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转战河西情况简介
妇女抗日先锋团是西路军中的一支正规化妇女武装。1933年3月在四川通江县成立的妇女独立营是她的前身，后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在川陕苏区严酷的反“围剿”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35年撤离川陕苏区，在南下长征的转战中，分散到个别部队。 妇女抗日先锋团是西路军中的一支正规化妇女武装。1933年3月在四川通江县成立的妇女独立营是她的前身，后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在川陕苏区严酷的反“围剿”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35年撤离川陕苏区，在南下长征的转战中，分散到个别部队。
甘肃省妇联妇运小姐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和四方面军总部于1936年10月26日奉命从靖远县渡过黄河，尔后组成西路军，共2万余人。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兼军委主席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参谋长李特。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在河西创立根据地，从新疆方向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物质援助。
西路军渡过黄河后，蒋介石急忙电令甘、青的马步青、马步芳调兵数万围追堵截。西路军进入河西后，击败了伪骑五师马禄旅的防御，在甘肃景泰一条山等战斗中，歼灭马步芳、马步青骑兵六千余。此后，在古浪、永昌、高台、临泽、倪家营子、梨园口等地与敌军鏖战。西路军英勇奋战，给敌军以沉重打击。仅倪家营子两个月的苦战，就消灭了1万多名敌人。为此，马步芳也不得不哀叹：青海“全省每村均有阵亡之人，每家均有负伤之兵”（见1937年4月15日《青海日报》）。
但是，由于敌我不仅在人数上相差悬殊，同时，西路军既没有根据地，又没有补充，装备非常低劣，广大指战员穿的还是长征时的衣服，粮食、医药尤为困难，加上河西走廊地区狭窄，没有回旋的余地，这些都是造成失败的因素。
1937年8月初，梨园口血战后，西路军只剩下约2000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3月13日，西路军在肃南的石窝山召开了总部会议（史称“石窝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部队回延安，剩余部队编为左、右两个支队。左支队以三十军和总部组成，由李先念、李卓然带领继续西进，右支队以九军和总部妇女团剩余部队组成，由王树声、朱良才同志带领向东打游击，担任牵制敌人的任务。当晚，各支队即按指定方向分头行动，右支队经过数十次的浴血奋战，除了少数突围出来分别化装回陕北，大部分壮烈牺牲。左支队在祁连山中艰苦行军40多天，终于在1937年4月下旬进入星星峡，与党中央派来迎接的陈云、滕代远汇合。至此，悲壮的西征结束。
西征虽然失败了，但是西路军的广大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在中国革命史上谱写的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和创造的光辉业绩，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妇女抗日先锋团是西路军中的一支正规化妇女武装。1933年3月在四川通江县成立的妇女独立营是她的前身，后扩编为妇女独立团，在川陕苏区严酷的反“围剿”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35年撤离川陕苏区，在南下长征的转战中，分散到个别部队。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根据形势的需要，又重新成立了妇女抗日先锋团（有的又称妇女先锋团）。妇女团的主要领导是：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政治部主任华全双，秘书李开芬等。其编制为3个营，约有1000多人。妇女团一成立就随西路军西征，她们同分散在西路军中的医院、供给部、兵工厂等单位的女战士（约几千人）一起，跨黄河，越沙漠，历尽艰难，英勇奋战。她们在一条山、古浪、永昌、高台、倪家营子、梨园口等战斗中，配合、参加作战，挖战壕、送弹药、救护伤病员，既是战斗队，又是运输队、救护队。在石窝山、康隆寺的战斗中，妇女先锋团以及其他兄弟部队，掩护了总部进山，保证了“石窝会议”的进行。在这次战斗中，广大女战士用有限的武器和血肉之躯，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她们的鲜血洒在了河西的戈壁滩上，她们英勇斗争的事迹，至今还在河西人民中流传。
西征中的女战士人数之多，斗争之英勇，牺牲之大，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是空前的，她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谱写了中国妇女运动史上壮丽的一页，永远值得人们敬仰和怀念。
巾帼悲歌——记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
丁文建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支鲜为人知的妇女武装——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它于1933年创建于川陕革命根据地。这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支拥有人数最多、斗争历史最长的妇女武装，其艰苦斗争的历程光耀史册，在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壮丽的一页。
创建川陕根据地
巴山妇女有着特殊的历史境遇。1932年底以前，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互相鲸吞，为聚敛财富，扩充实力，强令人民种植鸦片，竟使大部分男人吸毒成瘾，完全丧失劳动力。上山砍柴背草、下田插秧割谷，所有繁重劳动完全由妇女承担，许多七八岁到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被逼迫做童养媳。那时流传一句话：“要吃巴山饭，婆娘打前站。”真实地概括了巴山妇女的劳动强度和悲惨处境。她们盼解放、求生存的欲望极为迫切。
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到达川北，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2月，在通江县召开了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川陕省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光荣诞生，也标志着川陕边广大劳动妇女开始了翻身求解放的新生活。当时在川陕也曾普遍建立了女工农妇协会，会员达30万人，在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的成员中，妇女也占到四分之一。许多贫苦妇女踊跃参加赤卫军，并组织了许多半脱离生产的妇女营、连。1933年2月，长赤县首先成立了妇女独立营，约250人。继后，万源妇女独立营诞生。地方妇女武装的任务有二：一是在苏区打土豪，肃清地方反动武装。二是到前线配合红军的战斗行动，抬担架救护伤员。
1933年3月下旬，川陕苏区处于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中。红四方面军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采取了“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主动撤出了巴中南江等地。这时为了加强后方的防卫和有利于主力集中，川陕省委抽调机关女干部百余人和妇女群众积极分子200余人，在通江组建成立了妇女独立营，全称为“红四方面军总司令部直属妇女独立营”，是四方面军领导的正规妇女武装。营长陶万荣，教导员曾广澜，军事教员秦基伟。下设三个连，每连建制约百人。连以上干部有：
一连连长向翠华，指导员刘桂兰；
二连连长詹应香，指导员侯守玉；
三连连长马正英，指导员胡玉兰。
妇女独立营的诞生，受到红军总部和川陕省委的重视。它直属四方面军军委领导，从编制训练以及思想政治工作都和正规军一样，女战士身着灰色军服，剃光了头戴着八角军帽，扎腰带，缠绑腿，赤脚穿草鞋，背着小马枪或大刀，个个英姿勃勃，俨然与男红军无别。
陶万荣回忆：“妇女独立营成立后，抓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红四方面军总部派秦基伟同志担任军事教员。在训练的过程中，大家热情很高，不怕吃苦。有的女战士练投手榴弹，胳膊都练肿了，也不叫苦，坚持不懈。练射击时，因为人多枪少，只好互相轮换，有的女战士刚睡到半夜，就起来借着月光练瞄准。为了增强实战能力，还作攻击、防守、利用地形地势抢占山头的演习。由于教员的热心指导和全营战士的刻苦努力，在短短的训练时间里，我们就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
“在反‘三路围攻’中，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警卫后方，运送弹药、粮食、盐巴和打扫战场等，以保卫后方的安全，支援前线作战。有一次，我们背粮途经通江县鹰龙山时，天色已晚，便停下来休息。这时，警戒的女战士报告，发现山下有人。经查明是四川军阀田颂尧部的一个团的残部迷了路。我和几个干部研究后，立即下令进行战斗准备，隐蔽待命。敌人爬到半山腰时，烟瘾发作，就地抽起大烟来。我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指挥战士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毫无防备，以为天兵下降，只好乖乖地缴枪投降。这次战斗我们俘虏了几百名敌人，缴获了几百条枪。红军总部为了表扬我们妇女独立营的英勇行动，将缴获的武装全部发给了我们营，改善了我们的装备，增强了战斗力。从此，我们这支妇女武装不仅是一支卫戍部队、运输部队，而且成了一支使敌人胆战生畏的战斗部队。以后，我们又陆续承担了坚守阵地、配合主力部队牵制敌人等作战任务。在毛浴镇驻扎时，有天晚上遭到敌人的突袭，全体女战士非常勇猛，打退了敌人两次冲锋。邻近部队听到枪声赶来支援，两面夹攻，全歼了来犯之敌。”
“粉碎敌人‘三路围攻’之后，1933年10月，敌人又组织了‘六路围攻’。我们收紧阵地，准备再次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四方面军军委决定把妇女独立营分散到各军的后勤、医院、工厂。我调到川陕省委妇女部作秘书工作，曾广澜任巴中市委书记兼妇女干部学校名誉校长。”
1934年3月，正是反军阀刘湘“六路围攻”紧张的时候，边沿区的大批妇女干部，撤退到中心区来，同时广大妇女纷纷要求拿起武器直接和白匪作战，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根据川陕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关于组建妇女独立团的决定，四方面军总部以妇女独立营为基础，连同要求参军的妇女群众1000余人，在长赤（张琴秋回忆在长赤，曾广澜回忆在旺苍）组成了妇女独立团，下辖三个营，曾广澜为团长，张琴秋任团政委。妇女独立团成立后，立即投入了反“六路围攻”的战斗，担负起艰苦的战勤工作和维持后方治安、清剿土匪等任务。
1935年2月，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之前，将从边区撤到中心区来的妇女工作人员连同原妇女独立团，合编成妇女独立师，直属红四方面军总部。辖两个团，全师共2000余人。张琴秋任师长兼一团团长。二团团长曾广澜，副团长刘伯信。据当时的二团政委吴朝祥回忆：
“妇女独立师一成立，就投入了西渡嘉陵江的斗争。旺苍坝是我军的供给站和总医院驻地，为了不让物资和伤员落入敌人手中，总部命令妇女独立二团紧急抢运物资和运送伤员。时间紧迫，任务艰巨。接受任务后，全团马上投入战斗。在往返200多里的山路上，战士们不分白天黑夜地抢运。全团只有几匹牲口，大量的粮食和军需物资，全靠女战士肩挑背扛。最困难的是运送伤员，从旺苍坝转移到永宁铺，中间要翻一座山，山高路陡，稍不留神就有滑下山岩的危险，为了减轻伤员的痛苦，保证伤员的安全，在最难走的一段山路上，战士们跪在地上一步一步地挪。有的战士双膝磨出了血，又在泥水中泡着，等把伤员抬到安全地后，她们自己的伤口却感染化脓。经过两天两夜的努力，全团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最使我难忘的是在马尔康、大藏寺一带战斗的日子。那时，经过长征，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已经会师，党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促进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继续发展的方针。但由于张国焘一再对抗党中央，几个月时间过去了，部队仍然在雪山草地苦斗。1935年9月，我带领妇女二团一个营，接受了总供给部的命令，两个连负责筹粮，一个连负责搭修从卓克基到卡几古一路的木棚子，供伤员住宿。几个连队的任务都很艰巨，其中最难的是筹粮。马尔康、大藏寺一带的老百姓都是藏族，当时已是秋末，主要粮食作物青稞已收割殆尽，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反动的土司头人互相勾结，利用民族隔阂，煽动一些藏族群众同红军作对。”
听到红军要来的消息，农牧民早已收藏粮食，逃离寨子。我们到马尔康时，除了山坡上一些迟收的青稞，整个寨子一无所有。我们带领战士们到山坡上收青稞，敌人又在暗处放冷枪，打伤了几个战士，我们只好夜间组织人力抢割青稞。我们的筹粮，成了同敌人武装争夺粮食的战斗。那真是不同寻常的战斗。每天凌晨，战士们就出发到地里找粮食。工具只有几把剪刀，大多数同志就用手拔。为了防止敌人的袭击，有的战士就化装或藏族妇女，在远处站岗放哨。晚上，回到宿营地，还要把青稞搓出来，用锅炒干，揉掉外壳，装入粮袋。几天的工夫，大家的手血肉模糊，针尖似的稞芒扎在手上钻心的疼。但困难并没有吓倒女战士，大家互相鼓励，克服困难，终于圆满完成了筹粮任务。
“负责护送伤员的任务也十分艰苦。长征时每天都得行军，没有固定的救护站，运送伤员不光是抬担架，还要为伤员找粮做饭，包扎伤口、换药。所以部队称我们女兵是‘三大员’：担架员、卫生员和给养员。不久，我被调到大金省委工作，离开了妇女团的姐妹们。”
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至道孚、霍炉时，因为形势的需要，妇女独立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军。妇女独立营、独立团、独立师从创建到发展，投身于革命战争，在保卫川陕苏区的斗争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支红色妇女武装的斗争，成了川陕妇女参加革命战争的一面旗帜，在广大妇女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出征河西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宣告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为了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形成西北持久的抗日局面，红四方面军五军、九军、三十军于1936年10月下旬，在靖远渡过了黄河，组成西路军。广大红军战士刚刚经过长征，没有休整，棉衣、弹药都很缺乏，但仍斗志昂扬地踏上了西进的征途，开始了孤军奋战的艰难征程。
四方面军的1300多名女战士奉命组成了妇女抗日先锋团，一切均按正规武装部队配备，辖三个营，仍直属西路军总部。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特派员曾广澜、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秘书李开芬、组织干事张怀碧、宣传干事赵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