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必过于惊奇宋代的士大夫能够提出“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国家治理框架，因为在这一治理框架后面，还隐藏着一种更值得惊奇的国家“产权”意识。我们先来看一则小故事——
南宋度宗朝，由于皇帝“今日内批，明日内批”，老是绕过宰相机构下发“批示”，破坏“权归人主，政出中书”的惯例，御史刘黻便上了一道奏疏，在奏疏的开篇，刘黻不客气地告诉皇上，政令“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而奏疏的最后，刘黻总结说：“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在“家天下”时代，居然提出“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听起来似乎很是“大逆不道”，但实际上，这几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识。如北宋时，宰相文彦博对宋神宗说，君主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南宋时，宰相杜范也提出，“凡废置予夺，（君主）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谏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南宋初，有位叫做方廷实的御史更是直接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正因为在宋代士大夫的观念中，天下非一家一姓所私有，而是天下人所共有，所以他们才反对君主不经宰相机构私自下发“内批”，并且自觉地担当起与君主共治天下的职责，用北宋大儒程颐的话来说，就是“天下治乱系宰相”。我们应当注意到，“天下治乱系宰相”不但体现了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观，更包含了一种“公天下”的“产权”观念，一种节制君权的权力分立思想。如果我们还是将天下比喻为公司，那么在宋人看来，这个公司与其说是家族产业，毋宁说更接近一种全民所有制企业，皇帝固然是董事长，但天下人也是股东，而从天下人中选拔出来的精英——士大夫则是股东代表，他们作为帝国CEO团队进行公司治理的权力，也是来自股东代表的身份，而不是得自董事长的私相授受。
也正因为“天下治乱系宰相”包含着这种革命性的国家治理观念，后世自诩“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的乾隆皇帝，才对程颐的这句话很是警惕，特意做出批判：“使为人君者深居高处，以天下之治乱付之宰相，大不可；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尤大不可也！”国家“产权”观念及治理框架在明清二代出现倒退，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历史演化的一大遗憾。
将皇权关进笼子里
中国古代有没有“****皇权”？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在许多人的想象中，既然君主处于权力金字塔之顶尖，那皇权一定是不受任何限制与约束的，皇帝一定是口含天宪、出口为敕的。也许在帝王“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的秦始皇时代，以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的清王朝，皇权确实是独裁的。但在其它政治修明之世，特别是在宋代，君主几乎是不可能搞皇权****的。在展开我们的论述之前，我想先讲述几个关于宋帝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乾德二年（964年），范质等三位宰相同日辞职，宋太祖随后任命赵普为相。但在颁发任命诏书时碰上了一个程序上的大麻烦：诏书没有宰相副署，不具备法律效力；而范质等宰相又已经辞职。太祖想从权，对赵普说：“朕为卿署之可乎？”赵普回答皇上：“此有司职尔，非帝王事也。”最后，还是由领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衔）衔的开封府尹赵匡义副署，才签发了这道诏书。（《宋史·赵普传》）
第二个故事：宋真宗朝有个叫做刘承规的内臣（宦官），“以忠谨得幸”，人也很能干，曾领衔编修《册府元龟》。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刘承规病危，向真宗说了人生最后一个心愿：“求为节度使。”其实就是得到虚衔过把瘾就死。真宗找宰相王旦商量：“将这官儿给他吧，承规待此以瞑目。”王旦坚决不同意，说：“此例一开，他日若有别的内臣求当枢密使，奈何？”真宗只好打消了念头。（《宋史·王旦传》）
第三个故事：宋仁宗想提拔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当宣徽使（一个别级高但无多少实权的闲职），但廷议时候未能通过，所以只好作罢。过了一段时间，仁宗因为受了张贵妃的枕边风，又将这项人事动议提出来。谁知包拯极力反对，“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得收回成命。（朱弁《曲洧旧闻》）
第四个故事：神宗朝，一次因为陕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将一名漕臣斩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问：“昨日批出斩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说：“方欲奏知，皇上要杀他，臣以为不妥。”神宗说：“此人何疑？”蔡確说：“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开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说：“那就刺面配远恶处吧。”这时，门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说：“如此，不若杀之。”神宗问：“何故？”章惇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声色俱厉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气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侯延庆《退斋笔录》）
第五个故事：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宋徽宗死于金国，高宗在为父皇服丧期间，将御椅换成了尚未上漆的木椅。有一回，钱塘江钱氏公主入觐，见到这张龙椅，好奇问道：“这是不是檀香做的椅子？”一名姓张的妃子掩口笑道：“宫禁中，妃子、宫女用的胭脂、皂荚多了，宰相都要过问，哪里敢用檀香做椅子？”其时宰相乃是赵鼎、张浚。宋代实行“以外统内”之制，内廷的一切用度，须经外朝的宰相核准。（陆游《老学庵笔记》）
第六个故事：宋孝宗是个围棋爱好者，“万机余暇，留神棋局”。内廷中供养着一名叫做赵鄂的国手。赵鄂自恃得宠，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说：“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绝老棋友的请托，又给赵鄂出了个主意：“卿与外廷官员有相识否？”赵鄂说：“葛中书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说说看。”便前往拜见葛中书，但葛中书不客气地说：“伎术官向无奏荐之理。纵降旨来，定当缴了。”赵鄂又跑去向孝宗诉苦：“臣去见了葛中书，他坚执不从。”孝宗也不敢私自给他封官，只好安慰这位老棋友：“秀才难与他说话，莫要引他。”（张端义《贵耳集》）
第七个故事：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请求“恩泽”（即请皇帝恩赐个大一点的官做），光宗总是说：“朕倒好说，只恐谢给事有不可耳！”谢给事是时任给事中的谢深甫，曾多次抵制过光宗提拔请托的私旨。楼钥当中书舍人时，也直接告诉光宗：对不合法度的私旨，“缴奏无所回避”。光宗很是顾忌，遇到禁中私请，只能推掉：“楼舍人朕也惮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个具有优良君主品质的皇帝，却不能不尊重给事中与中书舍人封驳皇帝私旨的权力。（《宋史·谢深甫传/楼钥传》）
第八个故事：宋度宗有几次绕过宰相机构，径自下发“内批”（即私旨），违背了为君之道，监察御史刘黻很愤怒，上书批评他：“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即皇帝的诏敕）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刘黻还告诉皇帝：“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他说的这些道理，度宗也不能反对。（《宋史·刘黻传》）
在上面引述的八个历史故事中，涉及的君主为北宋、南宋各四位，其中既有开国皇帝宋太祖，也有处于穷途末路的宋度宗；既有生性仁厚的君主如仁宗，也有昏庸的君主如光宗；既有励精图治的君主如神宗，也有碌碌无为的君主如度宗。应该说是有代表性的，是可以反映宋代的权力结构与权力运作的——无论是明君还是昏君，都难以乾纲独断，君主一旦露出这样的苗头，即受到文官集团的抗议与抵制。
这样一种对于宋代君权的描述，也挑战了流俗之见——一直以来，诸多严肃的历史研究者与通俗的历史叙述者都认为，宋代是“君主独裁体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加强”的一个时代。支持这种论断的依据主要有二：首先是中央集权的强化，用宋人范祖禹的话来说，“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察监司而已，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朝廷据其所察而行赏罚。”然而，我们需要明白：中央集权并不等于君主****。
另一个依据是相权被分化。宋代将军权与财权从宰相机构中划分出去，宋人范镇对此也提出过批评：“古者冢宰制国用，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从这个角度言，宋代宰相的权力确实不如汉唐宰相的集中，但实际上，宋代的整个执政集团（包括中书、枢密院）的权力更加稳固，汉唐的外朝法定权力常常被帝王或其非正式代理人（如宦官、外戚、后妃）侵占，而这样的事情在宋代则几乎没有发生过。从前面列举的故事中也可以得知，君主的诏书如果没有宰相副署，则不具备合法的效力，官僚集团有权进行抵制。这恰好可以佐证，宋代的君主假如想独裁，在法理上、制度上以及权力结构上，都是行不通的。
那么宋朝人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政体呢？我想先引述四位宋朝人的原话：
宋仁宗：“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
杜范：“凡废置予夺，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如有未当，给（给事中）、舍（中书舍人）得以缴驳，台（御史）、谏（谏官）得以论奏。是以天下为天下，不以一己为天下，虽万世不易可也。”
朱熹：“上自人主，以下至于百执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盖君虽以制命为职，然必谋之大臣，参之给舍，使之熟议，以求公议之所在，然后扬于王庭，明出命令而公行之。是以朝廷尊严，命令详审，虽有不当，天下亦皆晓然，知其谬出于某人，而人主不至独任其责。臣下欲议之者，亦得以极意尽言而无所惮。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
陈亮：“自祖宗以来，军国大事，三省议定，面奏获旨。差除（人事任命）即以熟状（宰相意见书）进入，获可，始下中书造命，门下审读。有未当者，在中书则舍人封驳之，在门下则给事封驳之，始过尚书奉行。有未当者，侍从论思之，台谏劾举之。此所以立政之大体，总权之大纲。端拱于上而天下自治，用此道也。”
上面四人，仁宗是大宋君主，杜范是南宋的宰相，朱熹与陈亮分别为宋代理学与事功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二人既是朋友，也是论敌，在政治哲学上存在非常大的分歧，曾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有意思的是，此四人对于“共治”政体的陈述，则不论君主，还是官僚，抑或是不同学派之间，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
我们现在对四人的意见略加分析。根据他们的陈述，宋人心仪的“共治”政体暗含了一个“君主—宰执—台谏”三权分立的结构：君主是名义上的权源，“以制命为职”，一切诏书均以君主的名义颁发；但诏令不可出自君主独断，而是“以宰执熟议其可否，而后见之施行”，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换言之，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司法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个细节是，上面四人在陈述这样一种“共治”政体时，仁宗承认这是“祖宗故事”，陈亮也指出这是“自祖宗以来”的制度惯例，杜范则强调这是“虽万世不易可也”的治道，朱熹也说“此古今之常理，亦祖宗之家法也”。也就是说，“虚君共治”并不仅仅是宋代君臣的理想共识，而且被认为是合乎“古今之常理”（自然法）、并以非成文宪则（习惯法）确立下来、有宋一代大体上一直在运行的政体。在这样的政体内，我认为，皇权已经被关进了笼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