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难以在早上开始工作。就像他自己所著《穷理查的历书》的穷理查一样，他极力鼓吹“早起早睡”，却很少在早上10点之前起床。亚当斯发现，从富兰克林结束早餐之后到他起身前去用中餐之间，他只能接见为数不多的几个访客。吃完中饭，富兰克林通常又要睡一会儿。另一位使节阿瑟·李则根本不可能在早上11点之前赶来，即使他的下榻地离办公的地方只有几百米之遥。亚当斯则每天在清晨5点钟起床，已经伏案工作了几个小时之后才会见到另外两人。由于没有什么外交性质的工作可做，亚当斯只好负责一些行政性的职责，努力弄清账目、快速答复信件。
虽然工作没有什么意义，但亚当斯的热情丝毫不减。他起草给大陆会议的报告，给大陆会议驻在法国境内的代表发出信件、指令他们定期提交开支账目，提醒他们可能会积债过多、超过可用资金。这些代表动用了大量特使团的经费。他着手处理美国武装民船在海上截获的战利品，而且尽可能地关心如何处置被英军关押的美国俘虏和在公海上被抓、关押在法国的英国俘虏的恼人问题。“我发现，使团的事情永远不会被处理，除非我去做”，亚当斯写道，“我的两个同事在所有事情上都难以达成一致……情况经常是这样的，我起草好文件，公公正正誊写后以备签名，李先生和我都在上面签了名，而我常常还要等好几天，才能获得富兰克林博士对该文件的签名。”
当独自一人时，亚当斯不免心烦意乱、孤单得要命。他离开家已经3个多月了，还是没有收到阿比盖尔的信。他为她担忧，渴望见到她。在巴黎的无效又无聊的生活更加加深了他对妻子和祖国的思念。
富兰克林的名望
亚当斯的第一次法国之行，完全可以用新鲜而又无聊来形容。比他先到的富兰克林，完全承担了同法国谈判的任务。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知名度极高的富兰克林比任何美洲人都具备同法国讨价还价的资本，这其中自然包括约翰·亚当斯。
在法国，富兰克林永远有着令人嫉妒的特权。那时候，富兰克林所到之处都非常受欢迎，正如亚当斯后来写的那样：他的名字为政府和人民所熟知，为国王、朝臣、贵族、牧师和哲学家所知，为平民百姓所知，到了这样程度，以致于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农民或市民、贴身男仆、马车夫或脚夫、夫人的贴身女仆或厨房佣人不熟悉他，不把他看作人类的朋友。当讲到他的时候，他们好像以为他会恢复黄金时代。
在巴黎，街上的人群欢呼他为“好博士”。时髦的妇女们开始穿戴他经常戴着的熊皮帽的各种仿制品。富兰克林的肖像出现在每个地方：印刷品里、奖章上，还有鼻烟盒盖上，使得他的脸，就像富兰克林自己说得那样，好像民间传说和童话里的人物的面孔一样出名。或许，从没有任何一个活人的肖像被如此广泛地以如此多的形式复制过。据说，在一次少见的幽默中，国王自己安排把富兰克林的画像手绘在赛夫勒高级瓷便壶上，以此作为新年惊喜送给宫廷中喜欢富兰克林的一位女士。
这一切得益于他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半官方代理人即具有外交人员的身份。他被视作美国人的代表，宾夕法尼亚荒野来的乡村贤人，从这种身份出发，他致力于弥合英国政府和他自己人民的裂痕，认为联合有助于双方的强大；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因而他习惯于探索并坚持真理。他认为英、美之间应是平等的关系，即均为英王的臣民，绝不应出现一方政府高踞于另一方政府的现象，英国国会无权向殖民地征税。这样，使得英国政府认为他亲美；美洲殖民地认为他太温和，有亲英之嫌。但在法国人的心目中，富兰克林是一个科学家。是他进行电力试验和他所有新奇发明的声誉使他成为那个时代的榜样之一。除了年长的伏尔泰之外，法国人眼里再没有更伟大的人物了。那时候，伏尔泰刚刚结束长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巴黎，而且几个月后就去世了。事实是，1778年最为轰动法国的事件之一就是两人的那次著名的见面。据说，所有亲眼见过那次伟大会晤的人都留下了激动的热泪。
对于富兰克林，到法国的时候，亚当斯对他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和猜忌，完全相信自己和富兰克林可以像在费城那样合作愉快。毫无疑问，他非常尊敬富兰克林。当富兰克林1776年履行其艰难的蒙特利尔远征任务时，亚当斯在私人信件中对詹姆斯·沃伦写道：你知道富兰克林的性格。他精通法语，用法语写了大量信件，他伟大的生活经验，他的智慧、他的谨慎小心、他动人的演讲，加上他对当前美国政治体制和战争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表明他是最适合这项重大任务的人选。
还在哈佛读书、当约翰·温斯罗普的学生时，亚当斯就对身为科学家的富兰克林充满崇敬。即使富兰克林除了发明避雷针外别无所成，亚当斯总喜欢这样说，世界也有足够的理由记住他的名字。在给妻子的信中，亚当斯也认为富兰克林是个“伟大的好人”。即使在后来几年中，当他对富兰克林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亚当斯仍然对他的天才和才干深表赞赏：他头脑灵活，有幽默感，只要高兴，他脾气和善、为人体贴、令人愉快。他话语中略带讽刺，和蔼而刻薄。他有讽刺、比喻、寓言的才华，他能以娴熟的技巧适应道德和政治的现实的发展。
但时光流逝，几个星期后在帕西，亚当斯与富兰克林相邻而居。亚当斯有机会陪伴富兰克林参加他的社交活动、观察他的日常生活和处事方法后，他却看到了另外一个人。他发现，富兰克林虽然彬彬有礼却为人冷漠，他自由散漫到懒惰的程度，对小事和金钱尤其漫不经心，让人苦恼。年龄显然对此有所影响，他肥胖，腰有些弯，腰腹也变得越发大腹便便。他深受痛风和疖子的折磨，行动缓慢困难，经常觉得疼痛。一连几天，他几乎哪儿也不去。此外，法语有了很大进步的亚当斯进一步认识到，富兰克林法语其实讲得很差，他还假装懂得很多法语，其实不然。“这个好博士”从不在社交聚会上“罗嗦”，哪怕是用母语，坐在巴黎的沙龙里，只是慈祥地旁观，手里拿着一杯香槟，很少说话。当他确实说法语的时候，一个法国官员告诉亚当斯，自己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富兰克林毫不为法语语法操心，对于那些崇拜他的法国人来说，他奇怪的发音只不过是使他产生魅力的另一个原因。亚当斯却觉得这很是可恶。虽然亚当斯竭尽全力，但从未在法国社会中觉得挥洒自如。总是感到挥洒自如的富兰克林却从未为此付出过明显的努力。
与这些形成对比的还有他们的经济状况。由于巴黎那令人不可接受的“奢华与靡费”，亚当斯的钱花得很快。他不得不暂时向使团提前支取钱财。而从来就没有为金钱发过愁的富兰克林则生活得像个真正的贵族。在巴黎，富兰克林一直住在一个豪华的花园凉亭中，那儿是富丽堂皇的瓦伦蒂诺瓦庄园的一部分。那是一幢有柱子的别墅，耸立在帕西村的高地上，俯瞰着塞纳河，从城里到凡尔塞仅半个小时的路程。这是属于雅克·多纳蒂安·勒雷的物业，他是一个政府承包商，称号肖蒙伯爵。他以前是个贩卖奴隶的商人，似乎对富兰克林无限崇敬。作为肖蒙的客人，富兰克林有9个穿制服的仆人照顾，他还有一个储有1000多瓶葡萄酒的酒窖。
唯一令亚当斯感到欣慰的是，他自己此刻住在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一到巴黎之后，富兰克林就建议亚当斯抽出一些时间游览一下这座城市。住在巴黎市中心，亚当斯比以前更方便地观察这个城市。繁忙的黎塞留大街是城里最时髦的街道之一，而位于黎塞留大街的德瓦卢瓦寓所也是主要住宅楼。德瓦卢瓦寓所附近是皇家花园和杜伊勒利宫，亚当斯经常在花园中散步，有时他也带孩子们到左岸的书店去，欣赏那些大部头的著作。亚当斯曾经还到国王花园一带参观那里著名的博物馆。参观完毕后，亚当斯不禁被博物馆丰富的藏品震惊。他怀疑多长时间美国也不可能有这样规模的藏品。
“这儿的每件东西都能增进理解力、提高品位，事实上，有人认为还能净化心灵”，他这样向阿比盖尔描述巴黎。但这儿也有诱惑。“但请记住，这儿什么都有，会诱惑、背叛、欺骗人们，使人腐化堕落”。关于美国人在欧洲的举止如何，亚当斯也认为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在观察住法国的美洲人之后对此解释：一位绅士应该培养自己国家的礼仪而不是欧洲的礼仪。在着装、修饰方面越是果断地遵从男人应有的朴素、在自己的生意和学习上投入得越多、浪费和享受得越少，您就越有可能使自己受到这个国家男女的欢迎。有一种无须夸耀和铺张的礼貌，它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长盛不衰。有些年轻绅士到欧洲的时候并不这么想，结果却损害了他们祖国的形象，也损害他们在这儿的形象。
艺术吸引着他，但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热爱奢华的外国社会的产物，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在他脑中沉重地盘旋着。漫步在巴黎的花园中确实令人喜悦，科学艺术确实迷人，但他还有工作要做，不能辜负公众的热切期望。懂得科学地管理政府是他的职责，掌握谈判的技巧是他必须首先考虑的事。于是，在一段被亚当斯家族广泛引用的预言性文章里，他写道：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孩子们才有学习数学和哲学的自由。我的孩子们必须学习数学和哲学、地理、博物学、造船学、航海、商业和农业，这样才能使他们的孩子有权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和瓷器等等。
1778年的夏天，大不列颠在海上袭击了法国船只。美国独立战争引发了欧洲的权力之争。英国和法国再一次争执。糟糕的海洋运输使得亚当斯收不到大陆会议的消息，这和其他问题一样棘手。在理想的航行条件下，即使能逃过海上劫掠，费城来的急件也要6个星期才能抵达巴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遥远距离成为亚当斯开展工作的阻隔，更糟的是一连几个月完全没有任何联络，这使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在欧洲的所有时间都深受困扰，而且使他们在与欧洲大臣打交道时陷于不利的地步。这些欧洲大臣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有效，本来会在一两周内启航前往美国的载有信件的船只经常在港口里停泊几个月。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没有任何发往欧洲各宫廷的急件不在10到15天内从巴黎发出，而且最多在同样的时间内就可以收到答复。
（第七节）不公正的待遇
分歧
就在亚当斯在法国巴黎为美法联盟的建立刻苦工作的时候，华盛顿将军率领着他越来越英勇的部队开始在战场上取得主动。在美洲大陆军的游击战战略之下，英军渐渐陷入了战争的泥沼。1777年12月，萨拉托加大捷的消息传到巴黎，美洲三人使团不仅开始吸引了路易十六的注意力，也吸引了英国方面的注意。已经有人开始对这个与英国对抗的新国度表示敬佩，法国方面也更加开始改善与其之间的关系。这其中，富兰克林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关注，这得益于他的威望，也部分是因为他的助手——爱德华·班克罗夫特。
富兰克林身边和他最亲近、最值得信任的美国人是爱德华·班克罗夫特医生。他是一个30多岁的新英格兰医生，也是富兰克林在伦敦时交下的几个好友之一。班克罗夫特被使团聘为秘书。他是一个和蔼可亲、多才多艺的人。他爱好广泛，光他自己承认的头衔就有医生、作家、发明家、皇家协会成员等等。他讲得一口流利的法语，是富兰克林身边不可或缺的人。但富兰克林和亚当斯都不知道的是，班克罗夫特也是一个英国间谍。他每年从国王那儿领取的“报酬”总计有500磅。发生在美国使团内或富兰克林和法国外交大臣之间任何的重要事情、大陆会议传来的任何重要指示都在几天内为英国内阁所知。班克罗夫特用隐形墨水写就情报，装在瓶子里。一到星期二晚上，他会定期把瓶子放在杜伊勒利花园南面露台上一棵树洞里，然后由专门的英国情报员接走。他就这样工作了好几年，其间一直没被发现。
亚当斯凭直觉不喜欢班克罗夫特，认为他爱议论别人长短、而且为人不诚实，有时还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内部信息在伦敦股市牟利。亚当斯担心的是，因为懒惰，富兰克林让肖蒙或班克罗夫特做了许多决定。如果说亚当斯对自己在帕西了解的富兰克林逐渐感到失望的话，他也意识到，富兰克林深得法国宫廷的信任，其他美国人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所有人都有义务尊重他。无论富兰克林有怎样的缺点、不足，亚当斯从来没有轻视他的声望和威信的价值。亚当斯知道，法国人对这个“好博士”的敬重对美国的事业非常重要。阿瑟·李则与此相反，简直一无是处，只是个累赘。他对法国的厌恶显而易见。“他的长相令人厌恶”，亚当斯后来写道。“他的神态不讨人喜欢……他脾气暴躁乖戾，他对人和事物的判断往往是错误的。”在到法国头9个月里写下的所有信件中，亚当斯从来没有指责过富兰克林；即使有时候他也倾向于支持阿瑟·李，但他总是坚定地拒绝这么做。
当李和富兰克林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之后，使团内的斗争更恶劣了。“这几个人之间的不坦诚、成见和愤怒让我厌恶得要死”，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他仍然相信，他的两个同胞是有荣誉感而且正直的人，但一个变得越来越狡猾、放荡，而另一个脾气乖戾、遮遮掩掩，虚伪狡诈。“美德并不总是使人愉快”，亚当斯总结道。
但在有些方面，李对富兰克林的愤怒之情是有道理的，亚当斯认为，只是他扮演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角色，让富兰克林和法国人对他极其讨厌，法国人不仅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而这甚至更糟糕。
亚当斯感觉自己的角色不比一个小职员好多少，他讨厌为富兰克林做副手。感觉自己已被大陆会议遗忘，他继续繁重的工作：写信、做账、努力通过伦敦的报纸和杂志了解事态进展。敌人的报纸倒是坦率得很，他在其中看到自己被嘲笑成一个可怜的、不合时宜的人。“英国人在数落我”，他向阿比盖尔汇报，“他们用我做文章：狂热盲从者、固执己见者、完美的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值一提、笨拙的体型、粗俗的着装、不懂谈吐、没有骨气、狡猾固执的律师。其中最大的错误是说我厌恶巴黎人。”
从一封亚当斯写给詹姆斯·沃伦的信看来，亚当斯已经十分看不惯富兰克林放纵、自私的生活方式，这几乎已经超出了他能够忍耐的程度。信中虽然有提及姓名，但很明显他指的是谁。在这封充满悒郁和讥讽的信中，亚当斯气愤而又诙谐的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