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俄罗斯诗歌的巨擘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于1941年8月31日在俄罗斯中部的小城叶拉布加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孤苦的、艰难的、悲惨的一生。
那是高傲的、充实的、永恒的一生。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于1892年10月8日（俄历9月26日）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她的父亲伊万·茨维塔耶夫是莫斯科大学教授，语文学家，艺术学家，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莫斯科美术博物馆的创建者；母亲玛丽亚·梅因是一位颇有才华的音乐家，精通数种语言，是她丈夫创建博物馆的得力助手。茨维塔耶娃本应有一个金色的童年，但是不幸的是母亲患上了肺结核，在她十四岁时便离开了他们。还在母亲在世时，她便尝到了动荡不安的生活与孤独冷漠的滋味。为了给母亲治病，全家长期漂泊国外，十岁的她与八岁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两人常年在意大利、瑞士和德国等地寄宿学校读书。不到十七岁时，她只身前往法国巴黎大学听古代法国文学课。她自幼养成的那种清高孤傲的性格使她后来吃尽了苦头。
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六岁便开始写诗。她意识到自己在诗歌方面的天赋，大概是在1903-1904年，也就是她十一到十二岁的时候。1910年秋天，她刚满十八岁，便出版了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尽管从内容上看没有跳出一个少女的生活圈子，但是由于它显露出作者早熟的诗歌才华，得到了著名诗人勃留索夫、沃洛申的赞许。沃洛申甚至亲自登门拜访这位初出茅庐的作者。此后，他不仅引导茨维塔耶娃走进了“诗歌的殿堂”，二人还成了忘年交。1911年茨维塔耶娃放弃了学业，来到了诗人沃洛申在克里木的科克杰别里创办的文学家之家。那里吸引着许多作家、艺术家。正是在那里，她遇到了出身于革命世家的子弟谢尔盖·埃夫伦，1912年1月两人便结为伉俪，9月女儿阿里阿德娜（阿利娅）出世。同年她出版了第二本诗集《神灯》。
然而好景不长，1913年8月，在茨维塔耶娃不到二十一岁的时候，父亲也与世长辞。继而她又与丈夫长期别离，给她的命运平添了一层不祥的色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谢尔盖·埃夫伦作为救护人员辗转于各地，十月革命的日子里，白军溃败，作为白军军官的谢尔盖·埃夫伦被命运抛到了国外。茨维塔耶娃带领女儿阿利娅和1917年4月出生的二女儿伊琳娜留在莫斯科，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她没有任何收入，“靠写诗是不能养家糊口的”，这话虽然是她多年以后在另一种更为艰苦的国外环境下说出的，但是当时茨维塔耶娃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确实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她一度到俄罗斯联邦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偶尔也出席一些诗歌朗诵会，包括为募捐而举办的晚会。她虽然不修边幅，甚至流露出她那固有的高傲神情，却也被听众当作自己人而受到热情欢迎。一个强者在生活最艰难的处境中永远能够迸发出最旺盛的创作力。茨维塔耶娃在这段时间里，以顽强的毅力不仅写了数百首抒情诗，还对民间文学作了探讨——她以俄罗斯民间故事为素材写了许多首长诗。此外，她还与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合作，为他们写了几部诗剧，同时从他们那里得到灵感，向他们奉献了不少组诗。茨维塔耶娃的早期诗作“是用古典的语言和风格写作”的，她的“抒情诗的形式有一种威力……这是她呕心沥血摸索出来的形式，它不是软绵绵的，而是浓缩精练的”，这些诗具有“无限的纯洁的力量”见帕斯捷尔纳克《人与事》，《世界文学》1985年第5期。“你那样子同我相像，走起路……”、“哪里来的这般柔情似水？……”、“同我们一起宿夜的亲爱的旅伴！……”、《致一百年以后的你》、“我在青石板上挥毫……”等诗便是如今已经成为传世之作的早年的抒情诗。
在与谢尔盖·埃夫伦离别四年半以后，借助爱伦堡于1921年春出国访问之便，茨维塔耶娃于同年7月14日意外地得到了丈夫在布拉格查理大学读书的消息。茨维塔耶娃随后于1922年5月15日携不满十岁的女儿阿利娅（二女儿伊琳娜于1920年饿死）去国外与丈夫团聚。从此，茨维塔耶娃与祖国离别了十七年，备受痛苦的煎熬。
离开俄罗斯以前，茨维塔耶娃已经确立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她的创作已经完全成熟，而且正处于旺盛时期。她先后又出版了三本诗集：《选自两本诗集》（1913）、《里程碑》（1921年初版，1922年再版）、《卡桑诺瓦的结局》（戏剧小品，1922）。
茨维塔耶娃出国后第一站是柏林。当时那里是俄国文化人汇集的中心，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霍达谢维奇、安德列·别雷等人较长时期住在那里；叶赛宁、帕斯捷尔纳克等人也在那里作过短暂的逗留。茨维塔耶娃与他们有过一些接触，特别是与帕斯捷尔纳克常有书信往来。1926年，帕斯捷尔纳克又将茨维塔耶娃介绍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但是遗憾的是茨维塔耶娃还没来得及与里尔克谋面，后者便溘然长逝。然而这三位诗人往来的书简以及相互的献诗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坛的珍品。尽管柏林约有七十家俄罗斯人办的出版社和报刊，具备出版诗集的有利条件，但是茨维塔耶娃只在那里逗留了两个半月，便于1922年8月1日去布拉格。1925年2月1日她的儿子格奥尔吉（穆尔）在那里出生。谢尔盖·埃夫伦在布拉格住读，为了节省开支，茨维塔耶娃便带领孩子住在郊区乡间，曾五次更换租金更为低廉的住房。茨维塔耶娃除了忙于家务以外，从未放松创作。除了短诗，她还创作了一些大型作品，如长诗《山之诗》（1924）、《终结之诗》（1924），组诗《树木》（1922-1923）、《电报线》（1923）等。
为了儿子的教育问题，茨维塔耶娃未等丈夫大学毕业便于1925年11月1日携十二岁的女儿和九个月的儿子移居法国。起初住在巴黎友人家里，后来又五次迁居巴黎郊区的五处乡镇。她在法国侨居的时间最久，近十四年，但是在布拉格度过的三年多却给她留下远比巴黎更美好的印象。这期间，茨维塔耶娃曾去伦敦和布鲁塞尔举办诗歌朗诵会，或去海滨度假。
由于丈夫有病，四口之家的生计只靠茨维塔耶娃写诗的稿费和朗诵会的收入来维持，生活日益困难。因此，从30年代起，茨维塔耶娃改为从事“能够养家糊口”的散文创作。散文创作的素材多取自她个人的经历和家世。《父亲和他的博物馆》、《母亲和音乐》、《老皮缅处的宅子》、《索涅奇卡的故事》便属于这一类；另一类是关于一些诗人的回忆和对普希金的研究：《一首献诗的经过》（关于曼德尔施塔姆）、《关于活生生的人的活生生的事》（关于沃洛申）、《迷惑的灵魂》（关于安德列·别雷），《我的普希金》、《普希金和普加乔夫》；还有一些如《时代和当代俄罗斯的抒情诗》、《同历史一起的诗人和处在历史之外的诗人》，则是评论同代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个性以及探讨诗人和他们的使命的文章。
茨维塔耶娃初到国外时，受到俄国流亡作家们的热烈欢迎。几家俄国侨民办的出版社争相向她约稿，仅头两年她出版的诗集便有《离别集》（1922，柏林-莫斯科）、《献给勃洛克的诗》（1922，柏林）、《少女女皇》（童话诗，1922，柏林-彼得堡）、《普绪刻》（1923，柏林）、《手艺集》（1923，柏林-莫斯科）、《小伙子》（童话诗，1924，布拉格）等六册，四年后又出版了《离开俄罗斯以后》（1928，巴黎），这是茨维塔耶娃侨居国外时的最后一本诗集。
严酷的现实使茨维塔耶娃摆脱掉“除了心灵以外，我什么都不需要”的超然的人生哲学，逐渐对流亡圈子的空虚、冷漠、庸俗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投以无情的轻蔑和辛辣的讥讽（《报纸的读者》）。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访问巴黎时，她的表现进一步加剧了她在政治上与那些流亡者的分歧。茨维塔耶娃公开表示欢迎马雅可夫斯基，她刚到国外时就曾将马雅可夫斯基的《败类们》一诗译成法文发表。1928年11月7日她出席了在伏尔泰咖啡馆举行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朗诵会，会后记者问她：“关于俄罗斯您有什么话要说吗？”茨维塔耶娃不假思索地答道：“那里有力量。”早在六年前的1922年4月28日清晨，茨维塔耶娃在离开俄罗斯的前夕，在空荡荡的铁匠桥街遇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并问他：“您有什么话要转告欧洲吗？”后者答道：“这里有真理。”茨维塔耶娃1928年答记者的那句话，就是与马雅可夫斯基1922年对她说的这句话遥相呼应的。茨维塔耶娃以她“那里有力量”这句斩钉截铁的话，并以“她的整个诗歌的实质，与反动势力抗衡并且勇敢地表明自己对新的、苏维埃的俄罗斯的同情”。弗谢·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诗文集》第一卷，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10。然而这句话却也断送了她全家的一部分生活来源。过去发表她的作品的《最新消息》报从此不再发表她的作品。但是茨维塔耶娃后来在给马雅可夫斯基的信里毫不含糊地并且不无骄傲地承认别人对她的指责：“如果说她（指茨维塔耶娃）欢迎的只是诗人马雅可夫斯基，那么她欢迎的就是以他为代表的新的俄罗斯……”后来马雅可夫斯基为了向她表示敬意，曾在他的创作展览会上展示过这封信。
在回顾侨居的日子时，茨维塔耶娃写道：“开始时（热情地！）发表我的作品，后来清醒以后，便不再找我，他们意识到不是自己人——而是那边的。”“我不是为这里写作（这里的人不理解——因为声音），而正是为了那边——语言相通的人。”然而，诗人也痛苦地意识到虽然“我的读者在俄罗斯，可是我的诗却到不了那里”。
由于这种难以排遣的痛苦与那使她肝肠寸断的乡愁交织在一起，她这一时期关于祖国的诗作具有与众不同的感染力（“我向俄罗斯的黑麦致以问候……”、《松明》、《接骨木》、《祖国》、“乡愁啊，这早就已经……”）。与那些十月革命后离开俄罗斯侨居国外的作家如布宁一样，她离开祖国的时间越久，思念故土的感情就越强烈。
“这里既不需要我，那里我又没有可能”，这种既不甘心与那些龌龊鄙俗的侨民为伍，又有家归不得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使茨维塔耶娃几乎精神失常。
乡愁啊！这早就已经
被戳穿的纠缠不清的事情！
对我来说全然一样——
在哪儿都是孤苦伶仃，
就连她自幼那样热爱的俄罗斯语言都不能使她的感情平静下来：
就连祖国的语言，还有它那
乳白色的召唤都没能使我陶醉。
究竟因操何种语言而不为路人
理解——对我全然无所谓！
在“一切家园我都感到陌生，一切神殿对我都无足轻重”的痛苦的自嘲中，笔锋却突然一转：
然而在路上如果出现树丛，
特别是那——花楸果树……
那对故土的亲切的记忆，那作者幼时在家园曾围绕着它嬉戏的火红的花楸果树，有着多么强大的诱惑力啊，可是它刚一出现在诗人的脑海里却又戛然而止，不知有多少言语、多少感情尽在这不言之中，真是令人拍案叫绝！如此含蓄、如此深沉的艺术处理，这般令人回肠九转的怀乡诗，只能出自有着特殊经历的茨维塔耶娃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