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引用古诗词名句往往并不拘泥于原意，而是根据不同的场合赋予其特定的涵义，这句“温良恭俭让”就是毛泽东活用古语的典范。在封建时代，“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作为士子们修身养性的准则，无疑具有其积极作用。但在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用革命手段创建一个新生政权的时候，固守这种准则而不知变通，就无法取得胜利。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农民运动也取得了深入开展，湖南更是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广大农民组织起协会，同压迫了他们几千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在政治上，他们争取民主权利，反对地主阶级的特权，真正实现了“一切权利归农会”；在经济上，严厉打击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等不法行为，实现减租、减息、减押，废除了苛捐杂税；在军事上，收缴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的枪械，建立了农民武装；在思想上，猛烈冲击着代表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动摇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精神枷锁；在文化上，禁止赌博、鸦片等一切封建遗毒，开办“夜学”（农民学校），提高自身文化素养。面对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和一些反革命势力非常恐惧，他们恶毒地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嚣“糟得很”。此时，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也害怕“过火”的农民运动会影响到国共之间的关系，对农民运动作出了限制，极大地挫伤了农民革命的积极性。
为了证明农民运动具有的积极意义，说服党内反对农民运动的同志，1927年初，毛泽东历时一个多月，专门就农民问题在湖南展开了调查，以精彩的语言、严密的逻辑、精辟的论述写下了这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彻底揭露和清算了反动派诬蔑农民运动的种种言论，有利地驳斥了党内机会主义者对农民运动采取的错误行动，对农民运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和赞扬。在谈到农民运动“过分”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农民革命所采取的一切行为，“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农民反抗压迫，是全然没有错的。接着，他又对“革命”进行了形象的描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这里，毛泽东摘用“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等古语，意在说明革命不是一般的社会活动，不能用温和的改良行为来进行。面对强大的封建地主阶级，“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最后，毛泽东指出，农民运动中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是具有革命意义的，都是应该受到支持和保护的。
引而不发，跃如也
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需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3页）
名句溯源：
“引而不发，跃如也”出自《孟子·尽心上》：
公孙丑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难点注解：
《孟子·尽心上》共46章，“引而不发，跃如也”出自第41章。本章通过孟子与弟子公孙丑对话的形式阐释了学习“道”的方法。公孙丑认为：“道”尽管太高、太美，但要想得到它好比登天一样不可企及；为何不能将其改变，使人稍作努力就可以接近呢？孟子不同意公孙丑的观点，他以高明的工匠不会因为手艺拙劣的工人而改变或者废弃制作的规矩、后羿也不会因为拙劣的射手而变更开弓的标准为例，来说明教有成法、授有成例，不可随意变更做好事情的准绳。“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原指善于教射箭的人，张满了弓，却不发箭，只作跃跃欲射的样子，以便学的人观摩领悟。后用以比喻做好准备，相机行事；或比喻善于引导而不越俎代庖。
摘用赏析：
从1926年下半年起，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湘、鄂、赣三省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觉醒的农民组织起农协，不断攻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和旧恶势力等各种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统治制度，引发了深刻的农村社会大革命。毛泽东、贺尔康、王首道等人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然而，如急风骤雨般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却遭到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诋毁和破坏，甚至在党内也受到了以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部分右倾分子的怀疑和责难。
12月12日至18日，中央就农民运动问题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和扶持汪精卫以便限制蒋介石军事势力的错误决定。毛泽东并不同意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定，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势，他开始酝酿进行有关农民运动问题调研事宜，以期获得中国农民和农村的实际情况。
1927年1月4日，在戴述人的陪同下，毛泽东深入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余里，走遍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在调查中，毛泽东广泛接触和访问当地群众，召集农民及其运动骨干，取得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开始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
报告很快写成了，共两万多字。在报告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农民运动与地主阶级激烈斗争的现实，客观分析了农村中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和社会处境，热烈颂扬了大革命中农民群众为推翻乡村封建统治进行的一切革命斗争和历史功业，无情地批判了党内外责难农民运动的各种谬论，重申了中国革命若想取得成功必须依靠农民阶级的立场。报告中记述的湖南农民运动所作的十四件大事，毛泽东认为这都是革命的正义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必然之路。其中，毛泽东摘用“引而不发，跃如也”是在阐述第七件事“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和城隍土地菩萨的神权以至丈夫的男权”时。在这一章节中，毛泽东剖析了中国农村群众所受的种种有系统的权力的压迫，对他们摧毁代表封建势力的祠堂、菩萨的行为给予了肯定，建议党组织可以在这方面予以引导，而不要直接干涉类似事件。
报告写成后，从3月5日起，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报刊上发表、转载。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名，将这个报告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发行。报告中提出的有关中国革命路线的问题在全国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在为该书的序言中写道：“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共产国际》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先后用俄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翻译转载了《湖南农民革命（一）》。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莫道君行早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名句溯源：
“莫道君行早”出自《增广贤文》：
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是中国古代儿童启蒙书目。作者未见载，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是经过明、清两代文人不断增补修订而成的。书中绝大多数句子源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内容十分繁杂，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道家和儒家的思想，通俗易懂。但我们今天读《增广贤文》时，一定要批判地吸收。书中一些反映“人性恶”的言论如“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贫居闹世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等是封建糟粕，应予以摈弃。对其中代表优秀传统菁华如“一饭一粥，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则应加以学习继承。“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是一句为后世喜用的谚语，用来勉励人们学习、工作应更趁早、更勤勉。
摘用赏析：
1934年7月23日拂晓前，毛泽东和粤赣省委部分领导同志登上江西会昌城外的岚山岭。从1929年开辟赣南革命根据地率军来到会昌，毛泽东不止一次登上这座山岭，但此次的心情却不同以往。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两百架飞机对中央苏区实行空前规模的大“围剿”。在吸收前四次“围剿”失败的“经验”上，这次“围剿”除了加大军事进攻外，蒋介石还特别强调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步跟进，彻底铲除中央苏区，消灭主力红军。面对力量数倍于己的敌人，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者采取了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土地”的错误战略方针，以致节节败退，根据地越来越小。到了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此时的毛泽东，早已被博古等人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日常工作。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反对“两个拳头打人”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主张红军应该采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战法，却不被博古、李德等人采纳。心情低落的毛泽东此时登山，自然是心潮难平，思绪万千，一首《清平乐·会昌》有感而出。
词的开篇“东方欲晓”既是写实，又是画虚。诗人尽管此时备受压抑，却仍然坚信光明的前途终将会到来。“莫道君行早”出自“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的古训，意在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广大革命者进行勉励。尽管此时天色尚早，诗人依然以更加奋进之志，鼓舞战友们抓紧时间，加快步伐，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曙光。“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说的是红军转战南北，连战连胜，满怀豪情，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创建了一片属于劳苦大众的崭新天地。“人未老”和“独好”是特别能体现诗人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怀的词语。在中央苏区遭受如此重大挫折的同时，诗人依然能看到乐观的一面，从容之度可见一斑。词的下篇，“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虽是由近入远的写法，却体现了诗人思考中国革命长远前途的如炬目光。在错误的阵地战面前，红军伤亡惨重，很难再固守中央苏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那么，出路在哪里呢？“战士指看南粤”给出了答案：向南方进行战略转移，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勾勒的一个未来美好的前景。他一直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他主张在战争中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在运动中寻找歼敌机会的根据之一。后来的事实证明，诗人谋划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在反“围剿”失利后，红军主力向西突围，然后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保存了革命火种，使得中国革命的前途出现了“更加郁郁葱葱”的喜人景象。
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社当年9月刻印出版的大字本《毛泽东诗十九首》上，毛泽东曾经写下过这样的回忆注解：“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这一首《清平乐》，如前面那首《菩萨蛮》一样，表露了同一的心境。”诗人所注虽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但我们读过后却无心情压抑之感。全词无一字心忧个人之利害得失，通篇考虑的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和未来，这般胸襟，如此气度，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
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5页）
名句溯源：
“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出自《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雀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仁”是孟子思想体系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内容。这段话就是孟子关于施行仁政、获取民心的有感而论。在孟子看来，桀、纣之所以失天下，其原因就在于不施仁政，无法笼络民心。他还列举“水獭想捉鱼吃，却把鱼赶到深渊去了；鹞鹰想捉麻雀吃，却把麻雀赶到丛林中去了”两个鲜活的例子，借此说明汤、武之所以得民心，一方面是他们施行仁政，另一方面是由于桀、纣不施行仁政，无形之中就把百姓的人心驱赶到对手那边去了。所以，在春秋混战的年代，孟子以为，谁能广施仁政，谁就能王天下。如果不能施行仁政，终身都会受忧受辱，以致死亡。后人从这段话中提炼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两个短语，用以比喻不善于团结人或笼络人，把可以依靠的力量赶到敌人方面去。
摘用赏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