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黑妮17岁时，二伯父家里来了一个烧饭的长工叫程仁，黑妮便将这结实而稳重的程仁当作自己的朋友，但钱文贵不会把黑妮嫁给这个穷小子，于是把程仁辞退了。八路军解放了这个村庄，程仁当了农会主任，他知道村子里的人恨着钱文贵，自己是农会主任，什么事都应站在大伙儿一边，心想不应去娶他的侄女，于是横了横心，怀着痛苦的心情去冷淡黑妮。这样，“黑妮的热情由希望而变成了惶惑，又由惶惑而变成冷峻。失望愈多，便愈痛苦，心情也愈深沉。”狡猾的钱文贵一方面拿利害关系来逼迫黑妮，另一方面又拿亲属关系感化黑妮，唆使她去亲近程仁，以求保护自己，但黑妮有极强的自尊心，她绝不让纯洁的爱情受到玷污，她绝不叫程仁看她不起，她不会去找程仁。她想，如果他们再逼她，就去告诉村支书张裕民。作者的这些描写，着墨虽不多，但把黑妮的冤屈、痛苦的心情写出来了。她的命运确实令人同情。
丁玲说：“我收到读者的信，最多是询问黑妮。”（《生活、思想与人物》，《丁玲文集》，第6卷。）读者询问最多的却是书中一个次要的人物，足见这个人物是富有魅力的。这种魅力来源于作家对这个人物的独特发现与独特创造。作者既写出黑妮与钱文贵的亲缘联系，又写出她与钱文贵的阶级区别，并且着重写她的纯洁、坚贞、爱劳动、乐于助人等美好品质，以及她内心的痛苦与忧郁。这样，作品便没有简单化地在人物的脸上贴上政治标签，而是坚持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着重写出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社会生活中的特定的地位与心理。这也表现了作者对生活、对人物独特的发现。
直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在同类题材中，黑妮这一形象，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黑妮之外，在张裕民、程仁这些形象身上，也都有作者的独特“发现”。如作者所说：“我不愿把张裕民写成一无缺点的英雄，也不愿把程仁写成了不起的农会主席。他们可以成为了不起的人，他们不可能一眨眼就成为英雄，但他们的确是在土改初期走在最前边的人……在斗争初期，走在最前面的常常也不全是崇高、完美无缺的人；但他们可以从这里前进，成为崇高完美无缺的人。”
“走在前边”的人，常常不是“完美无缺”的人，这可以说是丁玲的一个独特发现。过去许多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常常喜欢把工农兵写成“超凡脱俗”的圣人，或鹤立鸡群式的人物，“完美无缺”的“完人”。丁玲却不然，她笔下的农民不是这样，即使是英雄模范人物，也是一些有缺点的英雄模范。例如土改初期，党支部书记张裕民也有某些顾虑，有点怕变天；农会主任程仁也有点“动摇”；副村长赵得禄自私和胆小，组织委员赵全功则在分地时有严重的私心……作者这样描写农民，是不是歪曲了农民形象？
有缺点的农民就不是成功的新的农民形象吗？其实，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何况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呢。暖水屯才解放两年，几千年的封建****和封建的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在农民身上产生影响，统治阶级的思想、传统势力，封建的伦理道德，等都会残存在农民的身上。因此，即使是新的农民，思想上有某些缺点也是很自然的、合情理的。何况作品还是在写他们前进中、成长中的缺点；随着他们的不断前进与成长，这些缺点将被克服。别林斯基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生下来就是现成的，也就是说，是完全定型了的；他的整个生活不外是继续不断地发展，连绵无穷地形成。真理在他不是一下子就容易参悟的；要获得真理，他必须怀疑，陷入虚谎和矛盾，经历痛苦和失败。”（《别林斯基选集》。）
其三，中西融汇的艺术技巧及手法。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既借鉴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革命文学的成功经验，也从中国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
第一，在结构方面，许多评论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借鉴了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的结构艺术，像这些中国的古典小说一样，《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脉络分明。它的结构，基本上是单线式的，以暖水屯的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自身的因袭重负作斗争，从失败到初胜到决战取得胜利这一过程为轴心，脉络简洁，而又清晰。
然而作品又围绕这一轴心，把农民与地主李子俊、江世荣、钱文贵的斗争，以及黑妮与程仁的恋爱纠葛，顾涌和钱文贵的矛盾，土改工作组组长文采与工作组员之间的矛盾，某些农民干部在分地中的私心等穿插进去，在各种矛盾交叉的网络中，展示出丰富多彩、纷繁复杂的生活画面，以表现土改运动这场暴风骤雨所带来的历史变迁——农村的剧变和新人的成长。
这种单线式和网络式的结合，使作品的结构既单纯明朗，又纵横交错，丰富多彩。《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善于把森罗万象的生活拥在自己的怀里，但这些错综参差、千头万绪的生活事件，又都有其来龙去脉和连贯着的筋络，而不是游离于轴心之外的情节，这正是古人所说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同时，为了使纵向情节轴线与横向生活画幅有一个结构中心，作者选择了富裕中农顾涌作为“贯索奴”，（金圣叹语，即作品中对情节起联结作用的次要人物），让他作为贯串作品的一个中心人物，由他联系村里的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并把许多原来毫无关系、思想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小说中，顾涌所起的穿针引线的作用是很明显的。
不仅如此，顾涌这个人物的活动还恰好配合着小说情节的发端、转折和结局，帮助读者寻找出小说的线索。
作品开篇，顾涌便从八里桥赶回了一辆胶皮轮车，这辆车是富农亲家胡泰疏散到他家的。情节围绕着这辆车展开：地主钱文贵派儿媳妇顾二姑娘（顾涌的二女儿）和侄女黑妮去顾家打听风声（因为胡泰住在八里桥，在铁路线上，消息灵通）；而顾涌的儿媳妇又趁歇晌的空闲，跑回娘家告诉她嫂嫂妇联会主任董桂花；董桂花又告诉羊倌老婆周月英，于是由大车引起的一些耳语，慢慢地从灶头转到地里，转到街头……并由这辆车引出一连串的故事情节——“出侦”、“密谋”、“妇联主任”、“盼望”、“第一个党员”、“土改工作小组”……故事情节依次展开，人物一个个出场、亮相。张裕民请来了土改工作小组，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开始了。下文便写与李子俊、江世荣、钱文贵的斗争，写农民在这场翻天覆地的斗争中“翻身”的艰难历程。顾涌的痛苦和欢乐也在其中，他终于被错划为富农，被没收了果园，而后又得以纠偏，他自己仅“献”上一些地，1个月前那辆引起人们纷纷议论的大车也由胡泰赶回去，因为胡泰虽被划为富农而未被没收他的大车，也只“献”了一点儿地便过关了。故事由这辆大车开始，又由这辆大车结束，顾涌这个人物也伴随着情节的推移而自然地施展他的“贯索奴”的作用。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种构思，明显地受到了我国古典小说的影响。中国古典小说强调用物件或人物把全书纷繁的情节贯串起来。例如把鲁智深和武松两人联结起来的“贯索奴”是张青，而刘姥姥则是《红楼梦》中的“贯索奴”。顾涌、张青和刘姥姥的作用是一样的。
第二，在人物形象刻画方面，《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既汲取了我国古典小说为人物设置类似“列传”的一些手法，又吸收了西方人物心理描写的技艺。
为了展示生活的广阔和丰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吸收了《水浒传》为一些人物设置了类似“列传”的一些情节，以介绍人物的身世、历史、性格，使读者对书中人物思想性格的形成，有个整体性的了解。
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写人物一生的某个片段，也必须交代他的一生。这种“史传”格局，显然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明显的印痕。如第2章“顾涌的家”，介绍顾涌从一个拦羊的孩子，变为一个庄稼汉，受了43年苦，又终于劳动致富、人财两发的身世和历史；第3章“有事就不能瞒他”，则介绍了暖水屯摇羽毛扇人物，村里有名的“八大尖里面的第一个尖”的钱文贵；第5章“黑妮”、第7章“妇联会主任”也都是同样的写法。
另一方面，作品除了运用古典小说介绍人物的这种方法之外，也运用西方人物心理描写的手法。欧洲小说家普遍重视人物的心理描写。他们认为：小说水平愈高，则写内心愈多，写事件愈少。他们以挖掘内心的深度来衡量小说的水平。从这一点来看，欧洲小说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不断探索人物内心的历程。许多著名的小说家都很重视人物个性对外界的反映，描写个性各别的内心世界。直接剖析人物的内心，特别是俄罗斯小说家，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在挖掘人性，掘发人心方面，堪称巨匠。
鲁迅赞誉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它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那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鲁迅全集（下）》，第1768页，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版。）。车尔尼雪夫斯基赞美列夫·托尔斯泰的才华的基本力量，是他对人类心灵的知识。正是他掌握了这种心灵的知识，才能写出人物心灵的辩证法，准确地捉摸到人物刹那间的内心变化。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心理描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如作者在刻画地主钱文贵、李子俊的女人、老年农民侯忠全的时候，能够钻进人物的内心，多侧面、多角度地描写他们灵魂的搏斗，达到追魂摄魄的地步，充分发挥其解剖人物心理的特长。
第三，在情景的描写方面，如气氛的浓重、景色的明丽和色彩的丰富繁杂等，显然也融进了中西艺术的技艺。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于事件发生的地点，人物生活的时代、社会环境，自然风光、气氛、环境的描绘，情绪的抒发和人物心灵的感受等构成情景的元素，无不精心设计。
如《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章，脍炙人口，广受称赞。作者运用的就不是白描手法。在作家笔下，闹腾的果树园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金色的朝霞、淡紫的阳光、浓密的绿叶、红色的鲜果……一黄、红、绿、紫，交相辉映，灿烂夺目。其色彩主要是用的暖色“红”、“黄”，给人以温暖、热烈之感；其次是中间色“绿”色，再是“淡紫”色，它属于冷色。这样，色彩的明暗、深浅和冷暖对比非常鲜明。
不仅如此，作者还用工笔细画出压弯了腰的枝头上“累累沉重”的果子，使人联想到果子的硕大，果实的成串，给人以量感；“红色果皮上有一层茸毛，或者是一层薄霜，显得柔软而润湿”，它则使人感到轻柔、润湿，给人以质感，还有果子“新鲜的香味”在那透明的光中流荡，给人以昧感，真是色、香、味天然配合，油画与工笔画结合，给人以无限的美感。
在这一幅色彩绚丽的油画中，作者又融进了中国写意画的手法，突出“闹腾”二字——“当大地刚从薄明的晨曦中苏醒过来的时候，鸟雀便已经在欢叫，小甲虫在飞闯，而人们的笑声压过了鸟雀的喧噪。翻身的农民从痛苦的深渊中被解放了出来，和大地一同苏醒了。现在，他们正在摘翻身的果子，欢声和笑语是那样的欢快和热烈。”“一阵哄笑，又接着一阵哄笑，这边笑过了，那边又传来一阵笑”，笑声使果树园“闹腾”起来了。
“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描写果园的美丽和欢乐，却是为了抒写翻身农民的欢乐，并将翻身农民的欢乐融注到果树园里。于是，下文便描写了这个果园新的主人公的欢乐。
看守这所果园的长工李宝堂，也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竞开起玩笑来。过去，他给地主看了20多年果园，替别人下了20多年果子，虽然年年下果子，但是，“像不知道果子是又香又甜似的，像拿着的是土块，是砖石”，一点儿也没有喜悦的感觉。但现在他变了，“忽然成了爱说话的老头”，还和年轻人开玩笑，“要是再分给一个老婆，叫咱也受女人的罪才更好呢。”他的心情变了，性格变了，他的视觉和嗅觉也从麻木中苏醒过来了。“如同一个乞丐忽然发现许多金元宝一样，果子都发亮了。”
李宝堂的变化，反映了土地改革这场伟大的历史变革不但给农民带来了政治、经济上的解放，而且在精神上也解开了农民心灵的锁链，使他们的思想感情、性格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如冯雪峰所指出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景色的明丽还是居于第二位的，那居于第一位的是形象性的深刻，思想分析的深入与明确，诗的情绪与生活热情所织成的气氛的浓重……”
《果树园闹腾起来了》用重彩、点染、烘托，淋漓尽致地描绘了果树园的美丽和色彩的丰富，气氛的欢乐，劳动者翻身的喜悦，富有诗情画意。它有深邃的意境，既融进了中国山水画中的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讲究“写意”的特点；又有西洋油画富有美丽的色彩和真实地表现出物体的“质感”、“量感”的风格。作者借鉴了中西绘画的艺术，融合了中西小说的新技，有所择取，有所师承，又敢于创新，充分地表现了丁玲小说在艺术上的成熟与突进。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无论在丁玲长达60年的创作道路上，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丁玲一生中唯一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艺术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冯雪峰认为它是“一部艺术上具有创造性的作品，是一部相当辉煌地反映了土地改革的、带来了一定高度的真实性的史诗性的作品”。有的评论者则赞扬它是“新中国诞生前的叙事诗”。
然而，近年来，也有的人认为它是“彻底失败”了的作品，完全丧失了作者的创作个性，是从阶级斗争和阶级关系出发，按图索骥、图解政策的公式化概念化之作。
这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笔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反映土地改革运动与斗争的作品，无疑要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反映这场斗争的尖锐矛盾。这样一来，是否就有图解政策，公式化概念化之嫌呢？大家知道，问题的关键不是看作家写什么，而是看她怎么写。
如前所述，《太阳照在桑于河上》并没有罗列土改的全过程，也没有按阶级成分在人物的脸上贴政治标签，写些人云亦云的东西。而是通过作家的深刻观察，敏锐的感觉，去挖掘生活深层的内蕴，写出自己独到的发现。
这些独到的发现包括作者不是从单一的角度、单个的侧面去反映生活，而是从社会、村落、家庭，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心理等多个侧面与层次去反映这一时期变动中的中国社会和农民，既具有丰富的内蕴，又富有历史的深度。而且由于作者富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深刻的哲学思考，敢于面对人生，敢于独立思考，因而作品在艺术上内容上有许多创新与审美的独特价值。如敢于写出这场土改斗争的反复与曲折，人物关系的错综复杂，敌我营垒的相互渗透，农民翻身的艰难步履，干部的重重顾虑与内心的矛盾……从而揭示出生活的底蕴，显示出生活的七色阳光，体现出作品的独特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