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罢圆子过完元宵，再往后，便又是一个崭新的四季轮回了。雨水，惊蛰，清明……即使天时不常，年年物候总还约略相似，一年又一年，春分燕子来，秋分大雁去，无波的岁月，只有一个接一个的节至丈量着如水的日子。那几年，沈良退下来不再从商，只悉心经营家中的竹林田地，各自请了工人帮衬打理，平日得空时不过课书教子，到了年节坐房查账。那波澜不惊的岁月，犹如门前的苕溪之水，仿佛就那样一直一直的，绵远悠长，安然无恙。“生湖山郡，值太平世，娶妇贤淑，生子聪慧，人生如此，可云全福”，张潮笔下的理想生存状态，仿佛在此一一付诸实地。沈良正房所出的两个孩子肖似乃父，很有上进心。长子沈樵，博文约礼，性情沉郁稳健，自小勤读诗书，宣统二年乡试中秀才，年纪轻轻就当上了乡长；次子沈桢，漱石枕流，天性踏实勤勉，帮着父亲看管打点家中田产地产等一应收支出入，在桥北片做一个小小的保长。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琅琅的书声，自安溪书塾蒙馆中传来，明丽如翦。那时候，小书童们读的还是《神童诗》、《幼学琼林》。执教的，正是品泉。秀才先生古文功底深厚，书法和国画俱佳。一袭青衫长袍，文风蔼蔼，风度谦谦。逢年过节，镇上的人家都要请他写字图画。他每每有求必应，清癯的面上总是挂着谦和的微笑。民国以前，书塾设在桥南的东岳庙旁。民国后，成立了新式学堂，是为瓶窑区第五国民小学，沈樵荣膺第一任校长。学堂虽然规模小巧，却很别致，一栋两层西式小洋楼，中间还有一个花园，花园里栽着两棵高大的青皮梧桐，浓荫如盖，夏天为孩子们遮阳，冬天为孩子们挡风，仿佛是大自然馈赠的绿色空调，伟岸又温柔。那时，这间洋气的小学堂在镇上满街的中式楼房之间别树一帜，还颇为惹眼。笔者祖父曾以私淑弟子身份投入沈樵门下，电光火石间，七十多年过去了，却依然清晰地记得先生的殷殷垂训和教诲：洒扫、进退、应对，都是学问；也记得学堂的废纸篓上，先生工工整整地亲笔上书：敬惜纸字。那一片仁人爱物之心，至今听来，依然教人微微动容。在这小小的方寸之地，沈樵培养了无数小镇上的孩子。他们在这里读书、认字，又从这里走出去，从此，有了读书人的经历，有了知书达理的一生。
沈家原先的铺子一间一间转手变卖，到沈桢接手，已不用再营营役役地为生意奔波。他禀性纯良，勤奋务实，而亲手挣下家业的父亲深知草创之易而持盈守成之难，故而对待两个儿子也自有一套礼法规矩，加倍着要他们上进学好。家中上下气象清明，没有一丝纨绔纵容的风气。到他长成，便在家帮忙父亲打理产业，管账收租检点家用，是老父不可或缺的左臂右膀。他在外头担任的“保长”，算来其实也不过是一副雄厚身家所附带来的兼职，民国那会儿的保长，并无多少形式主义的日常公务，家家户户分门别户自给自足，无有那许多诉讼裁决。保长也没有多么稀罕的薪俸，有的只是权力，而这“权力”，也更多的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裁决力。举头三尺有神明，横竖做的，扪心自问，都靠良心，诗经里“嘒彼小星”劬劳为公的形象，依然是他们的真实写照。不像浮躁的今日，山中无老虎猴子当大王，某些基层干部仗着山高皇帝远，素日里没有作为，出了岔子又只知诿过。可是没有顺民又哪来暴君？只恨治下的布衣百姓民智未开，有裙带关系的只管自保，眼巴巴吃了哑巴亏的又只会腹诽。中国汉家天下良民，他们缺少的不仅仅是文化知识的教育武装，更是一种刚正不阿的民主精神。现代化的文明进程，在公正和民主这一块，我们实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两个儿子既已长成，便剩下那唯一教沈良不大省心的幼子沈杰。他不像两位哥哥——幼年失怙，成长艰难。他是在父母手心呵大的，是全家的小少爷、香饽饽。全家上下，尤其是姨太太，对他的溺爱近乎纵容。然而古有明训：慈母多败儿。白鲞娘，浪荡子，戏文里这样的教训从来不少。强极必辱，沈家繁华的表面下已经隐隐种下祸根。
民国十九年，沈良偶获风寒，不幸转成了伤寒。脉沉细微，四肢厥冷，正是最凶险的一种。西药中药草药，土方偏方秘方，请了多少大夫试了多少法子都不见效。病情直转沉重，渐渐的，不能上楼，不能出房，不能下床。缠绵病榻之际，两个儿子按理都该侍立左右，衣不解带地照料老父。但是姨太太日夜守在沈良身边，不让正房两个孩子近前半步。是她不忍与夫君中道分袂么？还是心中别有怀抱？兄弟两个很清楚，可是“资父事君，曰严与敬”的训诫自小植入骨髓，只能默默隐忍不发。一直到沈良弥留之际，姨太太才放门让他们送终，但是已经太迟了，老父已经神志不清，连来者何人都不知道了，遑论立遗嘱分家产交代身后之事。
同年冬，沈良殁，享年六十，阖家举哀。老先生生前有财产，死后有功名，丧事排场可以想见。素席、棺椁乃至坟墓建造都极尽精良，尤其是坟墓的设计，由于当时还没有水泥（水泥是国外引进的，称作“洋灰”），工匠师傅们便收集香樟树的叶子，洗净捣烂后如木槿叶子一般柔滑坚韧，泡出来的高浓度汁水拌上石灰，涂抹在砖石缝隙之间。这样的陵寝（乡音念做“绕葬”，确切字词查无可考），造好后四平八稳，台风、盗墓贼，任是天灾人祸都牢不可破。沈良下葬之后，儿孙们把翁氏的衣冠冢也迁到了西头村与沈良合葬。
巢居者察风，穴处者虑雨。姨太太虽是妇道人家，却能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占步高，留步宽，做的绝，又能转圜，不言不语中，就把握了家里大部分的账户、田产、体己、现银。除了给沈樵沈桢各自一万银圆的遗产，其余都留给了儿子。只是小儿子不幸是个淘气胚子。自小胡打海摔惯了的，大了益发变本加厉，膏粱之性难改，吃喝嫖赌样样来。他母亲一个妇道人家，夫死从子，眼中只剩下这个宝贝疙瘩，也任由他胡闹。
沈良究竟有多少家私？明的、细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时隔多年无从稽考。唯一可以清算的一笔，是他留下的五万银圆，存在当时的“中华民国浙江银行”（1949年5月杭州解放，为中央接收。今为“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5万5千大洋，有袁大头，也有孙中山，不知道何时存入的，也不知道存了多久。往来存取皆由当时他的世交、谢家湾金仙寺的永惠方丈代劳，以避人耳目。当时是民国二十年，一个银圆折合成今天的人民币大概为60元，已经称得上巨富了。区区三百万，搁现在看毫不起眼，因为身家百万的殷实之家俯拾皆是。然而这笔款子在近百年前，却已十分可观。因为在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族社会里，一般务农之家常年自给自足，几乎没有银钱出入。根据浙江档案馆史料记载，当时1块钱可以买25斤大米，足见钱之值钱。
这笔款子大半都为沈杰所得。三少爷的一生，最光荣豪迈的事业，便是活得写意。“三鸟害人鸦雀鸽”：鸦片，他每天要抽。烟霞癖大得很，壶天堂大药房常年出售存膏，他是那些昂贵的鸦舌香的老主顾；麻将，他隔三差五要打。打的时候什么也没增加，没得打时却感觉少了很多，此间落差，是谓之瘾；白鸽票（清末时一种风靡南方的彩票），他时不时地也和一群勃谿子弟一起赌一把玩玩。至于其他声色刍豢的开销，更是所费不赀。他的屋子里总是积累着一摞的锦折，每到月底差工人去付账。所谓“锦折”，是当时安溪镇上一些大店发行的盖了印章的赊票，专给大户人家以供其先买后付，有些类似今天的信用卡，也是一种商业促销手段，赚的便是沈杰这些寅吃卯粮的纨绔子弟的钱。“攒钱好比针挑土，败家犹如水推沙”，父亲赤手空拳创家私，儿子挥金如土败家业。不几年，几万银圆的遗产也渐渐挥霍尽了。更荒唐的是，有了家室之后，他看上拱墅小河里的一位小姐，名字唤作钰英。这位小姐虽然家境平平，可也是父母呵着长到这么大，年方十九，生得委实好看，烫着上海洋场最新式的头，一身剪裁得体的旗袍，衬得浑身上下骨肉停匀，面容更是像台上唱戏文的花旦一般白皙姣好。沈杰已有妻室，他们怎么舍得委屈女儿嫁他做小。谁料这一位径直冲去他们家中，腰间抽出一把（即当时流行的廿响驳壳枪）“啪”
“盒子炮”，的摔在桌上。意思已经很明白了，钰英小姐就这样被他强霸了来。他享尽齐人之福，倒也安心了，把小妾妥善安置，一起在迁桥买房住了下来，小日子倒也过得舒齐。
所谓“公子爱繁花，买药栽庭内”，少年风流自是寻常；只可叹三少奶奶，他三媒六聘明媒正娶的原配夫人，当时还身怀六甲。她出身名门——桥南祝家，也是镇上响当当的大户人家。那时为防盗贼，安溪镇设在桥司庙的巡捕房还专门在桥北关上设立了水上警察所，临溪三间办公大屋，溪中歇着巡艇，正对祝家的高宅大院，一出现什么状况，便可以马上出动捉拿窃贼。据此，不难想象祝家的宏大门庭。而也唯有旧时大家出身的小姐，面对这样的不幸时能有那样的胸襟和气度。祝氏（表字“晚笙”）孤苦无依地生完孩子，又听说了丈夫在外头的事，只是终日以泪洗面。坐月子期间食母是不能行差踏错一步的，动气伤心，落下了血气不足的病根；生产之后又不思饮食失于调养，复添了下红之症。家中请医调治总不见好，恹恹拖了半年，便过早地夭殁了。“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少奶奶临去没有留下只言半语。如果有，这半阕卜算子大概便是她最体贴的心声吧，字里行间，写满坚韧的顺从和优柔的执着。她始终不失名闺风度——至死没有向娘家透露半句，甚至不曾找丈夫对质讨一个说法。只是一个人默默的等候，忍受。一次又一次等候浪子回头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忍下遇人不淑的绝望，咽下千般委屈和不堪，万苦不辞至死不怨。这样的苦情故事，也许并不新鲜，让人不经意地就想起秋胡妻，粪土夫君桑下金；想起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想起“挥金陌上郎，化石山头妇”；想起“君去骨成尘，我在头如雪”；想起“在北方，有座望夫崖”……词曲辗转唇边，泪水滑落脸前。古往今来，那些故事传唱在戏文里，记载在诗词里，多少闺中少妇的绿窗迷梦中，曾经缺席过这两个宿命的代名词？
等候和忍受，似乎是女子命定的特长。
其后一年，长房、二房两位嫂嫂，在一个黄道吉日的夜晚，亲自提着大红灯笼把沈杰的小妾接回家，扶了正。沈杰在家，也不事生产，终日趿拉着布鞋，宽宽松松只着一身当时流行的苏绣乔其真丝睡衣，镇日价咿咿呀呀地拉着精制的蛇皮二胡，让那如花似玉的妻，和着弦子唱戏……如果没有抗战，也没有后来的内战，或许靠着家底这样醉生梦死地过下去，也是一生了。
然而，那荒唐梦，是十年一觉扬州梦；那绫罗衫，是襟上杭州旧酒痕。这看似海晏河清的温柔水乡、自古繁华的偏安一隅，也终于走到了急景凋年的困顿关头。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7月底，日军占领京津，刀锋直指华北华东。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国民党淞沪警备第九集团军出战，张治中为总司令。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日军马上掉头渡江，攻占南京并血腥屠城。同年12月，通车不久的钱江大桥实施爆破，冲天的火光中，杭州沦陷。
不消翻阅近代文献里记载的那些惊心动魄的伤亡数字，出门随处走走，半个世纪前所受的铁蹄重创，每一寸国土至今依然清晰地留刻着被践踏和蹂躏的伤痕。与世无争的小镇如安溪，亦概莫能外。被日军焚毁的东明禅院、拆毁的群仙道观、斫倒的千年塘松，还有无数无辜的刀下亡魂……闭上眼睛，一切都是那么贴近而真实。你会发现，历史，其实就来自民间。
奉行铁血政策的日军在国民政府应战不求战的绥靖政策纵容下，气焰更加嚣张，每到一处，烧杀淫掠如入无人之境。南京大屠杀的噩耗，对还在国统区的所有杭州百姓而言都是一个极端示警。稍有家资的人都把银圆折了纸币拖家带口去逃生。沈家三兄弟中，一家生计都倚仗门儿较清的沈桢。大哥不谙世事，一向埋首故纸堆潜心线装书，然而临到国家存亡的关头，那些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道统又有何用？三弟宴安鸩毒，山雨欲来之际，依然燕雀处堂不知大厦之将倾。为了逃难，沈桢不得不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折成了法币。国民政府早在1933年即已“废两改元”，然而大量的白银还是私藏于民间。只是一百元就重达五斤（十六两制，一个银圆重约七钱），为了携带方便，在这天崩地坼的存亡关头他也顾不得计较了，折了现，亲自又去雇了两辆轿车，带着全家去逃难，当时左右乡邻尚不知汽车为何物，是为全镇嚆矢。
人在路上奔波，日机从头顶隆隆飞过。沿途死伤枕藉，所见只是一片狼藉。道路多被日机炸毁了，虽然坐车，也通常是“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的狼狈景象。然而穷猿奔林又岂暇择木？国家衰变陵夷之际，海内烽烟四起，有多少弱小之民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正排着长队一步一步走向死亡！那个颠沛流离的年代，不是端庄缓慢的盛世，不是新兴勃发的今朝，历史拖着沉重的步子在内乱外侮的夹击下一步一滑，一路都是血泪，有着我们今天想象不到的伤悲。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多少生命，灰飞烟灭……逃难的岁月对沈桢而言是艰难的，不在餐食无序，也不在永夜无眠，而是心中对家里的那一份百转千回的牵挂。大哥少小离家求学，三弟潦倒不通世务，只有他一直留在父亲身边帮忙打理，也只有他才知道，那些楼屋，并不仅仅只是一堆木头、一堆砖瓦。楼屋里面，有母亲流过的泪水，楼屋外面，还有父亲的梦想……
次年，日军继续南下，大部开赴广州。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逃亡生涯总算过去，时局稍缓，四散的人们又都陆陆续续地回来了。沈桢一家也不例外，楼屋还在，人丁还在。唯一不同的是，家中光景已大不如前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物价飞涨，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国家政治经济长期以来的不上轨道。法币所面临严峻的通货膨胀，起源于美国经济大萧条后全面提高白银储备的金融政策。买办性质的国民政府通过发行法币变相回收民众的银圆并倒卖出国从中谋利。劣币驱逐了良币，法币失去实际的货币支撑后成了空头支票，购买力急转直下——1938年时100元法币尚能买两头羊，1940年只能买两只鸡，1942年两个鸡蛋，到沈桢死前，只能买两粒米了。整整两代人攒下的银圆，换了纸钞，成了废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