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司各特先生，我已经尽力劝阻过他，在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之前，不要草率地开工修建长距离的铁路。我坚持认为，数千英里的铁路线不能通过临时贷款的方式来修建。此外，我花了25万美元现金购买了一些股份，这是我从欧洲回来后得知他专为我留的，尽管我并不想这样做。然而，世界上任何事也无法减轻我不顾自己公司的利益，为建筑公司和任何其他企业担保借贷所带来的负疚感。
我知道，让我在60天之内支付摩根银行的贷款是不可能的，即使我只付自己的那部分。而且，不只是那一笔贷款，还要考虑随之而来的6笔其他贷款。在这件事上，我和司各特先生又一次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比我以前经历过的所有财政危机更让我痛苦万分。
此次会面后不久，灾难降临了。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商业人物纷纷倒台，举国震惊。我猜测，司各特先生的早逝可能也是因为他承受不住这个重击。他是一位敏感而骄傲的人，眼看着面临破产的边缘，他痛苦异常。这家公司的合伙人麦克曼·纽斯先生和拜尔德先生不久也去世了。他们两位和我一样都是钢铁制造商，真不该涉足铁路行业。
与那些做投机生意的人相比，实业家们是不应该受此打击的。如果当时他们能多问自己两个问题，危机也许就容易避免了：一、我是否有足够的钱去冒这个风险？二、我愿意为朋友而损失这笔钱吗？如果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他可以为朋友效劳，否则只能放弃。倘若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他可以考虑若按朋友的要求投入全部资金是不是会更好。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肩负债务和责任，他一定会尽力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尽管我拒绝签订摩根银行的续贷合约，但第二天早上他们仍然邀请我乘坐他们的专车一同回纽约，顺便对此事再作商议。我很高兴地同意了。安东尼·德雷克塞尔也受邀和我们一同前往。旅途中，麦克鲁夫先生环顾车厢一圈后说，在他看来，车内只有一个聪明人，其余人都是“傻瓜”。只有“安迪”是用现金购买他的股份，而没有欠下一元钱，在这件事上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其他人都应这么做。
德雷克塞尔先生说，他很想知道我是如何避开这些麻烦的。我回答说：“我严格遵守一个原则，那就是绝不会将我的名字签在我明知承担不起责任的合约上。让我借用一位西部的朋友说过的一句话：不要去过你过不了的河，对我而言这里的水太深了。”
正是遵循了这一原则，不仅让我，而且还让我的合作伙伴都免于麻烦。其实，在我们的合作协议中，明确禁止以任何方式为谋私利而动用大笔款项，除非是为了公司。这也是我拒绝在借贷合同上签字的一个原因。
这件事结束以后，有一段时期，我又多次去欧洲洽谈各类有价证券，总共售出了3000万美元。那时，纽约还没有因大西洋电缆的开通而发展成为像伦敦那样的金融中心。伦敦的银行家们宁愿把钱借给巴黎、维也纳或者柏林这样利息很低的地方，也不愿借给高利息的美国。人们认为，在美国投资不如欧洲安全。我的弟弟和菲普斯先生把钢铁生意管理得井井有条，就算我离开几个星期都可以放心。而他们也害怕我从制造行业渐渐撤离转向金融行业。我在国外的成功经历给我带来了诱人的商机，但是我一直比较热衷于制造行业。我希望生产并出售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继续投入盈利的资金，用于扩展匹兹堡的工厂。
起初为吉斯通桥梁公司建造的小厂房已经出租出去了，我们又在劳伦斯维尔买下了10英亩的土地，在那里建造规模更大的新工厂。不断的投入发展，使联合钢铁公司成为美国重要企业的领跑者，我们能够生产出所有种类的建筑型钢材。事业的前景一片光明，我把在其他领域里挣得的所有剩余利润都用来扩展钢铁生意。我原本想和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朋友在西部的一些州县投资铁路建设，但后来又慢慢把资金从这些项目里撤了出来。（有一句谚语说“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而我的想法却与之相反。我认为正确的做法是“把所有的好蛋都放在一只篮子里，然后看好那只篮子”。）
我相信，在任何行业里，要想取得真正的成功，就要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业里的行家里手。我不赞成到处分散投资的做法。在我的经历中，很少见到一个涉足许多行业的人能够赚到大钱，至少在制造业里从来没有这样的人。能获得成功的人一定是个选定一行并持之以恒的人。令人惊讶的是，大多数企业家很少重视在自己所投资的领域里获得的巨额利润。世上的每一位制造商都需要淘汰并更新他工厂里的一些机器设备，但他们宁愿通过多领域投资获取大笔红利，也不愿把钱花在增添机器设备、更新技术工艺上面。而且，据我所知，大多数企业家都会购买股票或投资其他行业，尽管真正的金矿就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
我一直坚守这个重要的原则，这也是我比其他人，甚至是董事会的董事们能更好地管理资金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一个商人在他从业生涯中遭遇的重挫往往不是在他自己的行业，而是在他并不精通的其他行业上所遭遇的。我奉劝年轻人，一旦选定了目标，不仅要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注在一个行业上，而且还要把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投进去。如果业务无法再扩展了，或是无法再创办一些其他有发展前景的行业，那么明智的做法是把富余的资金投资于一流的证券，这样能获得稳健可靠的收益。我自己早已决定，要全身心地投入于钢铁制造业，而且要做成行业的龙头。
我经常出访英国，有机会结识了钢铁行业的杰出人士。贝西默就是这个行业中的领军人物，还有洛锡安·贝尔爵士、伯纳德·塞缪尔爵士、温莎·理查兹爵士、爱德华·马丁、宾格利、埃文斯，以及这个行业中的其他重要人物。我被选入行业协会，不久后又当选为英国钢铁行业协会会长，成为首位非英国国籍的会长，这真是莫大的荣幸。尽管当初我婉言拒绝，因为担心自己长期居住在美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履行会长的职责。
为了建造桥梁和其他建筑工程，我们不得不从事熟铁制造。现在我认为我们可以生产自己的生铁了，这促使我们在1870年建造了露西高炉——如果当初我们能全面意识到这项工程的巨大，一定会延期实施。我们时常从钢铁制造业的老前辈们那里听到一些有关我们公司快速发展和扩张的不祥预言，只是我不以为意。我们觉得，我们有足够的资金和信心来建造一座高炉。
然而，高炉的预算成本不及实际支出的一半，这对我们是一个考验。克洛曼先生对高炉的操作一无所知，但即便如此，我们也没有遇到太严重的问题。露西高炉（以我弟媳的名字命名）的产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当时，一台高炉每天100吨的产量，这是史无前例的，相当于以前一周的产量。我们创造了纪录，很多参观者观看以后万分惊叹。
然而，我们的钢铁生意并不是一帆风顺，有时也会遇到麻烦。战后那几年，有段时间铁的价格从每磅9美分跌到每磅3美分，但我们还是安全度过了这一时期。记得当时许多公司都破产了，我们的财务经理为调集资金应对急需，忙得晕头转向。经历了多次危机，我们公司依然坚持下来了。但是，与其他生意相比，生铁制造牵扯了我更多的精力。当时，英格兰著名的惠特威尔兄弟公司的高炉被广泛使用，惠特威尔先生在这方面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惠特威尔先生前来参观我们的露西高炉时，我对他说了我们当时遇到的困难。他立即说：
“那是由于料钟的角度不对。”
他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改动。克洛曼先生并不相信这一点，但我极力主张建造一个小型的玻璃熔炉，配两个料钟，一个料钟按照露西高炉的结构，另一个按照惠特威尔先生所建议的摆放。这样做好以后，我们紧接着做试验，结果正如惠特威尔先生预料的那样。以前，我们的料钟摆放在高炉一侧较远的位置，偏离密集中心，只能渗入部分气流，导致热量损失。惠特威尔先生设计的料钟结构能使气流穿过中心区块。这两种方式的效果完全不同，露西高炉的难题解决了。
惠特威尔先生是一个多么友好、大度、宽厚的人啊！他不计较得失，毫无保留地将他的知识传授给我们。作为报答，我们也用从其他部门学来的新技术帮助他的公司。此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对惠特威尔公司总是敞开心扉、倾囊相助。（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很高兴惠特威尔兄弟还有一位健在，我们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他是我的前辈，曾在我之前任英国钢铁协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