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谁识拜将台/千古谁识追韩信（作案篇）
那么，是谁这么无聊，子虚乌有地编造了一整套的韩信拜将故事呢？肯定不会有人主动站出来认领这种罪名，当由菜九将其揪出之。让我们来看看这样的造假对谁有利？韩信显然是这种假史的最大受益者，但韩信本人有战功，且没有造假的劣迹，似乎可以排除。菜九在以往的拙劣研究中，将编造者锁定为蒯通，从受益的角度来看，韩信以外的受益者非蒯通莫属。为什么会将编造者的目标锁定为蒯通，因为历史记录下来的韩信功劳基本上包括在他与韩信的所谓对话中，而要指出的是，蒯通的对话内容与韩信的真实功绩可能又与事实出入不小。在《重审韩信罪案》中对韩信的真实功绩及这种别有用心的编造作过考证，基本上拆穿了蒯通的把戏。拆穿编造的过程及韩信的真实功绩可参见《重审韩信罪案》http://www.*****.com/?article-a-14-15150-1。html，现简略说明如下：韩
就《史记》来看，秦楚之际，蒯通三次出场；汉定天下后，在处死韩信后，蒯通又出场一次。因蒯通而产生的假史应该与前三次出场相关。其中有两次说韩信——第一次说韩信偷袭齐国，第二次说韩信叛汉自立。根据其说韩信的两次不同身份：一以范阳辩士，一以相人，提示第一次说韩信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菜九在《古史杂识之汉灭齐战役考释》（_历史吧_百度贴吧http://www.*****.com/?p/1994296232）中判定，灭齐是汉集团深谋远虑的结果，绝不会因郦生的说降（实则是说和），而放弃军事攻占，而且攻打齐国的不止韩信一支部队，齐是在汉军以会战的形式下陷落的。郦生是作为弃子被汉牺牲掉的，不关韩信的事。最近，菜九对郦生殉齐一事有了新的考虑，即郦生使齐未必是以劝降为使命的，而只是正常的国际交往。或者郦生可能超额完成使命，意外达成了说和的成果；或者郦生使齐期间，汉发动了对齐的攻势；而齐逼郦生退汉兵，这又非郦生力所能及者，所以郦生说了几句大话，从容就义。无论如何，韩信的对齐胜利，并非采用蒯通建议偷袭成功，否则一定会给予建言者相应的嘉奖，蒯通也就不可能以相人的身份进行第二次游说。所以将蒯通说韩信击齐定为编造的谎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关于蒯通的身份，刘邦曰：“是齐辩士也。”这是对蒯通身份的权威定性，表明他不是韩信身边的谋士，只是一个献策者。持这种身份者，其所作所为，当时的称呼为以策干进，其作为无非是以谋求荣华富贵。但蒯通在史料中的任何一次出场（辩士、相人），都表明其谋求荣华富贵的目的没有达到。蒯通说韩信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提出天下鼎足而三的局面，天下两分都打得不可开交，鼎足而三更是永无宁日。所以其建言/进言无论包装了多漂亮的外衣，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自己捞取功名之私利。由此联想到还有一则蒯通与齐人安期生拒受项羽请其作官的历史记载，估计也是蒯通编造的。他是个想作官的人，如果项羽真的来请，不可能不去。试想，他跟韩信也不熟悉，还要硬贴上去，反复鼓动韩信叛汉，其目的不就是为了个官字嘛。否则，蒯通与韩信何亲，在韩信已明确拒绝的情况下，还是不依不饶进言。如果大家仔细推敲一下蒯通的进言，还不完全是个天下鼎足而三的局面，而是个刘项两家仰齐之鼻息而存在的状况。这是蒯氏的异想天开，事实上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且不说韩信对刘邦的忠心及与刘邦私交很好，不会叛汉，即使有心叛汉，也会拒绝蒯通的背汉进言。因为一是蒯通的进言太不靠谱，二是韩信也没有背叛刘邦的本钱。菜九考察发现，韩信从来就没有掌握一支基本队伍，并且没有培养出一个高级军官。这是韩信忠于汉，并且不得不忠的原因所在。具体分析详见《重审韩信罪案》。另外，项羽使者武涉说韩信之辞与蒯通所论精神高度契合，估计也不是真实记录，而是与“蒯通说韩信”同出一源的工程之一部。
蒯通，《史记》无传，《汉书》则有《蒯伍江息夫传》。但《史记•田儋列传》专门提及，其曰：“蒯通者，善为长短说，论战国之权变，为八十一首。通善齐人安期生，安期生尝干项羽，项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项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据此，蒯通当有《战国策》作者的身份。而菜九对《战国策》的所有内容基本持怀疑态度，那么，凡是出自蒯通或与之有关的历史记载当予以深究。蒯通其人实战国辩士之流，善作危言耸听、大言欺世，其所述历史多半靠不住，有他们存在的史料也多水分。苏轼诗《安期生并引》曰：“安期生，世知其为仙者也，然太史公曰：蒯通善齐人安期生，生尝以策干项羽，羽不能用，羽欲封此两人，两人终不肯受，亡去。予每读此，未尝不废书而叹，嗟乎，仙者非斯人而谁为之。”其故事来源就是《史记》。世知其为仙者也，世是怎么知道的呢？还不是蒯通自己说的！仙人安期生在秦楚之际的活动，仅见于蒯通。这则故事是用于提升蒯通人品的。估计编造这种故事的目的，旨在通过广为人知的安期生，强化他所传故事的可信性。这样的独立来源，本身就需要强烈怀疑，何况与蒯通有关。凡是与蒯通有关的史料都应该彻查，而一经核实，多半是假史。
《史记•乐毅列传赞》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於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据此，盖公与蒯通为同时代人，距安期生四代，安期生的活动时间当在战国时期，到不了秦楚之际。当然，蒯通也是从战国时期入秦汉的，认识安期生不奇怪，估计应该是忘年交了。论年纪，蒯通至多跟乐臣公同辈。安期生要高出好几辈，至蒯通时应该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了。秦始皇东巡时曾在蓬莱岛与他相遇的说法，也是传说之一种，当不得真。但要说项羽有请，则过矣。
《史记》将蒯通介绍附于《史记•田儋列传》，其着眼点是嘉奖其与安期生不受项羽封官的气节。这显然是司马迁被蒯通自导自演的故事忽悠了。蒯通的几则传闻都是为民请命式的，但与事实出入甚大，编造痕迹明显，稍一推敲既可定其为伪。有蒯通介入的历史，尽管多为假史，但因其活灵活现，人物形象丰满，使其易于流传，而且一旦流传开来，又会使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尧舜禹汤又有多少事让后人传颂？比起韩信来差得太远了。这大概是蒯通对韩信历史地位的贡献。有句古话：言之不文，其行也不远。说的是平淡寡味的记载很难流传下去。反过来的问题是，言之有文的传言，固然行之也远，但极有可能将虚假的文学虚构，深入人心，搅乱了真实的历史。蒯通及韩信的故事或者就是这种。因为剥去了蒯通为民请命的假面具，即可将其还原为以策干进的辨士者流，最终揭露其为韩信假史的作弊者。
前面说过，在蒯通一系列游说记录中，可以确定确实发生的蒯通活动只有其策动韩信叛汉一事。即使是这个事的记载，估计也不是真实的场景，而是事后补齐的。何以见得？首先，在时间上，这个事情发生在韩信已被汉册封为齐王、且拒绝了项羽使者的劝和。其次，蒯通的游说是以相士的面貌出现，提示此前的所谓鼓动韩信无视郦生之约击齐为无稽之谈。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即韩信的功劳及韩信当时所处的地位与事实不符。韩信所率汉军，为整个汉阵营之一部，远非全部，还有数支与韩信无隶属关系的汉军在灭齐过程中建功立业。所以把定齐完全划到韩信名下是不合适的。所以韩信不可能具备让楚汉两边仰其鼻息的状态。韩信的功劳只是参与了灭魏定赵（不含定代）灭齐，燕的情况如何不详，至少不能归功于韩信，因为韩信在赵地并非汉军主将，汉军在赵的武装力量有好几支，包括刘邦也不时在赵，燕成为汉之盟友的过程至今未见具体过程，因为韩信不是汉在赵的唯一代表，所以与燕结盟一事，当慎重考虑。汉在齐的武装力量也有好几支，甚至包括吕泽的武装。韩信被立为齐王后，齐地其实并没有平定，直到楚汉决战垓下，仍然由曹参继续平定。龙且是否为韩信所败，还是有疑问的。《功臣表》记杀龙且另有他人（阳都侯丁复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肥如侯蔡寅以魏太仆三年初从。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乐成侯丁礼以都尉击项籍，属灌婴，杀龙且。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中水侯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并且地点也不在齐国。其中丁礼与吕马童是灌婴部下，而另外丁蔡二人与韩信没有任何关系，其地点不在齐，而在彭城。两千年后的曾国藩也不认可韩信破龙且之战，以为根本没有这样的技术手段完成截水放水这样的工程。
蒯通人在齐国，应该知道这样的情况。可以肯定，蒯通在游说的时候，绝对不会说这种与事实出入太远的话，所以即使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实记载，也是经他日后加工过的。之所以他要作这种违背事实的记载，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下面会论述到。简单推敲一下这种游说的真假部分。游说的发生是真，韩信的拒绝也是真，韩信拒绝的借口估计也是真的，只有游说的内容不真，理由详上。如果以这种与实际情况偏差过大的内容游说韩信，肯定不会被接受。即使以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诱惑韩信，估计韩信在没有意愿也没有实力叛汉的条件下当然不会为之所动。所以韩信的推托更像是搪塞，他用不着跟蒯通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说那么详细。但蒯通记住了韩信推托的理由，以此为据，蒯通判断韩信的人品高洁，可加诸国士称号，由此冠之以国士头衔，所以萧何给韩信所下国士无双的定论，极有可能是出典于此。否则，韩信方入汉，又有什么事情可以表现出国士的品格呢。所以国士一说实为倒溯式的加封。另外，萧何是文官，韩信与萧何谈战略，萧何未必能懂，所以萧何推荐韩信一事，是不合情理的。萧何追韩信让刘邦且怒且喜，刘邦看到韩信之死且喜且怜之，两者为同一句式，这两个事件均与韩信相关，极可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
各记载反复提及的郦生因韩信而死的情况，可能是蒯通的手笔，也可能是汉朝廷处死韩信后，因没有过硬的罪证，就将郦生之死的责任推到韩信身上。而蒯通就顺着官方的定罪敷演出一套说辞，将此事与自己挂钩。这个猜测当否，亦请方家断之。
由此可以看出，对韩信历史的编造牵涉面是很大的，且环环相扣，缜密得令人难以置信。所以说，编造历史也是个技术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如此，假史就立不起来。那么，拆穿历史编造，也是个技术活，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如此，假史焉能拆穿。
为什么说韩信事迹是系统工程式的造假，是因为韩信的事迹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盘根错节与其他人的历史交织在一起，比如有刘邦的高度肯定，有张良的高度肯定，有萧何的高度肯定，故而显得特别扎实特别可靠。诚可谓欲击其首，则其尾起而抗之；欲击其尾，其首又强势抗争；所以欲不认其为真史，亦难矣哉。但是，且慢，毕竟在盘根错节、环环相扣的记载之外，还存在其他特别冲突的记载/资料，故又提示人们不认可这种所谓特别可靠的记载。比如前面的拜将台故事，已被拆解了一番，欲认其为可靠，恐怕不那么有底气。让我们来考量韩信事迹造假系统工程的盘根错节部分。
汉三杰与三位一体是韩信历史地位的最重要支撑，后世的人们基本上倾向于认为大汉的天下是韩信打下来的。因为无论是汉三杰，还是三位一体，韩信都在其中占主角。菜九作《重审韩信罪案》时，剥离了韩信的多数功劳，但没有注意到在这两个“三”里面的虚构成分。刘邦的汉三杰论，菜九无数次引用过，直到最近才发现其中还有真实性的问题，而且是大问题。菜九是在彻底梳理韩信事迹时才发现其中的猫腻的。因为三杰论中的三人及三位一体的三人都应该是平行平等关系，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两个“三”里面，都是以韩信为中心，而且是非常突出的中心。比如说三杰论中的另外两个人都大力说过韩信的好话，而韩信从来没有说过另二人的好话；岂止是没有说过另二人的好话，任何人的好话他都没有说过，都是其他人在说韩信的好话。刘邦推崇三个人，而三个人中间的两个又推崇剩余的一个人，这样一来，韩信的地位一下子高出来了就毫不奇怪了。再仔细推敲又发现，三杰论的发生场景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刘邦问项羽何以败，答话的是高起、王陵。王陵是刘邦集团的重要骨干，高起则名不见经传，汉初功臣封侯者140多人，此人也不在其列，如此重要的历史对话怎么轮到这样一个地位低下之人出场呢？自古以来的考据家为高起的来历想破了脑壳，也百思不得其姐，则其存在与否也就存疑了。汉得天下之功，在事实上也并非三杰居首，吕泽作为刘邦事业的合伙人，其作用无论如何也会高过三杰的。有吕泽作参照而首推三杰，恐怕不合适。三杰中另二人说韩信好话的事，也不可靠。萧何说韩信的事，真实性的可疑已如前述。张良说韩信好话的事，比起萧何更加不可靠。因为张良此番美言是在刘邦彭城大败后，而张良此前有可能根本不认识韩信。菜九以为，至少在张良说那个话的特定时段，韩信还没有过硬的表现，张良不可能一下子让刘邦就把打天下的全部重任押在韩信身上。即使张良有此心有此议，刘邦也不会这样做，实际上也确实没有这样做。
张良说韩信的好话，大概又是三位一体的重要来源，这三个人在当时都处于没有把握的姿态，根本不可能进入汉集团权衡轻重的考量。简要分析一下张良的推荐意见：
至彭城，汉败而还。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曰：“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良进曰：“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郄；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遣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韩信将兵击之，因举燕、代、齐、赵。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留侯世家》
这段话的核心落在最后二句，即汉之天下是此三人打下来的，且以韩信为最，这应该是三位一体说的最初始来源。但这个结论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吕泽往哪里放，陈豨又往哪里放，韩王信又往哪里放？所以这个结论有严重问题。前面提到张良说这种话的时间成问题，因为此时是汉二年汉败彭城之后，当其时，话中所说的三个人除了韩信之外，其余二人还都不是汉阵营中人——彭越是个单干户，汉对彭越并没有指挥权；黥布是独立的九江王、楚之盟友，是否会叛楚归汉也是未知数。彭、黥二人作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是可以考虑争取的，如果还没有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就作为依靠力量而纳入作战规划，制定战略，显然不那么可靠。除开此二人，就是刘邦阵营的韩信，在击魏之前也没有机会充分展示才能，是否能真的成为依靠，还有待时间与战功的检验。当时刘邦部下能战者甚众，曹参、周勃、靳歙、灌婴皆是，如果再考虑事迹或受到清零的吕泽部、陈豨部，刘邦的阵营并不缺人。张良偏偏举荐了自己不熟悉、刘邦也不那么熟悉、能力如何还是个未知数的韩信，好像不合情理嘛。何况张良这番话的内容，与刘邦日后的行事轨迹不合。捐关以东等弃之，所谓关以东，即整个函谷关以东，但史料明载，刘邦一直坚守在荥阳、广武一线，与项羽相持。而与项羽的正面作战，在现有记录中是整个楚汉战争的主战场与主旋律，刘邦屡战屡败，迭仆迭起，所以日后称帝之前，诸侯劝进时言其功最高，并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实情。黥布与项王有郄，指项羽发兵击齐，要黥布助战，黥布没有亲自出马，而是派兵数千，惹得项羽不开心。在当时的资讯条件下，汉方未必能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以黥布与项羽的交情，这种事情也未必就能造成两者的决裂。如果黥布与项羽决裂，是否就能加入到刘邦阵营，加入之后是否能听刘邦的差遣，皆是没有把握的事。至于彭越，他本来就是一股独立势力，虽然汉王封他为梁相国，相当于汉阵营在魏地的利益代表，但这种虚衔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他仍然根据自己的需要或生存状况，时而叛汉时而叛楚。像彭越在战争主要阶段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特性，又岂能如张良所言可以委以重任？韩信的历史地位形成，是否与张良的这种不甚可信的传说有关，读者诸君可以自行评判。
更可奇者，传说中的张良在说这种话的时候，甚至于可能还根本不认识韩信。韩信入汉的时候，张良已随项羽及韩王成出关到彭城。那时的张良岂止是不认识韩信，张良甚至都不知道世上还有韩信其人。张良识得韩信，最早也要到他从项羽处回到刘邦身边，当时刘邦东征，军容浩荡，韩信与张良是否接触过，没有明证。所以张良即使有机会在这个时间段结识韩信，他所结识的韩信，也还是一个没有机会展示才能的韩信。不怎么认识韩信的张良，在兵荒马乱落荒而逃的时候，居然能强力推荐尚未有出色表现的韩信，啧啧啧，天下怪事莫过于此啊，太没有根据了嘛。所以嘛，菜九一定要将这种记载定位为传说，记住，是传说啊，看官们以后千万要慎重使用。注意，此处的因举燕、代、齐、赵之说，又在张良的其他事迹之前，属于结论性描述，但与推举韩信又是一个整体性描述，极可能这个情节本身就是当时流传的一个故事段落，被司马迁完整记录下来，但与事实不符。代与韩信没有关系，韩信是击齐赵的重要参与者。至于燕，只是汉之盟友，怎么实现的，不详，应该与韩信没有太大的关系。详细的分析及韩信在定魏赵代齐燕的作用，可参见《重审韩信罪案》，此不赘。
黥布反叛，刘邦不解：待他不薄啊，怎么回事。臣下说了，韩彭黥三位一体什么的，岂有不反之理。这大概是三位一体说的首次明确出笼，恰好与前面张良所说相呼应。黥布反时声称，韩彭都不在了，刘邦年纪大了，谁也不在话下了。这既是三位一体的佐证，也是黥布力挺韩信的佐证。黥布与韩信彭越没有交集，没有领教过韩信的高明，他会发出这种感言吗。陈豨吕泽与黥布同样没有交集，他们的功劳也很大，怎么黥布不提他们。三位一体之中，彭黥功劳虚化，韩信功劳又超满，一个人超过另外两个的总和还有余。这种明显不对称的三位一体，让人看着别扭啊。
三杰论与三位一体说是否为蒯通之造假，菜九也没有真凭实据。但蒯通作为造假的最大嫌疑人，让他领了这种罪名，也不算冤枉他。何况，史料中很多与韩信有关的记载，与蒯通说韩信记载有较高的吻合性，其出于同一人之手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啊。
蒯通对韩信事迹之造假，远不止说韩信攻齐这一段，甚至韩信灭赵事迹及活灵活现的李左车言论，都有可能是编造出来的。汉灭赵之战现在看来不仅仅是不清楚，完全是一笔永远也不可能理清的糊涂账。现已可以确定，是赵先对汉动手的，而且其攻击的锋芒所向还远不止汉——魏、燕、齐也都受到侵蚀。汉对赵作战相当于先自卫反击，然后征服，征服之后归了张耳。靳歙传记记载，汉方主导的汉赵战争是先从河内开始的，韩信的对赵作战至多算是第二战场。汉赵战争期间，陈馀到底在什么地方，应该不会如历史记忆记载的在与韩信对垒的战线上。当时局面之复杂，使得陈馀的行踪成了一件难以确定的事。因为陈馀是赵代两国的主心骨，当时的赵野心勃勃急骤自我膨胀，基本上对汉、魏、燕、齐同时开战。考虑到赵需要缓解与楚的冲突及对汉河内河南地区进攻，陈馀身处于靠近楚汉战线较为合理。陈馀是破坏项羽分封局面的罪魁祸首，曾经一度是项羽的头号敌人。但此时楚汉纷争，项羽与陈馀的矛盾退居第二位了，陈项有了缓和的机会。而且赵汉决裂之前，应该有个赵军加入到反楚联盟的行动，赵军在退出联盟的同时，与汉为敌，也应该有陈馀居间操作。这一连串的行动，没有陈馀的出面是很难想像的。所以不认可陈馀丧命于与韩信交战的井陉之战，理由也是充分的。这部分内容可参见菜九段《读〈傅靳蒯成列传〉》。《张丞相列传》记张苍“从淮阴侯击赵。苍得陈馀”。大概张苍“生擒”陈馀是真实的，其是否为韩信所部则未必。张苍日后又为代相，提示其与陈豨有隶属关系，而陈豨也是介入赵代战事、甚至魏地战事者。张苍是文职官员，作战非其所宜所长，是否由他代领了陈豨之功，也很难说。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那么陈馀究竟是否为韩信所败，就很难说了。按菜九的菜鸟见识，陈豨是有大功之人，但他的功劳被官方隐藏了，但这种功劳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什么人头上，于是便由与陈豨关系最近的张苍冒领了。而张苍又为汉在赵代的重要官员，就让他归了韩信。汉以张苍为常山守，记于张耳归汉后，相当于遥领了赵地事务。其事系于韩信击赵前，到底前多少，最早可以早到汉二年汉入彭城前，最迟在破魏后击赵前。引入张苍与陈豨的隶属关系，则这种时间应该在定魏之前。所以张苍极可能与韩信一点关系也没有。这种考虑成立否，还没有把握。相关分析可参见《清理陈豨乱象》（新诸子论坛-龙之声论坛-民间军事战略经济时政论坛http://www.*****.com/?thread-903298-1-1。html）。李左车的大段对话也是造假系统工程之一部。李左车其人，只出现在井陉之战前后，此前此后均不见踪迹。不见踪迹不代表没有此人，但他的言论中不可靠处甚多。因为李左车给韩信的建议是包打天下式的，而实际上，韩信始终是一支偏师，直到垓下会战才出现在主战场。而且无论是定魏、定赵、定齐，都不是韩信挑大梁、唱主角，只是重要的参与者，其中又以齐为最重。韩信请汉王立张耳为赵王的事，也不成立。韩信本身并非汉在赵的总指挥官，未必有权限建议。《汉书高帝纪》好像采用了李左车言论，“九月，信等虏豹，传诣荥阳。定魏地，置河东、太原、上党郡。信使人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即汉助韩信三万人，但《史记》中没有类似记载，因为南绝楚粮道一事从来没有发生，更与韩信没有任何关系。这表明司马迁在选用史料时是作了甄别的。
《汉书》有而《史记》没有的记载还有好几处，估计也是司马迁经甄别而舍弃，又让班固收入《汉书》之中。这些记载大致有：一、萧何说刘邦接受项羽分封入汉。二、郦生说魏未果，刘邦的战略规划提到韩信、灌婴等击魏事。司马迁不收这种内容的理由，大概看到汉中之封是刘邦通过张良如愿以偿讨要到的，没有理由再翻脸；灌婴根本没有介入击魏战事，刘邦预作如此安排显然没有道理。
《汉书》、《史记》都有的不实记载中有蒯通作假痕迹者当有不少。考虑到蒯通是围绕韩信来作假，那么与韩信关联甚大的郦生、张良、萧何事迹中有辩士色彩者，皆当考虑为假史。郦生说汉王自请出使齐国的说辞，与苏秦说辞风格相近，苏秦的事迹真实性存疑，那么郦生的说辞可信性亦不高。郦生说汉王封六国后，及张良阻挠此议，亦令人觉得不实。因为当时韩王信、齐王田广、魏王豹皆为六国后，燕独居一隅，赵王歇身死，赵地战事正激烈进行，后由张耳王赵，此二人之策均没有多少操作空间，完全是异想天开的提案。上述人等的可疑资料还可以举出，张良请四皓、建议封雍齿，郦生刺陈留令，萧何受贿自侮，但凡特别生动的，都可能是不实的。甚至于刘邦与夏侯婴潜入韩信大营夺其兵符一事，都有可能是伪造的，难道刘邦不如此偷偷摸摸行事，韩信还会犯上作乱不成。当时赵已成了汉之后方，韩信以外还有数支汉军，比如刘贾、卢绾等就是在夺兵符事件后从赵地入梁楚地作战的。纪信死难事件也非常可疑，刘邦因守不住而逃跑，怎么荥阳还坚守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不是在刘邦一离开就陷落。楚汉战争记载的混乱真是一言难尽啊。
菜九最初动念怀疑韩信的功绩，怀疑蒯通的言行，主要是因为发现了吕泽的存在。经过菜九间间断断的考察，将吕泽定义为刘邦事业的重要合伙人，也应该是刘邦事业中功劳仅次于刘邦者，其对刘邦事业的贡献之大，应该远远高出韩信等人。以此为参照，决定了刘邦不可能把韩信的功劳拔得太高，也决定了三位一体不成立或重要性不高，汉三杰说就明显不成立，也最终决定了有关韩信的历史记载是站不住脚的。吕泽的功劳，长期被漠视。菜九作《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一文（《古史杂识之略论汉定天下过程中的吕氏武装》-搜狐社区http://www.*****.com/?history/thread/!3f0f7ce6c35d53c9/），对吕氏武装的存在理由及其组成与战功作过粗浅剖析，此不赘。只要考虑到吕泽是真实存在的，那些历史上的重量级人物言之凿凿大说特说的韩信的好话及其功劳就很难同时存在。韩信功劳成立的前提是吕泽其人其功不存在，但吕泽其人其功又是确确实实存在。因为吕太后以吕易刘的失败，造成吕氏家族被彻底铲除，进而使吕氏功劳被整个削除，使得韩信的功劳虚高得以成立。于是又产生一个问题，蒯通造假得手是侥幸还是预谋。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蒯通是否活到铲除诸吕之后，所以也无法判断到底是蒯通不知道吕氏彻底覆灭的前景而误打误撞侥幸成功，还是蒯通看到造假有可能成功而加紧编造，这又是一个历史之谜。
应该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将韩信假史的编造者定义为蒯通，对蒯通也不算公平。但这是无解的情况下勉强可以拿得出手的解决之道，毕竟蒯通在韩信事迹上有作案迹象，姑且让蒯通委屈一下吧。
蒯通为什么要编造韩信假史呢？依菜九的菜鸟见识，以为这样可以提高其历史地位。他的全部资本就是与韩信见过一次面并鼓动造反未遂（其余的游说均子虚乌有），他以与韩信有交结为其最大资本，他就利用这种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将其“见证到的历史”散布出去，流传下去。在步骤上，先神化韩信，然后通过夸大韩信的作用，造成韩信一股独大的局面，但凡与韩信有关的史料都容易被人们记住，蒯通自己也就自然被织进了历史。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蒯通编造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即使对自己非常清楚的事实，也要作违背事实的记载，如此这般，上下其手，韩信自然丰满高大起来了，蒯通也因此达到目的了。因为经过编造而活灵活现的史料的成功传播，韩信成了军神兵仙，非常广泛且深入人心，于是蒯通这个小人物，成功地让历史记住了他——《汉书》甚至给他立了个专传，这是蒯通的成功之处。蒯通不是创造历史的人，也不是改变历史的人，但改变了历史记载。只是这样一来，造成了史料的极度混乱，假史盛行，遗祸后世，伤透了无数人的脑筋。《蒯伍江息夫传》还记有蒯通为齐悼惠王相国曹参之客，将齐处士（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举为上宾事，此事为《史记》所不载，估计这种不靠谱的传言被司马迁弃用了。
可以肯定，经蒯通之手制造的假史数量巨大，传播久远，尽管被司马迁拦截了不少，但未拦截部分仍然在市面上流传，与司马迁收载的部分形成当时重要的社会资讯。这也能解释司马迁何以会入选了太多的假货。在菜九的记忆里，与韩信有关的假史在班固时代还有流布。那么在司马迁时代这种假史只会更多。因为司马迁受到太多假史的干扰，又在非正常的条件下写作，难免会考虑欠周。虽然我们看出司马迁对一些不合理的史料有警觉而不予采信，但还是将大量不实记载纳入正史，而且是以与韩信相关记载上问题最为突出。对此，菜九下断语为：司马迁对韩信历史的误记，最可能的原因是受到了两个来源——①是蒯通之言②是张良的传说——的误导。是否还可以增加一个③，即广泛存在的有利于韩信的传说。而这两个或三个来源，似乎都指向一个源头，即全来自蒯通一人的编导。在现行记载中，韩信没有说过任何人的好话，都是其他人在说韩信的好话，这大概就是被设计了的韩信形象深入人心的根据。司马迁时代，类似韩信好话可能会更多，所以会给司马迁留下深刻印象，左右了对历史记载的判断，以至于司马迁写《曹相国世家》时下了这种断语，以为曹参是跟随韩信才功劳大大多多。但细看曹参的传记，事实并非如此啊。曹参在韩信出道前及其后，均为刘邦集团的中坚，而与韩信共事的时间及战功并不占主要权重。只有击魏与齐与韩信同行，而击魏是韩信首次领兵纪录，曹参与其同行，极可能是起辅助辅导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曹参一度是韩信的老师兼监护人呢。所以，如果韩信假史的编造者确实是蒯通的话，在经过史学巨擘司马迁的传播后，蒯通的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一历史记忆。这个蒯通真是害死人啊。
以上是菜九以菜鸟水平的拆解，将编造假史之人定为蒯通，是耶非耶，尚请方家断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