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等级也就是欢乐、自私、职责等问题的解决。如果在一般的愉悦中包含着最高的愉悦，超越性愉悦，那么说完美的人也只是寻找愉悦——超越性愉悦就是一句实话了。我们也许可以把这称之为“超越性欢乐”，并从这一层次上指出：既然人类个体最高的义务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真、善、美，而真、善、美也就是族类所能体验到的最大愉悦，那么愉悦与职责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当然，从这一层次上说，自私和大公无私的相互排斥性也就消失了。对我们来说是有益的东西，对每一个人来说也是有益的，令人满足的东西就是值得赞美的东西，我们的欲望就是值得信赖、理性的、明智的，我们所享乐的就是有益于我们的，寻求我们自身（最高的）善，也就是寻求普遍的善。
既然精神生命是类似本能的，那么“主体性生物学”的一切技术均可运用于精神生命的教育。
精神生命（存在价值、存在事实、超越性需要等）从原则上说是可以自我反省到的。它有“冲动的声音”或“内在信息”，尽管它不如基本需要强烈，但起码可以“听到”，从而可以算作我所描述的“主体性生物学”的规则之一。
因而，从原则上讲，“主体性生物学”的一切原则和训练都有助于发展（或教育）我们的感官意识、机体意识，我们的感性体察到这些内在的信息（它通过我们的需要、才能、体质、气质、机体等发射出来），这一切信息尽管不是很强，仍可适用于我们内在的超越性需要，亦即适用于培养我们对美、法则、真、完美等的渴望。我曾用“体验的空虚”一词来表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内在信息不是缺乏，就是处于沉寂状态。也许我们也可以用“体验的丰富”来表述那些感觉到自我的内在声音的人，他们因此而能够有意识地内省到超越性需要并为此而感到愉快。
这种体验的丰富性从原则上讲应该是“可培养”起来的或是可恢复起来的。我坚信，也许适当地使用幻觉剂，采用埃沙伦式非语言术，用禅定和沉思术，或通过进一步研究高峰体验或存在认知，起码会起到一定作用。
但是，存在价值似乎与存在事实是一码事。因而实在归根到底是事实——价值或价值事实。
传统上的存在与应该之间的矛盾，是生活的低级水准的特征。它在事实与价值合二为一的高一级生活水准上被超越了。对清晰的理性来说，这些既是描述性的又是合规范的词语，可称之为“融合词”。
在这合二为一的层次上，“对内在固有价值的爱”与“对终极实在的爱”是一码事。在这里献身于事实也就是爱事实。坚定地致力于客观性或致力于感知，也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对观察者的不良影响，以及对观察者的担扰、希望、为自己盘算等不良影响；获得情感、审美的、有价值的成果，也就是最伟大、最明智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心灵工程师和领袖们所接近并追求的成果。
对终极价值的沉思也就与对世界本质的沉思成为一码事。探寻真（完满定义上的真）也就等于追求美、秩序、单一、完善和公正（完满定义上的的公正），那么，通过任何其它的存在价值都可以寻到真。这样一来，科学不就与艺术、爱、宗教、哲学没有什么两样了吗？对存在本质的基本科学的发现不也就是精神上的或价值论上的成果了吗？
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而且人必须与自然多少有一点同型（这就是说近似于自然），以便在自然中能够存活。自然使人演化发展。从而，人与超越他的东西的交往也就不需要说成什么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这种交往完全可以视为一种“生物上的”体验。
也许，人对自然的激动感情——人把自然领悟为真、善、美——有朝一日会被理解为一种人的自我认识或自我体验，理解为个体自身存在和充分发挥潜能的一种方式，理解为安适自如的一种方式，理解为一种生物的真实感，理解为一种“生物神秘主义。”也许，我们不仅会把与最值得爱的东西的交往看作神秘的或高峰的浑然一体，而且会把与这“家庭”中的任何一员（这是存在的真正的一部分，人也隶属于此）的融合视为神秘的高峰的浑然一体。
我们越来越深信不疑的是：我们本来就与宇宙是一体，而非与它格格不入。
加德斯
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在此，精神的体验与宗教的体验也许并无二致）的这种生物学的或进化论的观点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最终定会超越作为“最低级的”或“最深层的”对立面的“最高的”这一陈旧过时的用语。在这里所描述的“最高的”体验，那种人们所能感知的与终极事物的充满喜悦的浑然一体，同时也可看作是我们人的终极动物性和族类性的最深体验，看作是对我们与自然同型的丰富的生物本性的承认。
存在价值与我们个人对这些价值的态度并不是一码事，与我们对这些价值的情感反应也不是一码事。存在价值在我们心中引起一种“需求的感情”，也引起一种卑微感。
存在价值最好与我们人类对它们的态度区别开来，这一困难的任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做到的。这些对终极价值（或实在）的态度包括：爱、敬畏、膜拜、谦恭、崇敬、卑微、惊异、诧愕、颤栗、亢奋、感恩、恐惧、喜悦等。这些显然都是些包括认识因素在内的情感反应，当一个人看到某一与他自身不一样的（那怕只是可以说成不一样）事物时，就会有这些反应。
当然，人越是在高峰体验中与世界化为一体，这种自我内部的反应就越少，作为一种分立存在的自我就越是不存在。
用来描述各种动机的词汇必须有一个等级层次，尤其是超越性动机（生长动机）必须与基本需要（匮乏性需要）在特征上区分开来。
内在固有价值同我们对这些价值的态度的区分也需要有一个关于动机的分出等级的词汇（这里最一般、最概括性地使用动机这个词）。我以前曾提醒注意与从需要到超越性需要这一层级序列相对应的各种满足，愉悦或幸福的不同层次。除此之外，我们还需牢记，只有在超越性动机（亦即生长动机）的层次上， “满足”这一概念本身才被超越了，因为，只有在这一层级上的愉快才可能是无止境的。所以，对于幸福这一概念来说，也只有到了最高的层级才能被超越。这样一来，也许容易带来一种宇宙般的悲哀，带来一种虚静或不带情感的禅思。在最低级的基本需要层级上，我们所能谈的只有驱动、极度渴求以及奋求和急需，例如在断绝氧气或经受着巨大的痛苦时就是如此。我们再顺着基本需要的序列朝上走，更为适当的词就是意欲、愿望、选择和要求之类了。但到了最高的层级（亦即超越性动机层），这些词就主体而言显然就恰当了，只有用下面这些词汇来描述超越性动机的感情才准确，即：向往、献身、追求、钟爱、景慕、赞美、尊敬、沉迷、或入胜等。
存在价值需要行为上的表现或“庆贺”，并引起主观状态。
我们赞同赫谢尔所强调的“庆贺”，他把这描述为“对自己所需要或崇敬的事物所表现出来的尊重或敬慕的行为……庆贺的实质在于唤起对生活中的崇高或庄严方面的重视。……庆贺就是极乐，参与演出一场永恒的戏剧。”
不妨再解释一下，最高的价值不仅仅是随极乐和虚静禅思，考察主观状态的体验更容易得多。
有些教育和治疗上的有利和条件可以用来区分存在领域（或水准）与匮乏领域（或水准），也就是可能用认识这些水准的语言区别。
我曾发现，将存在领域与匮乏领域区分开来，亦即将永恒的领域与“实践的”领域区分开来，对我来说太有用了。仅仅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看，要过充实美满的生活，需让自己选择生活，而不是让生活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种区分也是有益的。
我还发现，这些词汇能使人更充分地认识到存在价值，存在的语言，存在的终极事实，存在的生命，并产生趋向联合的意识，从这方面说也十分有用。这些词汇在某种程度上有些辞不达意，有时甚至能引起敏感，但它们却有助于达到目的。
“内在固有良心”和“内在固有的负罪感”归根到底植根于生物性之上。
弗洛姆讨论了“人道主义良心”这一概念，霍妮重新考察了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在此影响下，其他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赞同在超我之外还有一个“内在固有良心”，以及一个用来对背弃内在固有的自我进行自我惩罚的“内在固有的负罪感”。
我坚信，超越性动机论的生物基础能进一步弄清和充实这些概念。
人的个体生物学无疑是“真实自我”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成为你自己，自然的或自发的生活，绝对真诚的生活，表现你的本来面目，这一切都是生物学的表述方式，它们都不外是承认人在体质、气质、解剖、神经、内分泌和类似本能的动机上的本性。这一表述既是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路子，又是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路子（不说罗杰斯、荣格、谢尔登、哥尔德斯坦等人的追随者）。他们清理和纠正了弗洛伊德所摸索的东西，以及粗略地一瞥而过的必然性。因而，我把他们视为“纯弗洛伊德主义”或“后弗洛伊德主义”传统。我认为，弗洛伊德是想用他的各种本能学说来表达这一类似的东西。我还相信，他们的表述是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学说的接续和改良，霍妮曾想用她的真实自我概念去表述的也不外是这些东西。
假如我的这些对内在固有的、自我的生物学解释成立的话，那么，神经性的负罪感与内在固有的负罪感之间的区分也就可以成立。内在固有的负罪感是起于对自己的本性感到不满，起于想违背自己的本愿那样生活。
最终的宗教功能有不少是靠我们这种理论结构来实现的。
从人类一直在追求的永恒和绝对的观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说，存在价值能达到这一目的。这些存在价值就其本身来说并不依赖于人类对自己的生存怀有的那种奇异的想法。这些价值是体察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它们是超人的、超个体的。它们可以被看作一种完善。它们确能满足人类对必然的渴求。
但从特定的意义上讲，这些价值又是人类自身，它们不仅是属于人的，而且就是人自身。它们博得人献身于它们、崇敬它们、庆祝它们，并为它们而捐躯。它们是值得人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禅思这些价值，与它们浑然化为一体，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极乐。
就已有宗教组织的其它功能来讲也一样。每一传统宗教中（不管是有神论的还是无神论的，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哪怕是以其地区性的表达方式）所描述的大部或几乎全部特殊的宗教体验，都能为我们这种理论结构所吸收，并能以经验意义的方式（亦即可测验的方式）表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