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顺应天时、地利、人和，掌控命运的走向
反达尔文
当我俯瞰人类的伟大命运时，大吃一惊，我目睹的总是达尔文及其学派的观点与主张的反面。达尔文学派主张有利于强者和成功者的自然选择与物种进步，然而这种学说的反面却甚嚣尘上：幸运者被淘汰，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庸之辈与劣等类型不可避免地成了主人。假如人们没有向我们阐明为什么人是所有生物中的一个特殊物种，那么我就可以武断地声称达尔文主义漏洞百出。我认为权力意志是一切变化的终极原因与特性，权力意志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出现有利于特殊者与幸运者的自然选择。当强者与幸运者面对组织起来的群氓的本能、面对大量的弱者时，他们就会感到恐惧而变得软弱无力。我的价值观表明：在现代人类的最高价值体系中，幸运者与优选类型并不占优势，占上风的是颓废类型。也许世上除了这出不受欢迎的闹剧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引人入胜的趣事了……
人们总是认为强者是与弱者对立的，幸运者是与失败者对立的，健康者是与羸弱者、遗传病患者对立的。这话听起来有些离奇。如果我们要将现实表述为某种道德训喻，那么这条训喻就是：中庸之才比特殊者更有价值，颓废者又比中庸之才有价值，遁入空无的意志胜于生命意志。用基督教、佛教和叔本华的话来说，总目标就是：不存在胜似存在。
我愤然反对将现实表述为如此的道德训喻，因此我满怀着深仇大恨断然否定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创造了一套敏感的词句与姿态，为可怕的现实披上了一件公正、道德与神性的外衣……
我看见所有的哲学家与学术都屈服于现实。现实与达尔文学派所鼓吹的生存竞争截然相反，健全者与幸存者的生命和生命的价值常常受到损害，这种现象俯拾皆是。达尔文学派的主张大谬不然，他们非常盲目，后来甚至在人类学领域也形成了错误的观点。这种盲目是如何形成的呢？物种进化论是最不理智的世界观。物种只是等级而已……
较高级的有机体是从低级有机体进化而来的，这种观点迄今为止尚未得到证实。
我看见的是：低等物种凭借数量、聪悟与诡计而占据了优势。我从未窥见偶然的变异带来了某种优越性，至少不是长久的优越性。这一点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偶然的变异是如此频繁。
我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人们常说的“大自然的残酷性”的：大自然对它的幸运儿总是残酷无情，而对低贱者则倍加怜惜、保护与宠爱。
总之，某一物种的幸运儿和强者占优势也许不能保证该物种力量的增长，而中等与低等类型占优势则可以确保该物种力量的壮大……后者产量丰富，并且具有持久性，而前者则时常遭遇危险、迅速毁灭和数目剧减的厄运。
——[德国]尼采
哲思录：
人们大都已经认同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说法，认为优胜劣汰是理所当然的法则，但是仔细想一下，尼采说的不无道理。还有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那就是：幸运者被淘汰，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庸之辈与劣等类型不可避免地成了主人。
有人说，人间自有公道在，付出总有结果。可是世界上没有百分百的公正，我们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在适应社会环境的同时，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
论命运
确信某种天命的主宰，或者相信冥冥之中有某种超然的东西在驾驭着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的大小事情——这在各个年代、时期都极为普遍和流行，甚至那些对迷信把戏感到反感的思想家有时候也会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而这跟任何既定的教义完全无关。反对这种信念的首先是这一事实：这种信念，一如其他所有信奉神祇的信仰那样，并不出自于“认识”，而只是“意愿”（或“意欲”）的产物；也就是说，它首先是我们的贫苦状态的产物。这是因为那本来只应由认知所提供的、构成这一信念的素材，其源头可能是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偶然和变故无数次别出心裁地使我们事与愿违，但事情的最终结果有时候是对我们有利的，或者是间接地使我们得到极大的好处。在诸如此类的情形里，我们认出了冥冥之中的命运之手，尤其当命运无视我们的见解，甚至以我们讨厌的方式引领我们踏上幸运之途的时候，我们就更能清楚地看到它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会说：“虽然我的船只触礁了，但旅途总算一帆风顺。”我们自己做出的选择和命运的引领在相互对照之下，可谓泾渭分明，我们可以感觉到后者更胜前者一筹。由此，当我们偶然遭遇逆境时，我们就会用这一句经常被证明是千真万确的话安慰自己：“这或许会是好事情呢，谁知道？”这种看法其实源自这一观点：虽然偶然统治着这一世界，但错误也是它的统治伙伴，我们既臣服于前者，也同样受制于后者。现在我们看来是不幸的事情或许正是一件大好事。这样，在我们避过了偶然，转而求助于错误时，我们只是逃离了一个世界暴君的打击，却投向了另一个作弄人的暴君。
除了上述这一点以外，把纯粹明显的偶然事件视为带有一定的目的，确实是一个大胆无比的想法。不过，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在其一生中至少一次曾经明确地产生过这一想法。
的确，当一个人回顾人生历程中的细节时，一生中所发生的一切有时候显得像早就安排好了似的，而出现过的人物就犹如在一部戏里循例登场的演员而已。这一超验宿命论不但包含不少慰藉的成分，或许还有许多真实的东西。因此，在各个时代，这一思想甚至成为了人们宣讲的信条。在这里，有必要提及一段完全不带偏见的证词，它出自一个年逾古稀、饱经世故的宫廷大臣。90岁的涅布尔在一封信里写下了这一段话：“经过仔细的观察，我们会发现许多人的一生都有某种规划——这一规划通过人们的自身天性或者通过外在的情势得以实施，好像预先就被细致地确定了下来。尽管人们的生活状态起伏不定和变化多端，但到了人生的最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统一体——这里面有着某种确切的和谐一致……虽然某一确切的命运在隐秘地发挥着作用，但这命运之手仍然清晰可辨，外在影响或者内在冲动伴随着它而动，甚至相互矛盾的原因都常常结合起来向着这命运之手的方向活动。不管人生进程如何迷惘、混乱，动机和方向总会显示出来。”
我这里所说的每个人一生中的某种规划性，可以部分地从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呆板如一的性格得到解释：这一性格始终把一个人拉回到同样的轨道上去。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和准确地认出与自己的性格至为吻合的东西。一般来说，他根本不是从清晰的思维意识中认出这些东西，而是直接地，就像本能一样地循着自己的性格行事而已。
由于这一特性，每个人都会追求和抓住适合自己的东西，他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清楚为何会这样做。他这样做既非受到外在的影响，也不是由于自己的虚假观念和偏见所致，这情形就像在沙滩上被阳光孵化的水龟，它们破壳以后马上就会径直向海里爬去，这时它们甚至还没有发现海水的能力。这是我们内在的罗盘，一种神秘的冲动引导我们准确地走上那条唯一适合我们的道路。不过，也只有当一个人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以后，他才会发现这条道路始终如一地通往同一个方向。
先知耶律米亚说过：“每个人的行事并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指挥脚步的并不是行进中的那个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的行事是两种因素作用之后的必然结果：其一是我们的性格——它固定不变，并且只能逐渐地为我们所了解；其二就是动因（动机）——它存在于外在，随着世事的发展而必然出现。在性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动因决定了既定性格的作为，其必然性可以与机械活动的必然性相提并论。对事情随后的发展过程作出判断的自己是认识的主体，性格和动因对于这个认识主体而言是陌生的，这个认识主体只是对这两者作用的效果评头品足的旁观者。这样，它当然有时候就会大惊小怪了。
“命运引领顺从者，但拖曳不情愿的人。”（塞尼加语）这一力量还必须以一条贯串一切事物的无形线绳，把那些不曾被因果键互相连接起来的事物结合起来，这样，这些事物才可以在必要的时候走到一起。因此，这种力量完全主宰着现实生活中的连串事件，就犹如一部戏剧的作者主宰着他的戏剧中的事件一样。首要和直接地干扰了事物有规律的因果发展的偶然和错误，只是这力量无形之手所运用的手段而已。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一条循着时间方向的因果链上的某一特定一环。由于空间的关系，无数条这样的因果链相互并存着；它们并不是彼此陌生和互相没有丝毫的关联。相反，这些因果链以多种方式纠缠在一起。例如，同时发挥作用的多个原因——这些原因各自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都源自更早的一个共同的原因，这些原因与更早的原因之间的关联就犹如曾孙与曾祖父一样。在另一方面，现在产生的某一特定的结果通常需要许多不同原因的巧合，而这些彼此各异的原因都是它们所在的、由过去发展而来的那条因果链上的一环。于是所有那些顺着时间方向移动的因果链，共同形成了一个多方缠绕的巨网，这一巨网连同它囊括的一切同样顺着时间的方向移动，正好构成了世界的发展进程。如果我们顺着时间的方向用经圈把那些因果链表示出来，同时发生的并且为此原因互相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的因果链，可以在任何一处以纬圈标出来。这样，虽然处于同一纬圈的所有事情之间没有直接互为因果，但是，由于这整个网络的交织相连，或者说，那向着时间方向滚动的所有因果构成一个整体的缘故，所以，这些事情之间仍然有着一种间接的联系。它们在此刻的同时并存是一种必然。正是基于这一道理，在更高的意义上而言一件必然发生的事情，它之所以发生的一切条件就会巧合地走到一起——这种事情的发生也就是命中注定了的。
——[德国]叔本华
哲思录：
在茫茫宇宙中，我们有时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个迷茫不知所措的孩子。我们能感觉到似乎有某种力量在掌控着我们的命运，同时又无法很确信触摸到的究竟是什么。
真有一种深不可测的隐性力量在掌控着我们的命运吗？有，但是掌控我们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两把钥匙。一把是性格，我们稍稍能掌握；一把是外界的偶然与必然性因素。我们命运的密码就掌握在我们的性格里，我们内在的性格基因与冲动、压抑会操纵我们的情绪、行为方式等，让我们做出不同的选择，走不同的道路。这是决定我们命运的内因。而外在的偶然与必然性因素，如天时、地利，大多是我们不可控的。内因与外因的共同作用造就了我们的不同命运。
缘分与命运
缘分与命运本来是两个词儿，都是我们口中常说，文中常写的。但是，仔细琢磨起来，这两个词儿含义极为接近，有时达到了难解难分的程度。
缘分和命运可信不可信呢？
我认为，不能全信，又不可不信。
我绝不是为算卦相面的“张铁嘴”、“王半仙”之流的骗子来张目。八字算命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只要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就能揭穿。试问普天之下——番邦暂且不算，因为老外那里没有这套玩意儿——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孩子有几万、几十万，他们一生的经历难道都能够绝对一样吗？绝对不一样，倒近于事实。
可你为什么又说，缘分和命运不可不信呢？
我举一个异常简单的事实。只要你把你最亲密的人，你的老伴——或者“小伴”，这是我创造的一个名词儿，年轻的夫妻之谓也——同你自己相遇，一直到“有情人终成了眷属”的经过回想一下，便立即会同意我的意见。你们可能是一个生在天南，一个生在海北，中间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偶然的机遇，有的机遇简直是间不容发，稍纵即逝，可终究没有错过，你们到底走到一起来了。即使是青梅竹马的关系，也同样有个“机遇”问题。这种“机遇”是报纸上的词儿，哲学上的术语是“偶然性”，老百姓嘴里就叫做“缘分”或“命运”。这种情况，谁能否认，谁又能解释呢？没有办法，只好称之为缘分或命运。
北京西山深处有一座辽代古庙名叫大觉寺。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流泉，有300年的玉兰树，200年的藤萝花，是一个绝妙的地方。将近20年前，我骑自行车去过一次。当时古寺虽已破败，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去年春末，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欧阳旭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剪彩，原来他下海成了颇有基础的企业家。他毕竟是书生出身，念念不忘为文化作贡献。他在大觉寺里创办了一个明慧茶院，以弘扬中国的茶文化。我大喜过望，准时到了大觉寺。此时的大觉寺已完全焕然一新，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玉兰已开过而紫藤尚开，品茗观茶道表演，心旷神怡，浑然欲忘我矣。
将近一年以来，我脑海中始终有一个疑团：这个英年岐嶷的小伙子怎么会到深山里来搞这么一个茶院呢？前几天，欧阳旭又邀我们到大觉寺去吃饭。坐在汽车上，我不禁向他提出了我的问题。他莞尔一笑，轻声说：“缘分！”原来在这之前他携伙伴郊游，黄昏迷路，撞到大觉寺里来。爱此地之清幽，便租了下来，加以装修，创办了明慧茶院。
此事虽小，可以见大。信缘分与不信缘分，对人的心情影响是不一样的。信者胜可以做到不骄，败可以做到不馁，决不至胜则忘乎所以，败则怨天尤人。中国古话说：“尽人事而听天命。”首先必须“尽人事”，否则馅儿饼绝不会自己从天上落到你嘴里来；但又必须“听天命”，人世间，波诡云谲，因果错综，只有能做到“尽人事而听天命”，一个人才能永远保持心情的平衡。
——季羡林
哲思录：
生命中会有一些很偶然的因素，我们暂且把它称之为缘分。缘分有可能会改变我们的命运，但是，缘分犹如买彩票，中不中奖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胜不骄败不馁，保持一颗平常心。
关于习惯
人们根据动机来思考问题，根据学问和知识来说话或者演讲，而他们的行动，则大部分是根据习惯。
马基雅弗利曾经说过一句很妙的话：不要相信性格的力量，也不要相信言语的大胆，除非它们有习惯作为支撑。他举了一个例子（虽然是一个邪恶的例子），如果要实现一个你死我活的谋杀阴谋，在挑选刺客时，不应该找一个生性残忍、凶猛或者决心坚定的人，而应该找那些手上曾经染过血的刺客。
也许马基雅弗利似乎不知道刺杀了亨利三世的克雷姆，刺杀了亨利四世的瑞瓦雷克以及行刺了威廉公爵的约尔基和杰尔徳，这些都不是沾满鲜血的职业杀手（此说所说的几位刺客都是14～15世纪的人。克雷姆行刺法王亨利三世；瑞瓦雷克刺杀亨利四世；约尔基谋刺荷兰威廉公爵未成功，后来公爵被杰尔德刺死）。尽管如此，他的话还是有道理的。天性、诺言的力量都没有习惯的力量强大。很多时候，结果往往是从前做些什么，后来依然做什么。也许只有宗教狂热的力量才可与之相抵。除此之外，习惯的胜利随处可见，以致一个人尽可以诅咒、发誓、夸口、保证——到头来还是做和以前一样的事情。好像一个人变成没有生命，他的生活只是由习惯的车轮所推动。
我们可以看看社会的习惯到底什么样，它们更为可怕。例如印度教徒（我指的是他们中的智者教派），为了遵守宗教的惯例，竟可安静地卧于柴堆上，引火焚身，让自己作为牺牲品。他的妻子，居然也心甘情愿地与丈夫一起成为火神的祭品。古代的斯巴达青年，每年都要跪在狩猎女神的神坛上承受笞刑，据说这样做是为了锻炼吃苦的耐力。我记得在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初期，曾有一个被叛死罪的爱尔兰造反者，因为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而受到了责难，他请求绞死他时依照他们本族的习惯用荆条而不用绳索。在俄国有些僧侣，据说是为了赎罪，要在凉水里浸泡上一整晚，直到水被冰冻上为止。诸如此类的事例太多了，习惯不仅控制人们的心灵而且主宰了人们的身体。
因此，既然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可以主宰人的力量，那么人们应该通过各种方法建立一种好的习惯。可以肯定，习惯如果从幼年就开始养成，最为完美。这就是教育为什么在幼年时候效果最好。我们知道，幼年学习过的母语，常常是终生不忘，而且运用自如。但是在中年以后再学的新语言，就远远不如母语顺溜了。在体育运动上也是如此，幼年时的锻炼使关节更为适合各种运动。当然也有一些人，性格似乎没有被固定，易于接受新的习惯或者风俗，但这种人毕竟非常少。
此外，如果说一个个体的习惯力量非常强大的话，那么一种集体的习惯，其力量更是强大无比。当然，健全的社会环境最有利于培养道德良好的社会公民。（这一思想是借用毕达哥拉斯的名言。有人问应如何教育子女，他答：“让他在一个具有良好法制的社会中做一个好公民。”）在这方面，国家与政府只能对美徳加以滋养培育，而无法播撒美德的种子。问题在于，这种最为奏效的方法也是最难实现的。
——[英国]培根
哲思录：
我们每个人都有后天自然形成以及培养起来的习惯，正是这些习惯，使我们成为与别人不同的生命个体。习惯是潜意识的活动，就像计算机的各种软件，一旦启动就按既定的程序演绎，所以我们要从小养成好习惯。
关于幸运
毋庸置疑，一些外在的偶然因素常常会影响人们的运气、爱好、机遇、死亡以及施展才能的机会等，但是一个人的幸运还是靠他自己。正如一位古代诗人所说：“每个人都是自身‘幸运’的设计师。”
我们经常看到，在幸运的外部因素中，经常有一方的愚蠢失误恰好给了另一方机会，但是没有人会因为别人的错误而很快成功。
炫耀外表的才能纵然受人赞美，而深藏不露的才干则能给人带来幸运，无疑这需要一种难以言传的自制与自信。西班牙人把这种本领叫做“潜能”（desemboltura），是指一个人具有既不固执也不桀骜不驯的本性，他思想的车轮与他命运的车轮保持一致。但这只是部分地表达了它的含义。
如果对一个人深入细致地观察，是可以看到他的命运的。因为幸运之神虽然被蒙上了双眼（欧洲传说中的幸运女神，是蒙着双目飞行于人间的），但她并不是什么也看不见。
命运的道路好像天空中的银河，它是由无数颗小的恒星汇集而成的，这些恒星作为个体并不显眼，但作为整体光辉灿烂。同样一些微不足道依稀可见的美德，或者适当的才能和习惯组成了个人的“幸运”银河。
意大利人喜欢带有一点“傻”气的人。这些人在谈到一些可能出错的事情时，会将话题转到一些信息量少的事情上。是的，再没有比有一点傻气和不太诚实会使人更幸运的了。因而一个极端的爱国者或者一个极端的忠君者永远都不是幸运儿，因为当一个人把自己思想的权利交给他人而不关心自己的时候，他就不会走自己的路了。
意外的幸运会使人冒失、狂躁、实践得来的幸运却使人强干。命运值得我们崇敬，因为她有两位女儿——一位叫自信，一位叫光荣。幸运自身生出自信，而在其他人中幸运生出了光荣。
所有的智者从不夸耀自己的成功，他们把它归功于上帝和幸运；这样他们能够更好地设想他们自己的命运，享用这些德行。恺撒曾在暴风雨中对水手说：“放心吧，恺撒坐在你的船上！”而苏拉则不自称为“伟大”的人物，只称自己为“幸运的”（苏拉，古罗马统帅、独裁者，自称“幸运的苏拉”）。
人们可以在历史中发现，凡是公然地把成功过多归于自己的人，最后结局常常是不幸的。例如，史料记载，雅典人提莫休斯（古罗马将领），自从在呈送政府的报告中说他的成就没有一点幸运的恩眷之后，他所从事的事情就再也没有成功过。
的确，世间有一些人，他们的幸运流畅得犹如荷马史诗，有时甚至比史诗里的诗句还要顺畅。例如，普鲁塔克（古希腊传记作家、散文家）就曾以泰摩列昂（古希腊军人）的好运气与阿盖西劳斯（公元4世纪斯巴达国王）和埃帕米农达（古希腊军人）的幸运相对比，并由此感叹。一个人如此幸运，这种幸运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他自己。
——[英国]培根
哲思录：
虽然天降的好运人人向往，但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时候，无缘无故降临的好运往往是一个充满了诱惑的陷阱。因为我们内心的贪欲就是骗子的迷魂药。只有通过努力和实践得来的幸运才是最踏实安稳的。
热爱既定的命运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这都是你能够做到的：虔诚地接受命运分配给你的一切，公正地对待你周围的人，谨慎地保持你现在的想法，防止那些你还没有完全把握的念头混入你的思想。
不要顾念别人的理性是怎样的，只管注意引导自己的本性就好，这里说的本性，既是宇宙的本性（体现在你所遇见的那些事情上），也是你自己的本性（体现在你必须要做的那些合乎你自身的事情上）。每一样事物都应当按照它本性进行，其他的一切生物都是为了理性生物而创造的——就像低级的事物总是为了更高级的而存在一样，理性动物又是为了互惠互利而存在的。因此，人本性的重要原则就是为他人谋利。第二个原则首先是要抛弃肉体感官的欲望。因为拥有理性和智性的行为有它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克制自己，不受感官欲望和激情的引诱；因为感官欲望和激情是和牲畜没什么区别的，理智行为却是一种高级的行为，不可能被低级的行为支配。其次还要保持健全的理性，因为那是本性赋予我们以实现其目标的。第三个有理性的人应该遵循的原则是：不草率地作出判断，不听信谗言。让你的理性沿着这条道路行进吧，认真遵循这三个原则，你一定会获得成功。
假设现在你的生命即将结束，从这以后的时间是神恩赐给你的，那么按照自己的本性，好好地度过接下来的日子。
热爱你所遇见的一切，接受神为你编造的命运之线。对于你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适合吗？
如果遭遇不幸，想想那些同样遭遇这些的人，他们是怎样的烦恼，怎样的诧异，怎样的怨恨啊！现在这些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不知道。难道你想和他们一样吗？为什么不把这些不合本性的情感留给那些改变别人或者被别人改变的人呢？为什么不考虑如何把你遭遇的这些转变为对自身有益的教训呢？因为你能充分运用它们的话，它们就会变成你自己的经验。只要记住，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做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情；另外还要记住，无论怎样做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情，你所借鉴的经验本身是没有善恶之分的。
——［古罗马］马可?奥勒留
哲思录：
运用自己的本性，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认真对待自己所拥有的条件，公正地对待你身边的人，努力让你的思想和技艺更加完美。在没有思考之前，不轻易下判断，或是做决定，不让一些表面现象蒙蔽双眼。
热爱自己的命运，因为这是最适合你的，别自暴自弃，那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意，不认真对待，那别人也不会好好待你。因为一个人对最合适自己的东西都感到不满意，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
从不幸中解脱
在这可悲的环境里，在漫长的忧虑后，我并没有陷入命中注定的绝望里，反而拥有了祥和、安宁，甚至是幸福。因为，我每天都在快乐地回忆往事，我所盼望的明天，也是这样的日子。
这种转变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原因只有一个，我懂得了坦然地面对人生，毫无怨愤。我曾经千方百计地寻找种种依托，这些依托却逐一消亡。后来，我归于常态。尽管我此时遭受来自各方的压力，但我并未跌倒，因为我不再寻求什么依靠，我只依靠我自己。
在过去反对别人的意见时，我为自己披挂着别人的观点枷锁而感到不自在。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他所敬爱的人的关怀。当我对大众，至少某些人有好感的时候，我就不能不在乎别人对我所作的评价。当时我发现大众的判断是公正的，但我没有察觉这种公正本身就是一个巧合的产物。人们的看法和本人建立的法则，只是源自他们的激情或是偏见，但激情和偏见本身又是他们的看法的产物。就算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也常常是以错误的原则为出发点的。比如当他们虚情假意地崇拜某个人的某项功绩时，并不是出于公正的态度，而是想要在别的方面任意地诽谤这个人。
在进行了长久但毫无收获的探求后，我发现他们都无一例外地主张那种由邪恶的思想创造出来的最荒诞、最不公正的体系。我觉得他们在对待我的时候，既没有理智，也不讲道理。我看到整整一代人在他们头脑盲目疯狂地支配下，去攻击那些善良、与他们无冤无仇的可怜的人。我不管怎样也无法找到一个公正的人，最后只能无奈地吹熄灯笼，高喊一声：“这种人已经消亡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在这世上已是孑然一身了。对我来说，我的同代人都是机器，他们完全依靠外力的作用，而我只能运用运动学的法则测算他们的行为。我猜想着他们的动机和情绪，但无论如何也不能解释他们的所有行为。这样一来，对我来说，他们的内心运作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觉得他们就是一只只具有不同运动方式的动物，是没有道德观念的动物。
对于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所有迫害，我们注重的是动机而并非结果。一块从房顶掉下来的瓦片也许会使我们受到重创，有意射向我们的一颗小石子却更让我们寒心。攻击有时会落空，但动机达不到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命运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容易感知到肉体上的痛苦。当不幸的人不知道应该把他们的不幸归咎给谁的时候，就会把不幸归咎于命运，并把命运人格化，觉得它长了眼睛，有了思想，存心来折磨人。就像一个输得精光的赌徒，他异常愤怒却不知向谁发泄。于是，他就认为是命运在捉弄他，当有了一个发泄的对象之后，他就把满腔的愤怒统统喷向这个臆想出来的敌人。明智的人则把降临到身上的所有不幸当成盲目的客观必然性对他的打击，这样他就不会缺乏理智了。在痛苦的时候，他也会高声叫喊，但他不会怒火冲天。他遭到不幸的时候，只感到皮肉的痛苦，这些攻击尽管能伤害他的身体，但他的心灵不会受到伤害。
想做到这点非常不易，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就此结束，就相当于留下了祸根。这个根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只有在自己的身上找原因，才能根除它。这是我开始恢复常态时的深刻感受。当我极力为我的遭遇寻找解释时，理智告诉我那是荒唐可笑的。这时，我明白了，既然我不知道所有的动机、手段和方式，我也就不必再去解释了，而应该把它们看成是无所谓的。我应该把命运里的所有细节都当成纯粹的命中注定的行为，没有方向，没有意图，也没有伦理的动机。我学会了顺从，既不辩护，也不反抗；我也懂得了我在这世间所要做的事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消极被动的人，我忍受命运的摆布，不再对抗我的命运。我对自己如是说着，我的心灵和理智都认同了我的观点，不过我仍然可以感到一种怨恨的感觉存在于心里。这怨恨怎样来的呢？我思索着，后来我终于发现那是我的自负之心，它在怨恨人们之后，又来反抗理性。
这个发现来之不易，一个受到迫害的无辜的人总是把自我的骄傲当成对正义的热爱。我一旦发现这个真正的源头，它就会干涸，至少也得改变其方向。自豪的心灵的最大动力就是自尊心，但自负心却充斥着种种幻想，把自己掩饰起来，并让人误以为是自尊心。当这场骗局终于被揭开的时候，自负心就暴露出来，它那迷惑人的伎俩也就不再可怕了。尽管我们不能抹杀它，至少可以抑制它。
我的自尊心从来都不强烈。可是当我生活在上流社会时，尤其是我当了作家以后，这种人为的情感却在我的内心膨胀起来。我当时的自负也许不如别人表现得那么强烈，但它也是相当惊人的。我遭受的惨痛教训很快就把这种自尊心禁锢在最小的范围里。我开始反抗那些不公正的事情，结果却是对这些事嗤之以鼻而告终。通过自我省察，把所有让它膨胀的原因统统斩断，放弃攀比，摆脱偏爱，把洁身自好作为满足。所以，自负之心又重新变成自爱之心，我也返回到人性的正常渠道中，从而把我从舆论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
——[法国]卢梭
哲思录：
不幸的根源往往是我们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的喜怒哀乐皆由别人的眼光而起。公众的舆论甚至能将我们打垮。我们所寻求的各种依托都是没有用的，唯一的依靠就是我们自己。当我们不在乎别人的评价时，我们才能从不幸中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