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件与当年满洲事变毫无相似之处。一九三一年关东军故意在沈阳挑起事件，一九三七年，华北驻屯军既没有在卢沟桥寻衅，也没有组织对抗；一九三一年，陆军参谋本部批准占领满洲，一九三七年，他们都尽力阻止在华北采取行动；一九三一年，若槻礼次郎因没有执行能使统制派满意的外交解决办法，导致了他的政府的倒台，一九三七年内阁没有变动。——[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衰亡史》
1.诡异的枪声
公元1937年7月7日的夜晚，古都北平附近，“完全无风，天空晴朗没有月亮”，本来这可以是非常宁静的一个夏夜，却偏偏被几声奇怪的枪响给打破了……
根据早前的《辛丑条约》，日本等列强有在华北京津一带驻军的权利，以保证其侨民的安全。中国自清末以来一直是一个政治动荡的国家，有时候又不免盲目排外，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军队在华北的存在，已经视为极大的挑衅和威胁。
当时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混成第四旅团，大约有6000人，自从6月以来，他们不断举行军事演习（日方对此的说法是中国方面近来反日排日情绪高涨，所以不能不有所防备）。总之，日方讲起这方面的理由，那是一套一套的。
就在7月7日的这天晚上，由于“缺乏合适的演习场地”，日军第八中队竟然跑到了卢沟桥附近中国驻军的眼皮底下进行夜间演习，即卢沟桥西北一千米处的龙王庙一带，他们演习的题目是“黄昏时接近敌主要阵地，与拂晓时的攻击”（《长编》）。
演习进行得还算顺利，可是这时突然传来一阵枪响，中队长清水节郎大尉凭直觉马上听出这是实弹的枪响。他非常警觉，立即清点人数。这一清点不要紧，结果发现居然少了一个人，而且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肯定是附近的支那军队干的，我们应该赶紧进城搜查一下！”“明察秋毫”的日本兵们一致叫嚣着。
这附近三里外就是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于是一小队日军受命迅速赶到了宛平城下，要求进城搜查，说有人看见失踪的士兵进城了。当时城门已经关闭，对于日军的无理要求，守卫城门的士兵回答说：“等天亮以后再说吧！上头有令，夜间不许私自开城门！”
日本人在中国一向强横惯了，他们当然不干，而且他们的疑忌心理也由于被拒绝而加重了。日方反复要求，但中国守军就是不松口。
“好！既然你不开，那就别怪我们大日本皇军不客气了！”说着，日军就搬来援兵，开始向宛平城进行炮击。
平静的夜晚就这样被打破了，不过7月7日的夜晚全然不同于6年前9月的那个夜晚。
就在两个多月前的四相会议上，日方在“对华实行方策”中已经明确道：“不进行企图华北分治，或有可能打乱中国内政之政治工作。”（《长编》）大意就是要尽可能维持目前的局面。当然，这不是“好心”的日本为中国考虑，他们在打过自己的小算盘之后，认为这样的局面对大日本帝国最有利。
日本华北驻屯军不是狂妄的习惯“下克上”（指自作主张）的关东军，对于这次冲突，也就很快便决定进行冷处理。而且在华北地区中国军队总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之间，据说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彼此的面子总是要给一点的。
在日方一位参谋军官的调停下，双方很快达成停火。就在日军几百人的队伍准备撤离时，突然又是一阵枪响，日本人听得出来，这是对着自己这面来的。
“八嘎！支那军队！”愤怒的日军于是转过头来又开始向中国军队“还击”。
当时正值深夜，几乎什么也看不清，这一阵诡异的枪响究竟来自哪里呢？莫非是宛平守军仍然对日军气不过，没打过瘾？似乎不太可能，北平地区的安定局面可是宋哲元等人所竭力追求的。
剩下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以土肥原贤二为代表的特务们干的，他们一贯主张武力侵华，而日本政府偏偏非常“保守”，狂热激进的土肥原们只得选择干些火上浇油的勾当，以促成梦想的实现；二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干的，他们专门为了挑拨第二十九军与日军的关系，但这似乎不符合国民政府的总体方针。
这第二次冲突一直持续到天亮，在又一次谈判过后，日军开始了和平撤退。可奇怪的是，这时又是一阵枪响传向日军，冲突只得无奈地延续下去。随后，双方又展开了对卢沟桥铁桥的激烈争夺……
2.东京的反应
中日双方都指责对方破坏了停火，谈判变得异常困难起来。
消息很快传到了东京，“无论是军队的参谋本部还是新任帝国首相近卫文麿，都未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日本通史》）身为首相，近卫的第一反应，就是无奈地说了句：“难道是日本陆军有计划的行动？”海相米内光政、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的反应也与此类似，这是典型的日本式心理。随后，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发了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要华北驻屯军就地解决争端。
日本失踪的那名士兵已经找到了，这是一位新入伍的战士，由于不熟悉路况，在演习的时候走失了。事态看来有望朝着良好的方向转化，这天晚些时候，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算计，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的代表，一致同意采取“不扩大”和“就地解决”的政策，近卫内阁予以批准。
这个时候，“统而不治”的日本天皇正在双叶休养，与之相映成趣的是，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长的蒋介石也在庐山上避暑；华北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则已病入膏肓，就剩最后一口气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则远在山东老家。
根据蒋氏贴身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回忆录中的记述，“七月七日日军攻战卢沟桥，山中问信较迟，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就在7月8日蒋介石听到了卢沟桥的风声后，虽然对于这类司空见惯的冲突未多加重视，可是他在日记中还是有一分猜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他大概明白，日本的军国主义分子是狂热的，连日本政府也管束不好这些烈马。
以前有宋哲元的军师萧振瀛替政府在华北撑着场面，局势转圜的余地往往很大，1936年初老萧被人给挤对出国了，这让蒋介石对于华北的局面缺少了信心。但是猜疑归猜疑，蒋介石采取的总对策也是“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
事情眼看就要和平解决了，就如同过去多次的经验。但是，事实是这次与以往任何一次比，注定都有太大的不同。在接下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一次特别会议上，一些扩张主义者竭力要求增派军队到中国去教训一下蒋介石，否则南京方面会轻视日本，并利用卢沟桥事件要挟日本，到时必定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统治。
自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以来，中国上下已经形成反日的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行径进行还击的呼声，已经越来越高；1936年绥远抗战的胜利，也给了中国人民反抗暴日的信心。随着反日高潮的到来，日方一部分人认为在华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极有可能受到威胁的，所以有必要让国民政府放规矩点，以有效地约束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
石原莞尔是“九一八事变”的策动者和发动者，这场获得巨大成功的阴谋令他成为日本举国称誉和膜拜的偶像。可是石原又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军事战略家，被人认为是日本“陆军中的异类，陆大毕业生中唯一的一位战略家”。石原并不赞成同中国扩大矛盾，更不愿意看到中日兵戎相见，闹到不可收拾；因为他明白，日本当时最大的敌人是苏联。
此时的石原已经升任少将，担任参谋本部五个部中最重要的作战部部长，再往上一级就是实际负责陆军参谋本部的参谋次长了。他早年在中国内地生活、考察过一年多，如今石原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只要我活着，日本就别想有一兵一卒进入中国（内地）”（转引自《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石原坚决反对扩大对中国的战事，可是他也不得不承认，由于卢沟桥事件所引发的中国方面的群情激奋，“驻扎在华北的军纪凌乱的中国军队必然会屠杀该地区的日本商人和定居者”，而这必然又将会在日本激起公愤，并引发一连串的令石原最担心的事情——由于局面的失控，无休无止的报复战开始上演，并由此导致冲突不断升级。
但是在局面尚未明显恶化之前，石原莞尔是不主张扩大的，他的主张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不过扩张主义者认为中国是容易对付的，只要大日本皇军在华北露一小手，中国政府必然就范。这种强硬主张，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因为这些人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事件的扩大化有可能达成他们的期望。
对于日本扩大派的心理，曾经在1935年前后游历日本的美国著名历史学者芭芭拉?塔奇曼有过清醒的观察。
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道：“他们如同猎狗一般，愈是有所捕获，愈发疯狂贪婪嗜血。日本人知道，一个敌对的中国最终总要挫败他们想成为亚洲领袖的企图的。他们占领中国大陆多年，最使他们恼恨的就是不断出现抗日情绪。他们每年都坚持必须迫使中国‘真诚实意地’同他们合作。他们想控制中国，但发现必须征服中国不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激发起更深的仇恨，他们就使用更加野蛮的手段来报复。”（《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双方争执不下，天皇也无心休养了，随后赶回了东京。
天皇对中国的实力也不担心，但他同石原等人一样，首先考虑到的就是来自苏联的巨大威胁。就在一个星期前的6月30日，日本第一师团与苏军在满苏边境上发生了一次交火，日方成功击毁了两艘苏联炮舰。苏联方面随后虽然调来了援兵，但表现得比较克制，并未立即反击。东京与莫斯科开始了外交交涉，但是天皇不无担心，他召来陆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说道：“如果俄国人沿着满洲国边境发起进攻怎么办呢？我们岂不是要腹背受敌？”
“我想陆军会回击的。”载仁回答道。
这不是天皇想要的回答，他可不想过早地让自己的国家卷入同苏联的大规模冲突。“那不过是陆军的武断。如果万一苏联发动了攻击，怎么办呢？”
载仁其实也就是挂名的参谋总长，很多事情超出了他的理解和控制范围，他只得无奈地答道：“那没有办法。”
对于这种回答，天皇只有添堵的份儿，随后他便又召见了首相近卫、新任陆军大臣杉山元大将及海军军令部长，他们的意见天皇还是会认真听取的。
就在7月8日，日军占领卢沟桥铁桥南端，我军固守北端。“是夜，细雨纷霏，我官兵精神抖擞，轻装持步枪、手榴弹、大刀，出敌不意，秘密接近桥南端，将该敌悉数歼灭。当其被大刀队砍杀时，他们有的卑躬屈节，跪地求饶，所谓皇军威严，已经扫地无余。经过八九两日的战事，双方均增援部队，战事逐渐扩大。”时任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北平市长的秦德纯回忆道。秦德纯这个人比较有心机，记述难免会有所夸张。
如此，7月9日，日方的态度已经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上午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陆相杉山元发言称：“从第二十九军的兵力及其抗日态度看来，正在考虑由国内派出3个师团左右的兵力。”7万余人的第二十九军加上当地的保安部队等，兵力约在10万人，因此日本华北驻屯军明显不占上风。
不过对于杉山元的意见，很多内阁成员都不表示赞同，他们认为由国内出兵的时机还不恰当。也就在这时，日本方面又接到报告称，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秦德纯已达成停战协议。因此，此次内阁会议决定暂行静观局势变化。
对此，秦德纯回忆说：“经过余之一年辛苦折冲，我中央正在完成统一，充实国防，一本和平未到绝望之时，决不轻言放弃和平之旨，尽量虚与委蛇。”
在这天中午召开的日方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等）五相会议上，就下列要旨又进行了协商：
一、此次事件起因于中国方面的不法行为。
二、我坚持不扩大方针。希望中国方面反省，以便事态早日解决。
三、中国方面若不反省，事态出现危机时，我方将采取适当措施。
四、各阁僚应准备随时出席临时阁议。
五、帝国政府的解决方针为：中国军队撤退，处罚负责者，中国方面道歉，以及今后之保证。（《长编》）
不可否认，以上内容充斥了日本的傲慢和黑白颠倒。
下午14时，东京方面便接到了卢沟桥地区中国军队已开始撤退的电报报告。东京方面觉得中国人还算识趣，气氛没有了先时的紧张。
可是，历史经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向前发展。
3.事态加剧
与东京方面的看法相比，根据此前的报告，日本华北驻屯军却似乎来者不善。本来，他们的演习不过是半月或一月一次，但是最近特别频繁，乃至于三五天就搞一次；而且以前都是在白天，如今晚上也不消停，有时候还用实弹射击。常驻北平的军政部参事严宽向部长何应钦报告称：“卢沟桥、长辛店、回龙桥、平汉线上日军实弹演习约一周，乡民甚恐。”诸如此类的报告，都转给了蒋介石。
当时的北平，已经三面被日本人的势力所包围，北面和西面都是日本人直接控制的地区，东面则是日本所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只有南面的一条行经卢沟桥的平汉铁路与外界相连通。日本人此前的步步紧逼，如他们逼迫宋哲元交出丰台，加上他们近来的表现，以及北平所处的危急局势，都不能不让蒋介石加强对贪得无厌的日本人的提防。
蒋介石实在不知道日本人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在东京也没什么眼线，即使有，作用可能也不大，因为日本军队一直就喜欢胡来，所以蒋委员长只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加以判断。
日本人在中国的国土上如此横行无忌，必然要加重双方的敌对情绪，局面失控也是可能的。
为了防止不测，7月9日，蒋介石给当时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发去了电报：“希即由平汉路方面派两师，即向石家庄或保定集中。至车辆等事，径与经扶主任商洽可也。”这里的经扶主任，指的是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刘峙，“经扶”是他的字。
宋哲元当时不在北平，而是正待在山东乐陵的老家，此前他由于受到日本人的纠缠和压迫，情绪恶劣，所以以扫墓为名返乡。宋哲元这时候已经在老家待了四个多月了，蒋介石又给他去电报说：“此间已派孙仿鲁两师向石家庄集中，希兄速回保定指挥可也。”由于担心宋哲元过分向日本妥协，7月10日，蒋介石又两次发电报往乐陵，希望宋以“不丧丝毫主权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