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剧场生涯
莎士比亚的创作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590—1600年）一般称为历史剧、喜剧时期。中期（1601—1607年）一般称为悲剧时期。后期（1608—1612年）一般称为传奇剧时期。
莎士比亚的创作是与伦敦公共剧场的建立分不开的。在正式的剧场出现以前，英国的剧团不过是一些流浪的戏班子。他们四处流浪。常常在市镇的广场或旅店的院落里演出。由于是流动演出，演出的水平是无法保证的。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中演出，有时会引起骚乱和传染疾病。1574年，伦敦市政当局规定不经过检查和批准，任何剧团不得擅自在广场或旅店里演出。这就促使剧团必须修建属于自己的演出场地——剧场。
1576年，演员詹姆斯·伯贝奇建造了伦敦的第一座正式的剧场，名叫“剧院”。此后，伦敦又陆续建造了“玫瑰剧场”、“天鹅剧场”和“环球剧场”等公共剧场，其中“环球剧场”从修建到1613年失火被烧毁，一直与莎士比亚有密切的关系。莎士比亚所在的“内务大臣供奉”剧团主要在这里演出。
和大多数剧团一样，莎士比亚所在的“内务大臣供奉”剧团起先没有自己固定的演出场所。1598年，由于“剧院”的主人贾尔斯·阿林在新的租约上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内务大臣供奉”剧团拒绝签约。这件事使他们决定自己建造一座剧场。在他们的对手海军大臣剧团的玫瑰剧场附近，他们找到了一块地皮。所需的资金伯贝奇出一半，剩下的一半由莎士比亚、肯普等五人分摊。这就意味着莎士比亚拥有这座新的剧场十分之一的股份。于是，莎士比亚真正成了一身多职的人：剧场的股东，剧场的管理者，编剧和演员。
在圣诞节的假日里，十几名拆迁工人在伯贝奇的率领下，把一座旧戏院的全部木料拆下，然后用马车运过泰晤士河。12月底的天气是寒冷的，河上结了厚厚的冰。他们根本无需经过伦敦桥，就直接在冰上运木料。第二年整个春季，工人们日夜加班，建成了伦敦有史以来最漂亮的剧场。他们给剧场起了个响亮的名字“环球”。剧场的门口，一块镀金的大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招牌上画着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赫拉克力斯，他把地球扛在肩上，下面用拉丁文写了一句耀眼的题词：“全世界是一个舞台”。
环球剧场的建筑结构有点儿类似旅馆的院子。一个椭圆形的大空场四周围着一道高高的木板墙。这块大空场叫“院子”，普通观众只要花上一个便士就可以在这儿看戏。木板墙的外面有一圈比舞台要高的长廊和一些包厢，比较富裕的市民就坐在长廊上看戏，而那些贵族们则坐在包厢里看戏。
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莎士比亚创作剧本的目的不是为了印刷出版，供读者阅读，而是为了演出给观众看。他在创作时，除了必须考虑观众的趣味和爱好以外，还必须考虑演员的条件。由于当时剧团的人数有限。编剧在设置人物时，必须考虑到演员数目和由谁扮演的问题，对每个演员要尽量扬其长、避其短。
莎士比亚在这方面是做得很成功的。以丑角为例，1599年以前和以后，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丑角就很不一样，前期的丑角性格开朗，引人发笑；后期则富于智慧和深刻的思想。这并不全是因为莎士比亚思想的变化，也因为剧团中的丑角演员换了，由阿明代替了肯普。这两个人在性格和表演特长方面各有特色。肯普是个著名的舞蹈家，他曾用9天时间，从伦敦一直跳到400里外的诺里奇城；阿明则是个优秀的歌手。肯普是个滑稽大家，天生爱嬉笑取闹，往往控制不住自己，在表演上喜欢任意发挥；阿明则幽默诙谐，在表演时比较有节制，从不超出剧本的范围。莎士比亚1599年以前创作的喜剧中的丑角，如《爱的徒劳》中的考斯塔德，《维洛那二绅士》中的朗斯，《仲夏夜之梦》中的波顿，《无事生非》中的道格培里等都是适合肯普扮演的角色。莎士比亚1599年以后创作的戏剧中的丑角，如《第十二夜》中的费斯特，《哈姆莱特》中的掘墓人及《李尔王》中的弄臣等，往往幽默中带着淡淡的感伤，语言富有哲理，能歌而不善于舞蹈，可见是为阿明而设置的。
环球剧场在当时的伦敦是办得最兴旺的剧场，其原因除了它拥有当时第一流的演员和剧场条件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因为莎士比亚创作了大量精彩的剧本。当时的伦敦，剧场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冒了出来，演员的数量多得惊人，但由于经费没有保证，加上清教徒们的反对，许多剧团和剧场维持不了几年就破产倒闭了。情况好一些的剧团最多也只是维持20年左右。只有莎士比亚所在的剧团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应该说，这也是与莎士比亚为剧团留下了大量精彩的剧本分不开的。
细心的读者在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时，会发现其中几乎没有母亲的形象。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女人出现在舞台上是极不道德的事，因此，当时所有的剧团都没有女演员。从中世纪以来，英国戏剧中的女角都是由男孩子扮演的。尽管他们童音清亮，皮白肉嫩，扮女角比成年男人像得多，但由于年龄的关系，他们没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深刻的内心感情体验，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和人性不可能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他们要想扮演性格复杂、内心丰富的成年女性就显得力不从心。莎士比亚在编剧本时就不能不考虑这一点。我们可以说在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各式各样的男人，但却不能说有各式各样的女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女人多半是热恋中的少女，不是风流快活，就是忧郁感伤。即使这样，莎士比亚仍然塑造了不少“奇特而可爱”的少女的形象，显示出他高超的戏剧艺术才能。
尽管莎士比亚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但当时的英国，还是一个贵族阶级特权统治的社会，光凭艺术的才能和成功，是不可能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的。莎士比亚勤奋努力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赡养家庭，积聚金钱，并争取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莎士比亚的父亲就曾经想获得贵族头衔。1576年，他曾向纹章局提出申请，但没有成功。20年后，由于骚桑普顿伯爵的帮忙，莎士比亚帮助父亲申请到了象征乡绅社会地位的纹章。莎士比亚家的纹章是一面盾，对角斜放着一支长枪，盾上方的花环上站着一只鹰，一只高举的鹰爪正握着枪。纹章的象征意义和莎士比亚名字的涵义——“用枪震撼”正好相吻合。纹章上的箴言是“非无权也”。
1596年，莎士比亚11岁的儿子哈姆莱特夭折了，这对他是一个无比沉重的打击。在这一年写的《约翰王》这个剧本里，少年王子亚瑟的死寄托了莎士比亚的丧子之痛。小王子是个天真、聪慧、坚毅和可爱的孩子。他被杀，是因为国王贪恋权力。王后康斯丹斯哀痛的呼号实际上发自莎士比亚的内心：小亚瑟是我的儿子，他已给失去了！我没有疯，我巴不得祈祷上天，让我真的疯了！因为那时候我多半会忘了我自己，啊！要是我能够忘了我自己，我将要忘记多少悲哀！
主教神父，我曾经听见你说，我们将要在天堂里会见我们的亲友。假如那句话是真的，那么我将会重新看见我的儿子；因为自从第一个男孩子该隐的诞生起，直到在昨天夭亡的小儿为止，世上从来不曾生下过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物。可是现在悲哀的蛀虫将要侵蚀我的娇蕊，逐去他脸上天然的美丽，他将要形销骨立，像一个幽魂或是一个患疟疾的人；他将要这样死去；当他从坟墓中起来，我在天堂里会见他的时候，我再也不会认识他；所以我永远永远不能再看见我的可爱的亚瑟了！莎士比亚在以后的岁月里曾多少次深情地念起哈姆莱特这个名字。莎士比亚大概命中注定要失去儿子，但后来他却使自己儿子的名字永远留存在一部不朽的剧本中。
莎士比亚早期的创作可以分为三大块：历史剧、诗歌和喜剧。下面我们将对这三大块分别加以介绍。
二、莎士比亚的历史剧
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是从历史剧开始的。1588年，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后，英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大增。这促使剧作家们怀着对都铎王朝的敬仰之情，从过去的历史中挖掘题材，展示僭主昏君的祸国殃民之罪和明主贤君的治国安邦之功。莎士比亚适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以雄健的笔力，宏伟的气魄，将英国历史上许多王朝的盛衰兴亡生动地再现在舞台上。他的十部历史剧，除《亨利八世》外，其余九部都是早期创作的。它们是《亨利六世》（上、中、下）、《理查三世》、《理查二世》、《约翰王》、《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
莎士比亚历史剧的故事情节主要采自当代历史学家霍林西德的《英格兰、苏格兰与爱尔兰编年史》，以及霍尔的《兰开斯特与约克两大显贵家族结合记》。这些历史剧组成了一幅英国中世纪封建社会生活的宏伟画卷。
通常把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上、中、下）和《理查三世》作为他历史剧的第一个四部曲，它们反映了从1422—1485年间的英国历史。这段时期有英法百年战争、两大皇族之间的红白玫瑰战争、农民起义等重大事件。莎士比亚选择这段历史作为自己初期创作的题材，一方面是适应时代潮流，体现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另一方面是由于这段历史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较多，发生的事件纷繁复杂而且戏剧性强，改编成戏剧容易收到比较好的戏剧效果。
《亨利六世》（上、中、下）主要表现的是两支王族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流血斗争。三部剧以此为中心，构成有机整体，同时又各有侧重。
上篇，首先交待了亨利五世驾崩后由年幼的亨利六世继位，他的叔叔葛罗斯特成为护国公。此时的宫廷内部帮派林立、阴谋四起，整个形势处于危机之中。宫廷内部的矛盾只是这部戏的引子。莎士比亚的重点是对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民族战争的描写。英伦三岛从罗马帝国时期开始就与大陆之间战火不断。在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在位）时，英法就为王位问题而争战不息，到亨利六世时，已持续百年之久。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英法百年战争。
莎士比亚在上篇中通过对这场战争残酷性的描写，赞美了为国捐躯的爱国将士，谴责了不顾民族大义、勾心斗角、贪生怕死的奸臣懦夫。同时，客观地反映了法国人民的英雄气概，真实完整地表现了圣女贞德这个英勇救国的巾帼英雄的形象。
在这部戏剧中，莎士比亚成功地塑造了英国的民族英雄塔尔博的形象。他骁勇善战，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所向披靡。由于本国将领的内部矛盾，他身陷法军的重围。在与法军决一死战的沙场上，他与分离了七年的儿子相逢。为了民族的利益，两人谁也不肯为保全性命而突围逃生，最后一同英勇地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在舞台上，这个富于爱国主义激情的形象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敬仰。
对圣女贞德的描写，体现了莎士比亚尊重历史的精神。剧中的贞德是一个机智勇敢、坚贞不屈的少女。她以自己的青春与热血浇灌了法兰西的自由之花。为了保卫祖国，她拒绝了法国太子的求爱，“我乃是奉天意前来救世，在此刻谈不到儿女私情。”面对失败，她镇定自若，恳求帮助自己的众幽灵们：“把我的灵魂，我的躯体，我的一切统统拿去，可千万别让法国败在英军的手中。”莎士比亚热情赞美了她为国献身的高贵品质，并没有因为她是一个法国人而有所贬抑。在莎士比亚笔下，她和塔尔博一样是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
《亨利六世》中篇主要写了宫廷内部的明争暗斗和历史上著名的凯特农民起义。
在前三幕里，莎士比亚表现了一个封建王朝中奸臣当道、忠良被害的典型事例。护国公葛罗斯特是个难得的品质高洁、鞠躬尽瘁的忠臣。宫廷内以玛格莱特王后、约克公爵和波福红衣主教为首的三股势力各怀野心，觊觎王位，企图将软弱无能的亨利六世取而代之。因为葛罗斯特掌握着先王遗交的治国大权，他成为三股势力共同的敌人。为了除掉他，三伙奸臣使尽了各种手段。天真的葛罗斯特认为：“只要我奉公守法，忠于国家，哪怕我敌人的人数增加20倍，哪怕每一家敌人的权力也加上20倍，他们也无法伤我一根毫毛。”他太低估了政治阴谋的力量，直到他被宣判有罪，他才彻底醒悟：啊，圣明的主公，这时代实在是太危险了。正人君子都被野心家扼杀了，心存仁厚的人都被辣手的小人赶跑。我知道他们的阴谋是要断送我的性命……通过葛罗斯特的悲剧，莎士比亚深刻揭露了宫廷内部的黑暗，在那里，阴谋诡计压倒了公理和正义。
在中篇的后半部分中，莎士比亚侧重表现的是亨利六世统治时期爆发的凯特起义。这是英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平民起义，参加起义的大多数是农民和手工业者，还包括少数对政府不满的中产阶级。
莎士比亚一方面表现了这次起义的合理性，贵族和王室对平民的压迫深重，“他们动不动就把穷人们召唤到他们面前，把一些穷人们无法回答的事情当作他们的罪过……还把穷人关进牢里，甚至把他们吊死”。另一方面，莎士比亚也暴露了起义的盲目性和动摇性。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莎士比亚是不赞成通过暴力起义的手段来消除社会黑暗的，他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统治。而且，这次起义也缺乏明确的政治斗争目标，结果成了贵族集团斗争的工具。莎士比亚站在伦敦市民的立场上，客观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
《亨利六世》下篇描写的是一场争夺王位的血腥大战。为争夺王位，以约克公爵、他的儿子以及大将蒙太古等为一方的约克家族（以白玫瑰为标志）和以国王亨利六世、王后、克列福等为另一方的兰开斯特家族（以红玫瑰为标志）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屠杀。莎士比亚借亨利六世之口，对这个手足相残、父子相屠的惨剧，发出了呐喊：唉！多么残酷的时代，狮子们争夺巢穴，却叫无辜的羔羊在它们的爪牙下遭殃……在内战的战火中一切都将毁灭……叫一朵玫瑰枯萎，让另一朵盛开吧！倘若你们再斗争下去，千千万万的人都要活不成了。这表明了莎士比亚反对内战的态度，也道出了广大人民要求国家安定和平的呼声。莎士比亚通过这出戏，提醒当时的王公贵族们：内战祸害无穷！
整个《亨利六世》以约克家族的胜利，约克公爵的长子爱德华登基称爱德华四世而告终。这个句号是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兰开斯特家族被赶尽杀绝，只剩下一个发疯的王后。
获取了王权的约克家族并没有使英国进入一个和平安定的时期。这个家族内部又续演了一出争夺王位的流血悲剧，又将全国推入一片恐怖和战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