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秀英，1933年刚12岁，就在家乡四川巴中参加了红军，1935年在五军卫生部妇女排任排长，1937年在高台战斗中不幸被俘。漫漫长夜，她企盼着解放的黎明。12年过去了，门源县城解放了，马秀英找到县上领导，迫不及待地要求工作。领导了解到她是红军，批准了她的请求。她好高兴，满腔热情投入工作，1951年被任命为进胜乡乡长，是门源县第一个女乡长。1953年她又被选为门源县妇联副主任，两年后又被选为县妇联主任。1974年她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被任命门源县委统战部部长。
流落在张掖的女红军王玉春，13岁在家乡四川参加了红军，随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后随西路军西征，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幸存下来。几次逃跑未逃出魔掌，后被当地群众救下。解放后，积极参加街道工作。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有为人民服务的热心，当街道妇女主任16年，年年被评为先进，一分钱工资都没有，只是尽义务，对此，她毫无怨言。
还有许许多多流落的女战士，解放几十年来，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为建设祖国的大西北出了力，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胜利的鲜花扎起了共和国的凯旋门，那鲜花是如此的火红耀眼，因为它融进了烈士的鲜血。历史的步履匆匆，半个世纪过去了，由于西路军的西征失败，妇女团——红军史上绝无仅有的妇女武装的这一段光荣历史，及她们的名字，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有些人甚至不顾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把她们的被俘和流落简单地说成是“逃兵”、“叛徒”、“张国焘的走狗”，使她们长期遭受冷遇和歧视。尤其是十年动乱期间，几乎无一幸免地受到残酷迫害和批斗。几十年来她们的生活极为贫困而无人过问。据1983年民政部门统计，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的西路军老战士有1100余人，其中女同志近400人。她们多为农牧民或街道工人，无固定收入，生活非常窘迫。尤其是病魔缠身的孤寡老人因无钱医治，只得在病榻上等死，许多年近七旬的老人靠帮人看孩子、洗衣服为生，寄人篱下，过着孤单凄苦的生活。
1983年9月，全国政协委员、西路军老战士王定国重返河西故地，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胡耀邦同志亲自作了批示。1984年2月，国家民政部、财政部、卫生部和总政治部联合发文，对西路军老战士的称号、待遇等做了较为实际的规定，使她们的政治和生活待遇有所提高，还分期分批组织她们回老家或到北京参观，遂了几十年梦寐以求的心愿。然而，她们目前的处境与许多同期参加革命的老红军相比却有天壤之别，同时，由于各地执行政策的不一致，和几十年来难以完全消除的社会偏见，致使不少老红军的境遇依然如故，虽然每月领取三四十元生活费，但也是被当成“救济对象”。
半个世纪前，这些英雄的巾帼女儿以一往无前的姿态，百折不挠的精神投身革命，参加了伟大的长征和悲壮的西征，她们不像牺牲了的英雄烈士给人们留下无尽的怀念和崇敬，也不像活着的英雄被名誉和鲜花所拥抱，至今她们仍是普普通通，她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世人建造了一座无形的、不朽的丰碑。尽管它无形，也没有碑文，却实实在在耸立在中国革命历史的碑林中。
忆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营、独立团
曾广澜口述丁文建黄肃莉整理
1933年在通江后方成立了妇女独立营，组织上将我由军事政治保卫局调任妇女独立营政治委员，营长是陶万荣。妇女独立营直接受四方面军总部领导，任务是保卫后方，担任交通工作。因为当时大部分男同志已编入红军队伍开往前线。妇女独立营过的是军事生活，和男同志一样，剃光头，缠绑腿，背子弹带。每人一杆马枪、两个手榴弹，天天要进行操练，有夜行军、进攻防御、夜间袭击等军事项目。独立营的军事教官是组织派来的，叫秦基伟。
妇女独立营从领导到勤务员均为女同志，编制为4个连，约300余人。其实是编3个连多，4个连不够，但还是按4个连编制。这些妇女都是由各部队或机关中抽选出来的，大部分为四川妇女，只有4个同志是从鄂豫皖过来的，这就是我、陶万荣、刘桂兰，还有个姓徐的同志名字记不清了。时间不长，由于川陕苏区扩大到几十个县，各地方机关均需女同志搞地方工作，这时在妇女营内部又流行一种麻疹传染病，于是把妇女独立营分散了。部分女同志分到各地，另一部分女同志办了一个妇女学校，由刘桂兰担任教导主任，我为名誉校长，而实际上我已任巴中市委书记了。
1934年，在旺苍坝（长赤），将各部队和机关女同志集中起来，成立了妇女独立团，武器配备、军事训练与以前妇女独立营一样。当时正是紧张行军，一切工作都是由军委参谋组织好后，才调我去任团政治委员兼主任，没有团长，仅总参谋部派了一个男同志来指挥军事训练。我们当时的任务是在南江县担任第二道警戒线的防守。完成任务后，又调我们团到供给部（当时叫经理部，负责部队的服装、钱财及事务）担任军需运输工作。这次任务完成后，我们团又承担了后方医院的护理工作，抬担架、护理伤病员等。
据我的回忆，我们在卓克基驻扎了一个时期，我们所护送的医院也住在此地。当时，我们不仅仅是承担护送医院的全部工作，而且仍保持了全副军事武装。这个地方是在四川边界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地区，在此驻扎了一个时期后，妇女独立团又被分散，调我去新成立的邮政局任局长。
据我记忆，第一次过草地没有妇女独立团。第二次过草地后，成立西路军时，才成立妇女独立团。名义上为妇女抗日先锋师，其实人员只有一个团，有900多名女同志，是在行军途中组织的。团长叫王泉媛（现在江西省泰和县当老百姓），政委吴富莲（死于马匪手中），我是团的特派员。记得我们妇女团是随总部指挥部行动，过黄河打马禄时，我们参加了配合战斗，并缴获30多匹骆驼，为以后保护伤员和搞运输起了很大作用。进入凉州（现在的武威）后，记得在一个没有水吃的大湾子地方，因为敌人把水井破坏了，我们团又承担了打井找水的任务，结果牺牲了一部分女同志。后来战斗越来越紧张，在高台失守前，我们妇女团又参加了配合战斗，主要任务是守城。其后又有一次战斗是受总指挥部命令，要我带40多个女同志去承担前线的伤员护理及掩埋牺牲的同志等工作。越往后战斗越艰苦，我们没有弹药、人员的补充，部队减员很大。记得在倪家营一带我们前进后退往返不一，在一个大山口上配合九军战斗时，我们妇女团带去40多个同志，大部分牺牲了，有的被俘。这也是最后一次大战斗。在一个大山沟（叫石窝山），由张琴秋同志召开了一个妇女干部会，她给我们讲了话，说现在形势需要分散走，自己寻出路去找红军，并给了我们一些银子作经费。这以后我与十多个女同志和几十个男同志在一起，经过几夜急行军，始终摆脱不了马匪的包围。白天我们藏在一个窑洞里休息，因大家太累都睡着了，被马匪骑兵搜出来而被捕。当时有李开芬（妇女团秘书）、王泉媛等人一块被俘。敌人审问我们，要我们招认谁是领导，结果谁也未暴露自己的身份，大家都说自己是红军被服厂的工人。
随后转到敌人的旅部，这时看到了我们妇女团的许多战友，有好几百人。我和战友们混在一起，并得到了她们的掩护。后来，有人把我的身份暴露了，说不要小看这个老妈子，不简单，是个大干部。敌人又把我提到旅部审问，我坚决不承认，敌人无奈也只好把我放了。后来，又把我们全部押送到凉州敌人师部，由特务团看守我们。这时已实行国共合作，敌人把一些老弱病残的挑出来，我也在其中。谁知敌人又把我单独带到一个大祠堂内，并让我带着我唯一的女儿。母女俩在这里过了一个晚上，当时心里很紧张，生死难h。第二天早晨，一个敌兵押着我们母女俩走向汽车站，看到了我们的好多同志（其中就有刘瑞龙同志）。大家一见面，心里十分难过，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互相望着，不知道敌人要把我们怎么办。直到把我们送到兰州国民党省政府，听到打电话叫八路军驻兰办事处来领我们，才放下心来。到了“八办”后，当时是谢觉哉同志负责，谢老给我们讲了话，发了服装，不久就送我们回延安了。
一位红色娘子军的英雄战士——忆张琴秋同志
宋侃夫
琴秋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老战友们聚在一起，经常回忆起这位当年跃马挥枪、驰骋疆场、饱经风霜的女战士，忠诚的共产党员。她是在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下离开我们的，连她的独生女儿——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张玛娅同志，也惨遭酷刑致死。每忆及此，我们无不义愤填膺，不能自己。
琴秋同志是我们红军中杰出的女战士、女政工干部、女指挥员。战士们都十分尊敬她，爱戴她。如今，她的音容神采，经常萦绕在我们的脑际。
我第一次见到琴秋同志是1931年的秋天。那时，我奉命到鄂豫皖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的新集（今河南新县）。一到那里，立刻被一种沸腾的生活和战斗气息所吸引。每天拂晓军号一响，部队、机关、团体、学校的所有人员，都涌向一个人们称之为“红场”的大广场，和着“一、二、三、四”的口令，列队进行着各种操练。一位头戴军帽，身着军装，腰束皮带，打着绑腿的青年女干部，目光灼灼，精神抖擞地同大家一起操练。经人介绍，她就是1925年和蔡和森、沈泽民等同志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任彭扬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同志。她出国学习前，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参加过“五卅”斗争。我们一见面就像老战友一样交谈起来。她生活朴素，房间里除了一床一桌几张条凳及书籍，别无他物。学员们经常在她房间里进进出出，谈这谈那，是那样热烈，那样融洽，那样亲密无间。她不仅和学员们一起操练，有时还参加文艺演出活动。这些虽是些平凡的事迹，但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1932年，蒋介石集中2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兵力集中于汉口、红安、麻城一线。在战云密布的形势下，中央局派琴秋同志到敌人重兵压境的河口（黄陂北的一个重镇，划为一个县）任县委书记。
在鄂豫皖苏区，琴秋同志是第一位女县委书记。琴秋同志不顾战争紧迫，生活条件艰苦，毅然接受组织的委托。她刚到任就一面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解决群众的迫切要求，一面动员青年踊跃参军，组建地方武装赤卫队、独立团、铁路工程队（专事破坏敌人交通）等组织。琴秋同志还以她那特有的胆识和才干，组织了一支勇敢机智的便衣交通队伍，经常往来于汉口、宋埠、黄陂、孝感之间，为苏区购运军用物资、通讯器材、布匹食盐等军需品。同时，还收集大量的军事情况，为反“围剿”的胜利做出了出色的贡献。
第四次反“围剿”结束后，琴秋同志被派到七十三师任政治部主任，成为当时这个师的师长王树声同志的得力助手。后来川陕苏区成立，建立了新的川陕省委，琴秋同志被调任省委妇女部长，在省委书记罗世文同志领导下，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当地在军阀、地主的控制下，大量种植罂粟（鸦片），男人普遍抽鸦片烟，劳动多半靠妇女。琴秋同志一面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戒烟拒毒运动，号召毁烟种粮，一面发动妇女，参政参军，为我党我军培养了大批女战士、女干部。当时琴秋同志曾率领一支2000多人的妇女独立师，配合主力进行战斗。这支队伍就是最早的红色娘子军，琴秋同志任师长。她经常奋勇当先，直接参加战斗，指挥战斗，打过很多胜仗；她也经常配合主力，为部队征粮，运军需物资，救护伤员，并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她对下级干部、战士非常体贴爱护，经常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为战士驮枪支弹药衣物等。琴秋同志的英勇善战，当时在国民党舆论界曾轰动一时。红四方面军进川时只有14万人左右，但在粉碎川军“六路围剿”以后迅速发展为近10万人的大军。这些功绩的取得，琴秋同志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和中央红军、二方面军会师后，一部分主力部队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后来，在祁连山的战斗中，遭敌人围击，因弹尽援绝，琴秋同志和其他同志一同被俘。
开始，琴秋同志被囚禁在青海西宁监狱。由于女战士的掩护，敌人误认为她是红军的炊事员。后因叛徒告密，敌人才发现她就是闻名的红军女将领。于是立即将她押往南京。她在南京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与敌人作顽强斗争。抗日战争初期，由于国内政治形势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经过周恩来同志的严正交涉，琴秋同志才和其他同志一道获释。
在延安时，琴秋同志在中央妇委和女子大学工作期间，经常亲自讲课，向女青年传授马列主义。她讲课时重视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易懂，因此深得学员、干部的好评。
全国解放后，琴秋同志留在北京，先在中央妇委，积极参加全国妇女大会的筹备工作，曾是全国妇联一、二、三届执委。以后，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我在南方工作，虽然不在一起，每当我因公来京，或她去南方时，我们常有见面的机会。这时的琴秋同志，虽已白发苍苍，但她那机智敏捷、胆识兼备的特点，仍不减当年。和她聊起来，常常是寥寥数语，就会使人从中得到教益，吸取力量。她生活艰苦朴素，作风平易近人；关心同志，乐于助人，故而老同志也好，青年同志也好，都很尊敬她，愿意接近她。
我们失去一位几十年在一起战斗、一起工作的老战友、老同志、老大姐，悲痛的心情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她那一股永远像年轻人一样的活力，给人以很大的感染力；她那文武兼备的才识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里。她是一位高尚的人，一位有益于人民的人。她像无数老一辈革命家一样，留给我们的光荣传统，将永放光芒，代代相传。
（摘自《人民日报》1979年6月23日第三版）
忆张琴秋同志
王定国
我党的忠诚战士，妇女界的优秀领导干部，原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张琴秋同志，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于1968年4月22日含冤去世。
张琴秋同志青年时代就冲破封建家庭的羁绊，投身于革命。几十年来，始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忘我地工作，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30年代，我在张琴秋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嗣后也和她有过一些接触，往事历历在目。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