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曼先生离开了我们，所以让威廉·伯恩特莱格来负责工厂是顺理成章的。一提起威廉，我总是特别欣慰。他来自德国，是个不会说英语的青年，我们当初聘用他，是因为他是克洛曼先生的远亲。刚开始，他没有显示出什么特别的才能，但他很快学会了英语，并成了一名周薪6美元的运务员。他原本没有一点儿机械方面的知识，但是凭着坚持不懈的热情和努力，他很快熟悉了工厂各个方面的事情，并积极参与，出谋划策。
威廉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他总改不掉德国人的说话方式，他那混乱的英语总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管理下，联合钢铁厂成为我们企业收益最高的部门。多年的工作，让他有些操劳过度。我们决定给他假期，让他去欧洲旅行。他经过华盛顿来到纽约，当他到纽约来见我时，他说非常想回匹兹堡，而不是去德国。在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的阶梯上以及在其他的一些公共建筑物上，他看到了卡内基公司生产的横梁，他说“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想立即回去，看看工厂里是否一切正常。”
威廉每天很早就来到工厂，天黑了才离开，他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工厂里。他是我们首批吸收入股的年轻人之一，我记得，这个德国穷小子在去世前的年收入大约有5万美元，这里每一分钱都是他应得的。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有一次，在我们董事会的周年庆祝宴会上，要求每个人都作个简短的发言，威廉是这样说的：
“先生们，我们应当做的是提高利润、降低成本，每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责任。”他那不标准的英语让所有人哄堂大笑。
有一段时间，我们工厂来了位政府特派员——埃文斯上尉（“好斗的鲍勃”）。他是一个严厉的人，对威廉的行为颇有不满，威廉有时很头疼，最后他还是得罪了这位上尉。我们试着让威廉意识到讨好政府官员的重要性。威廉的回答是：
“他总是过来抽我的雪茄（上尉真是过分！威廉抽的是那种一分钱一支的劣等雪茄）。而且，他还对我们的产品鸡蛋里挑骨头。你怎么能够忍受这种人呢？不过，我明天会去向他道歉的。”
我们向上尉保证，威廉会向他道歉的。不过，后来上尉笑着告诉我们，威廉是这样道歉的：
“你好，上尉，我希望你别再生我的气。我不是有意要冒犯你的，上尉。”他伸出手来，最终上尉和他握手言和。
有一次，威廉把大批不用的旧铁轨卖给我们的邻居詹姆斯·帕克（他是匹兹堡钢铁制造业的先驱）。帕克先生发现这批铁轨质量非常差，于是要求我们赔偿损失。我们让威廉和菲普斯先生一起去找帕克先生，协商处理此事。菲普斯先生进了帕克先生的办公室，威廉则在工厂里到处寻找那批有问题的材料，结果一无所获，这下威廉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走进帕克先生的办公室，还没等他开口，他先发制人：
“帕克先生，我很高兴听说我卖给你的那批旧铁轨不适合你们炼钢。你们退回的材料，我们将全部买下，并让你们每吨赚5美元。”威廉很清楚，他们早就把这批材料用光了。帕克先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威廉取得了胜利。
有一次，我去匹兹堡，威廉跟我说他有件“特别”的事想要告诉我——这件事他不能对其他人说。他从德国回来的途中，去看望了一位以前的同学，那人已经是一名教授了。
“卡内基先生，在他家里，他的妹妹对我非常好。我在汉堡给她寄了一份小礼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于是我给她回了一封信。就这样，我们互通书信，然后我问她是否愿意嫁给我。她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姑娘，她来信说愿意嫁给我。我让她来纽约，我去那里接她。但是，卡内基先生，她的家人不清楚公司和工厂的情况。她哥哥写信给我，希望我再去一趟，在德国和她结婚，可我不想再次离开工厂。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好呢？”
“你当然应该再去一趟。没错，威廉，你应该去。我想，这样做他的家人感觉会更好一些。你立即出发，把她娶回家。我会帮你安排好一切的。”就在分别时，我说：“威廉，我想你的新娘一定是一位漂亮、高挑、完美温柔的德国姑娘。”
“噢，卡内基先生，她有点儿胖。如果我能把她抱起来的话，也只能转一圈多。”威廉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用了工厂的一个动作来形容。（1912年6月的这天早上，我发现当我再次读到这个故事，还有“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职责”这段话时，我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菲普斯先生曾负责工厂的商务部门，后来我们的业务扩展了，需要他来负责钢铁生意。另一个年轻人威廉·L．艾博特接替了他原来的职位。艾博特先生的经历与伯恩特莱格先生的有点相似。他刚来时是一位薪水很少的小职员，不久就被委以重任，负责钢铁厂的业务。他不比伯恩特莱格逊色，同样也成为了公司的一名股东，最后被提拔为公司总裁。
柯里先生这段时间由于管理露西高炉非常出色，也成为了我们的合伙人，与其他人享有同样的股份。企业要想取得成功，就要有破格晋升优秀员工的政策。我们最终把卡内基公司和麦克坎德利斯公司并入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公司。起初，我弟弟和菲普斯先生都反对将他们发展得非常成熟的企业并入钢铁公司。后来，我向他们出示了第一年的收支情况，告诉他们如果不并入钢铁公司，他们会后悔的。他俩再三考虑后终于同意了，这无论对他们，还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幸事。
（经验告诉我，一个企业必须不断引进各种类型的新人，才能保持活力。变化是必须的。）我们埃德加·汤姆森钢铁公司也不例外。在开始制造铁轨前，我们聘请了铁路部的一位管理人员，他精明能干、名声在外，但科尔曼先生却对他不太满意。为此，我购买了科尔曼先生的股份。然而，没过多久，我们发现科尔曼先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位新人是铁路审计员，对账目非常精通，但期望他或其他任何一个办事员刚刚进入制造业就能取得成功，是不现实的。对于这份新的工作，他既没有相关的理论知识，也没有受过培训。这并不意味他不是一位优秀的审计员，而是我们自己期望过高了，没有结合实际工作情况。
钢铁厂终于准备开工了，这位审计员提交了一份人员结构草案请我审批。我发现他把工厂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部门由史蒂文森先生负责，他是一位苏格兰人，后来成为一位口碑很好的制造商；另一个部门由琼斯先生负责。毫无疑问，我不同意这么做，因为这一决定对钢铁公司的成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同一家公司，两个人的权力相当，这样是绝对不行的。这就好比一支军队里有两位总司令，一艘船有两位船长，一个制造企业有两位领导，即使他们分属于不同的部门，还是会有大麻烦。）我说：“这不行。虽然，我既不认识史蒂文森先生，也不认识琼斯先生，但他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成为领导，他必须单线向你汇报工作。”
经决定，我们让琼斯先生担任领导。后来，他在贝西默炼钢行业声名远播。
当时，这位领导非常年轻、精干、充满活力，从他的身高可以看出他具有威尔士血统，因为他非常矮小。他以前在约翰斯顿的一家邻近工厂工作，刚来我们这儿时是一名机修工，每天只有两美元工资。我们很快发现他是一个可造之材，很多件小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内战期间，他作为一名志愿兵表现出色。成为公司领导后，他遇事也从不退缩。埃德加·汤姆森公司的成功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此人。
后来，他拒绝了公司给的股份，这些股份本来可以使他成为百万富翁。有一天，我对他说，那些持有公司股份的年轻人现在赚得要比他多得多，我们已经一致同意接收他成为股东，他不用承担经济责任，因为我们允许他可以用红利来支付股本。
“不，”他说，“我不想去考虑公司的运作情况。现在工厂里的这些事已经够我忙的了。假如你认为我应得这些，请给我一份高薪。”
“没问题，船长，你将拥有一份和美国总统一样的薪水。”
“一言为定。”这位小个子威尔士青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