻曰文，廉方公正曰忠。”这是宋廷对欧阳修道德、文章、人格的全面评价和高度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