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4月1日，约翰·昆西在圣彼得堡接到消息，说他被任命为和平使节前去参加谈判，以结束1812年的美英战争，现在他要立刻动身前往比利时的根特。这似乎是历史的重演，约翰·昆西开始扮演他父亲1782年在巴黎扮演的角色。
事态变化得很快。4月11日，一再溃败后，拿破仑放弃了自己的王冠，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了，普罗旺斯伯爵路易十八登基。8月24日，英军进犯华盛顿成功，他们驱散了政府官员，放火烧了国会大厦和总统府。美国军舰在海上被赶走了，国库也空了，前景十分严峻。
12月，来自新英格兰5个州的联邦党人在蒂莫西·皮克林的带领下聚集哈特福德，谴责政府进行的这场战争会“招致毁灭”。甚至有人提出新英格兰脱离合众国。同一个月里，约翰·昆西率领的使团在根特与英国签署了和平条约，不过签署合约的消息直到2月份才传到美国，那时美国军队在安德鲁·杰克逊将军的带领下已经在1月15日的新奥尔良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815年3月1日，拿破仑逃出了厄尔巴岛，在戛纳登陆，率领1500人开进了巴黎，开始了著名的“百日王朝”，后来以6月18日拿破仑在滑铁卢失利而终告失败。几天之内，他又被放逐到了英国的圣赫勒拿岛，并在岛上度过了余生。拿破仑战争结束了，约翰·昆两在巴黎作了短暂逗留后，继续前往伦敦，这次他又与父亲当年一样，去担任驻英国公使，与詹姆斯王朝打交道。尽管美国国内战况前景黯淡，但亚当斯从未失去信心，甚至在英军开进华盛顿时他也没有气馁过。他听说有人提出把新英格兰从合众国中分出去，顿时勃然大怒。他一如既往地从全局、而不是地区的角度来看待国家，并表示坚决支持麦迪逊总统。
一年后，1816年夏，亚当斯写道：“死神正操着镰刀在我们周围一扫而过，砍倒了我们的朋友，还在我们的头上挥舞着镰刀。”阿比盖尔娘家的最后一个亲人、姐姐伊丽莎白去世了。罗伯特·特里特·佩因和副总统埃尔布里奇·格里也逝世了，格里是在去参议院的马车上心脏病病发去世的。另外一个沉重的打击是1815年12月科顿·塔夫茨的逝世。6个月后，1816年6月，有消息传来，史密斯上校也离开人世了。
（第二节）阿比盖尔去世
爱妻逝世
1816年夏，7月4日国庆日，在波士顿的庆祝仪式上，亚当斯作为1776年那代人的代表被邀请来出席典礼。在仪式上，亚当斯伤心地发现，他是在场的惟一一个独立宣言的“签署者”。1816年秋，詹姆斯·门罗成为下任总统的呼声很高，报纸也都在报道说约翰·昆西将成为国务卿的人选。亚当斯往伦敦寄了封信给昆西，说他希望这个消息是真的，也希望昆西能接受这个职务，并回家来。
1817年夏，门罗总统在新英格兰之行途中来到了昆西，7月7日晚与亚当斯夫妇共进晚餐，这次的晚宴共招待了40位客人，可夫妇俩却无法告诉大家儿子昆西的意图，因为他依然无音信。直到7月15日他们才从理查德·拉什那里得知，昆西已经接受了任命。然后直到8月的第二个星期，他们才收到昆西写的一封信，说他和他的家人已在纽约平安地上岸了。
1817年8月18日，亚当斯一家经历了一次高兴和热烈的欢聚，约翰·昆西、路易莎·凯瑟琳和他们的两个儿子顶着上午的热浪，乘坐一辆四马拉的大车，从米尔顿翻过山来，在飞扬的尘土中回到了昆西。此时约翰·昆西已经离家8年了，他的到来使这一天变成了欢快的节日。
那天晚上，阿比盖尔举行了一次聚会，她那间长长的客厅挤满了邻居和亲戚。约翰·昆西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他坐在房间的尽头，每个人“对他都相当敬畏”。他才50岁，已经担任过美国驻荷兰和普鲁士的公使、参议员、哈佛大学教授、驻俄国和英国公使，而且很快就会成为政府中的第二把手。由于前三任总统——杰弗逊、麦迪逊和门罗——都曾担任过国务卿，已经有人在说，约翰·昆西也注定要成为总统了。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尽管还是一个严冬，尽管亚当斯夫妇变得更加衰老，可这段时间是自亚当斯退休以来夫妇俩过得最快活的日子了。她可以肯定，没有一个国务卿能像她儿子那样优秀和勤奋。墙上添上了两幅亚当斯夫妇的肖像画，这两幅画是亚当斯担任总统时请吉尔伯特·斯图亚特画的，当时一直没有送过来，后来亚当斯决定亲自到斯图亚特在波士顿的工作室去取画，把它们带回了家。阿比盖尔看到画像后告诉约翰·昆西，她觉得亚当斯的肖像相当威风，不过她自己的那幅，恐怕只有20年前就认识她的人才认得出来，如今她的头发全都花白了，而且消瘦得如此厉害，仿佛只是过去的她的“一个幽灵”。
到了10月，阿比盖尔生病了，并且病得很重，诊断的结果是患了伤寒。医生叮嘱她要绝对静养，尽量不要说话。亚当斯10月20日给杰弗逊写了封信，伤心地说：“我亲爱的妻子与我相伴54年，她还是我的情人——这可不止54年了，如今她到了弥留之际，不能说话，别人也不能跟她说话。”第二天，本杰明·沃特豪斯写了封信给亚当斯，建议他做好最坏的准备。“她过去也病危过，这次也许她还能熬过去，可是伤寒……对一个74岁的老人来说实在是够危险的了。”
朋友和邻居都轮流来陪伴亚当斯，儿子托马斯和侄女路易莎·史密斯则陪伴在阿比盖尔的病榻边。10月26日，星期一早晨，亚当斯坐在她身边时，她第一次开口说了话。她说，她快死了，如果这是上天的意思的话，她已经准备好了。她还说她并不恋世，只是为了他才感到还想活下去。阿比盖尔已经立好了遗嘱，把自己的丝绸袍子、珠宝、一条带白花边的披肩、床、毛毯和大约4000美元，分给了子女和孙辈以及她的侄女路易莎·史密斯。此外，她还把自己继承的土地平均分给了两个儿子。亚当斯对其他聚集在那里的人说：“她一生都在向善，我不忍心看到她这个样子。”亚当斯后来又回到了阿比盖尔的房间，他抖得那么厉害，站都站不稳，只好拿了把椅子坐下，可一看到路易莎·史密斯更加悲痛的样子，他便起身来到她旁边安慰她，告诉她他们都要坚强起来。
1818年10月28日下午约一点，阿比盖尔去世了。据他儿子托马斯说，她“看来直到最后一刻都保持着清醒”。
11月1日，阿比盖尔被安葬，亚当斯坚持跟着送葬队伍一直走到了礼拜堂，他参加了“剩下的所有仪式”，“非常镇定和平静”。约翰·昆西直到母亲葬礼结束的第二天才得知这一噩耗。他写信告诉父亲，她是“人间最温柔最深情的母亲”，“我该怎样来安慰您呢？我自己都感到这是无法弥补的伤痛。”他还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神圣的上帝，请支持我的父亲，让他度过这场无法挽回的深深的痛苦吧。”
我母亲……的行动表明，她是给全人类带来幸福的使者……她的心中只有善良和慈爱。她内心很坚强，不过她的脾气又很和善、很温柔。她……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个母亲，而且是天上的一个精灵，守护着我，为我能过上舒适的生活而奉献了自己，而我仅仅是意识到了她的存在……我从来没见过还有谁能像她这样，一生永久的目标都是不断地做好事。
波士顿的《哥伦比亚哨兵报》上登出讣告，对阿比盖尔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并强调说她在丈夫从政期间对他的事业产生了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对国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报纸的讣告没有丝毫溢美之辞，对她美德的评价也没有任何夸张之处：
“她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在享受着丈夫无限的信任和深情厚意，一直都能与丈夫交流大部分想法。从一方面来看，她是个贤妻良母，思维敏捷而又友善和蔼，她在处理各方面家庭事务过程中获得了一整套完整的经验，使她基本上能够把亚当斯完全从家庭琐事中解放出来，让他安心工作；从另一方面来看，她又是他的朋友，他很乐于与她商议公务中的每个疑难问题；她与他进行的讨论总会融人她性格中那种令人愉快的和谐因素，这种和谐是直觉判断带着绝对的谨慎，和解精神带着符合她身份和性别的精细优雅。无论生活中经历的是暴风雨还是平静的海面，他都一直信任和崇敬她的美德。”
亚当斯自己对妻子的评价也许更能说明问题。他觉得自己很有福气，能与同时代最杰出的一位女性结为伴侣，这一点他从未怀疑过。他深信她写的信将在一代一代的人中传诵，她留下的文章将会给所有热爱家庭和信奉牺牲即是获得的人带来智慧和勇气。亚当斯在给孙女卡罗琳的信中写到了阿比盖尔“内在的优秀品质”。在他“不顾一切危险”为国家的自由而奋斗之时，阿比盖尔“在语言和行动上”都从来没有拖过他的后腿，而是勇敢地欣然与他一起分担“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一切危险”。并且，自从阿比盖尔去世以后，无论何时，只要有人夸奖约翰·昆西为官的成就，以及亚当斯是个好父亲，亚当斯都会强调一句：“我儿子有个好母亲！”
许多人寄来了慰问的信函，其中一封是杰弗逊写的，当时杰弗逊自己也病得很重。他安慰亚当斯说，时间和沉默是惟一的良药。“愿上帝保佑你、支持你度过这种深重的折磨。”亚当斯回信写道：“只要你还活着，我就似乎感到自己在蒙塞蒂洛有家银行，只要我愿意就能从中提取一封充满友情和快乐的信。”
令亚当斯周围的人高兴的是，尽管爱妻去世，但他的身体还相当健朗，精神也很矍铄。他与杰弗逊的通信愈发频繁，例如，1819年他往蒙蒂塞洛寄了13封信，或者说杰弗逊每给他写一封，他就写超过两封的回信。他的荷兰朋友弗朗西斯·范德肯普来昆西住了几天，他高兴极了。在给杰弗逊的信中，他说范德坎普是一个“高尚的人”。杰弗逊一直与亚当斯保持着书信往来，他曾说，像他们两人这么老迈，肯定会发现“这儿掉一个轴子，那儿丢一个轮子，今天少了个齿轮，明天又缺了个弹簧”。对此他们是无能为力的。同时他还写道：“我驾驶着我的三桅帆船，把希望放在船头，把恐惧抛到船尾。”
他们之间不断地交换意见，对两人来说都是一种持之以恒的锻炼。无论他们俩身体方面的“齿轮和弹簧”处于何种状态，他们的脑子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对彼此才华和博学的敬佩之情也从未减少过一分。杰弗逊提出把自己的私人藏书卖给华盛顿政府，来弥补英国人烧掉国会大厦时国会图书馆的损失。这既是一个慷慨的表示，也是出于他的需要，因为杰弗逊面对自己日益高筑的债台压力也很大。国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一致同意以23950美元买下他的藏书。于是，1815年4月，10辆马车载着装在松木箱里的6707本书从蒙蒂塞洛出发了。亚当斯得知此事时写道：“我羡慕你能拥有如此不朽的荣誉。”
杰弗逊立刻又开始搜集新书了。他告诉亚当斯，自己“没书就活不下去”。亚当斯很了解他的心情，他们是书生气十足的那代人中最爱书的两个人了。亚当斯的藏书多达3200册，正如他在信中告诉杰弗逊的那样，人们寄书给他，“来自四面八方的书都把我给淹没了”。可他还希望自己能拥有10万本书。
父子总统
娜比和阿比盖尔去世后，亚当斯尤其喜欢有人作伴，喜欢屋子里住满人。亚当斯的身体衰老得很快。他的背疼得很厉害，天冷时他的风湿病就会发作，那时他只能拄着拐杖出门。他的牙掉光了厂，听力也不行，令他伤心的是，他不得不承认，他有时再也骑不了马了。然而他坚持说：“我对生活并没有厌倦，我依然很享受生活。”他时常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身体总有阵阵不适，有的时候日子真是难过极了。不过85岁高龄的他依然对农场生活从未感到厌倦，他热爱这里的每一堵墙和每一块田地，热爱这里的井然有序和富饶多产，热爱它的这个模样。每天，这位老人都骑着马在农场中“漫步”，或者有时在小镇周围步行三英里路。虽然看上去显得落寞孤独，但他的气色还好，精神矍铄。
他的胃口依然很好，喜欢吃家里自己做的简单实在的食物，当他一人独处时，他就读书、思考。1820年末，85高龄的亚当斯又被选为马萨诸塞州的议会代表，参加修改该州宪法，而这部宪法恰恰是亚当斯40多年前起草的。杰弗逊写信告诉亚当斯，他听说亚当斯“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来参与这种“促进自由”的工作而感到十分“欣喜”。亚当斯在修宪会议上的演说得到了持久不息的掌声，但他的修正案还是没能通过。他在给杰弗逊的信中责备自己，“我的表现很蹩脚，慌慌张张地总是出错，不比一个初次在公审中发言的毛头小伙子强多少”。
在接下去的一封信里，亚当斯建议，除了杰弗逊任总统期间建立的西点军校以外，还应该建立一所海军学院。杰弗逊立即表示赞同。杰弗逊自己则把全副心思都放在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工程上，几年来，他对在夏洛茨维尔修建的这所新大学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兴趣，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骄傲的工程，他在安排课程、选址和建筑设计等各个方面都投入了精力。工程一开始进行，他就用望远镜从他住的山头上眺望工地。这座大学竣工后成为他在建筑上的杰作。他还告诉亚当斯，他将从欧洲最高学府抽取师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