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胡雪岩的钱店开遍南北，各省大吏、京城显贵纷纷到胡雪岩处托存私款，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恭亲王奕忻（1832-1898年），他是同治帝的叔叔、光绪帝的伯伯。还有文煜，此人是满州正蓝旗人，由官学生授太常寺库使、累迁刑部郎中，历任直隶霸昌道、四川按察使、江苏布政使、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福州将军、署闽浙总督，到1877年（光绪三年）擢刑部尚书，1881年（光绪七年）做了协办大学士，文煜自己的地位相当于副宰相，他与奕忻还是儿女亲家（文煜的女儿是奕忻长子的嫡福晋），他在宦海弄潮多年，搜括了不少民脂民膏，在阜康银号中存银就有70万两。此外，福州布政使沈保桢在阜康的存款也有38万两。
胡雪岩接受达官贵人的存款，使这些人有一个转移赃款的避风港，还可坐收丰厚的利息，而胡雪岩也通过与这些特殊储户的交往，获得了大官的支援，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扩大了钱庄的影响。
当然攀龙附凤不是正当的竞争手段，只会获得短时间的畸形繁荣，胡雪岩过分与封建势力联结一起，结果在他破产时，也正是这些官僚投井下石，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关于这一点，留待后面再作论述。
2．本事、生意、做官
旧式商人有个普遍心态，那就是人有不如己有，求人不若求己，巴结大官显要比不得自己置身于官场来得便捷。商人重利，这“利”不仅指钱财，当然也包括“功利”。晚清时，虽然已有人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举1908（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均有中书衔，16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1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问衔各2人，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3人。这说明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地位。
与胡雪岩在生意上有合作关系的南浔“四象”（大丝商资财在银洋500万元以上的称“象”，100万元以上者为“牛”，10万元以上者叫“狗”）之一的庞云曾（1833～1889年）以儿子庞元济（1864～1949年）的名义，向清廷损献10万两纹银，作为赈济河南、直隶灾害，经李鸿章奏请，赏庞元济为举人，特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
胡雪岩在1860年（咸丰十年）自开钱庄富裕起来以后，就纳赀从一名胥吏成为道员。左宗棠镇压浙江太平军后，于1866年12月5日（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九日）上了《克复严州等县城及援皖援江原保各清单》，要求把当时已是运司衔江西试用道的胡雪岩改为福建补用道，并加按察使衔。”新疆收复以后，朝廷褒嘉其功，以江西候补道用，并赏布政司衔。还“赏头品衔翎，三代封典”。在此之前，左宗棠于1873年5月（同治十二年四月）特地上折为胡雪岩的母亲胡金氏请了匾额，这样，母以子贵，门楣也光大了。可是胡雪岩没有以此为满足，他一心想弄件黄马褂穿穿，早在西征过程中，当左宗棠在甘肃指挥军务时，他就托人向左提出了这个要求。
在清朝，赏穿黄马褂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昭（1776～1829年）在所着《啸亭杂录》记载黄马褂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舆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可见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着功勋的文武大臣才有资格赏穿黄马褂。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生的左宗棠也是在53岁那年，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一向由皇帝主动特旨赏赐，哪有臣下指名讨赏的道理。
左宗棠为了胡雪岩一不怕碰钉子，二煞费苦心做文章。他开始打算在赈案内保举胡，经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觉得纵然获皇帝特旨谕允，也难过部验一关，于是，在1878年3月26日，左宗棠上疏请求皇帝饬令吏、兵两部于陕甘、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谭钟麟，其中提到：“即以时务言之，陇事艰难甲诸行者，部章概以一律，亦实未协也。……缘雪岩为弟处倚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本为朝庭所洞悉，上年承办洋款赡我饥军，复慨出重赀恤兹异患，弟代乞恩施破格本属有词，非寻常所能援以为例。……如尊意以陕赈须由陕西具奏，则但叙雪岩损数之多，统由左某并案请奖，亦似可行。”4月12日，左宗堂又写信给谭钟麟，说：“实则筹饷之劳惟雪岩最久最卓，本非他人所能援照，部中亦无能挑剔也。”10天以后，左在给谭钟麟的信中指出：尽管黄马褂非战功卓着者不敢妄请，但它大致依照花翎的章法，胡雪岩既然已得花翎，已类似战功之赏，而且他对全国各地水旱灾害赈损达20万，谁能比得上？由此左认为替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也并不过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经过一番周密计划，左宗棠终于在1878年5月15日郑重地上了《道员胡光墉请破格奖叙片》，除记述胡雪岩办理上海采运局务、购枪借款、转运输将、力助西征的劳绩，还长篇累牍地罗列了胡雪岩对陕西、甘肃、直隶、山西、山东、河南等省灾民的赈捐，估计数额达20万左右，“又历年捐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其好义之诚，用情之挚如此”。左宗棠在奏件中还发誓：“臣不敢稍加矜诩，自蹈欺诬之咎”。这样，胡雪岩既有军功，又有善举，还有被朝廷倚为肱股重臣的左宗棠的担保，清廷果然批准给胡雪岩穿黄马褂，皇帝还赐允他紫禁城骑马。胡雪岩在杭州城内元宝街的住宅也得以大起门楼，连浙江巡抚到胡家，也要在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只是正二品。乾隆时期的盐商曾因巨额报效而获红顶，但像胡雪岩这样既有红顶子又穿黄马褂、享有破天荒殊荣的却是绝无仅有，难怪这位特殊的官商被人称为“异数”。
胡雪岩是晚清时官商中最特殊的人物之一，既有官的荣耀，又有商的实惠。但他并不坐衙门、拍木升堂，而仍以经商为业，这说明他只是想借助于职衔、封典来抬高自己的身价，增强自己在商业中的竞争能力，换一句话说，胡雪岩的红顶子、黄马褂是服务于他的生意经的，这点与江苏武进人盛宣怀（1844～1916年）不同。盛在1870年入李鸿章幕，以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很得李的信任，1873年后由轮船招商局会办升为督办。1879～1896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天津海关道、山东登莱兵备道兼东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兼津海关监督。他虽然办了不少实业，却也正儿八经地做官，所以《慎节斋文存》如此评说：“光墉亦不欲居官，与盛宣怀渐窥台司者，行径又异。”
3．银号、钱庄、当铺、金融网
胡雪岩的事业主要由金融、药业、丝茧贸易三大部分组成，其中金融是他支撑自己事业的顶梁柱，有句话叫“经商不理财，等于瞎胡来”，这个“理财”从狭义上讲是建立好财会制度，管理好账目，但从广义上，特别是对于胡雪岩这样一身兼多样事业的人来讲，“理财”还包括构筑自己的金融体系，以支撑整个商局。
胡雪岩在杭州自开阜康钱庄后，很快把目光投向纷繁豪华的十里洋场上海。上海地处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带的中间，是进出长江口的门户，交通便利，与内地联系密切，与上海毗邻的浙江，早在唐宋时期就与它有货运贸易，称得上历史悠久，在上海开埠以前，在那里从事工商业的浙江人在各地客商中占大多数，故而“浙江帮”名气很大。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外商麇集，及至太平天国战起，各地富绅避居于此，斥巨资经商或开钱庄，上海更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胡雪岩也看中了这点，在太平天国时期，在上海开设了阜康雪记钱庄，一方面是为了躲避战乱，转移部分资金，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在这个大市场上抢块地盘。浙籍商人在上海经营的钱庄早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就已有了相当的地位，可像胡雪岩这样影响巨大的却是极少的。
胡雪岩是钱庄学徒出身，对钱业经营自然轻车熟路，《安定遗闻》记述这样一件事：有个姓敖的四川人，在萧山县署当幕僚，拿了500两银子，走遍杭州城中的钱店，都说银质次劣不予兑换。他只好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来到阜康钱庄，不料胡雪岩看了银子，笑着说：“这是上等实纹，有什么可怀疑的？”最后交易成功。敖某亲身感受胡雪岩既慧眼识货，又有善待顾客的经商作风，返署后赞不绝口。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传出了口碑，“一时达官显贵争以存资阜康为荣，故阜康之发达一日千里，由钱肆而银号，不十稔（年），分号遍全国，积资三千万有奇，声名洋溢，妇孺咸知”。
刘体智《异辞录》说：“光墉藉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钱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官商寄顿赀财，动辄巨万，尤足壮其声势。”《越缦堂日记》说“其出入皆千万计。都中富者，自王公以下，争寄重资为奇赢。”阜康分号几遍全国各大工商业城市，如宁波设有通泉钱庄。
在胡雪岩时代，银号是比钱庄规模更大、资金更雄厚的金融机构。它与钱庄一样，通过存款、放款、汇兑、储蓄等业务承担信用中介任务。
鸦片战争后，为适应开埠通商以后经济活动的需要，中英在1843年签订的《五口通商章程》中规定：“海关设殷实铺户，设立银号，……代纳进口税。”这些银号，又称关银号，在19世纪60～70年代全国商埠开设的21家银号中，胡雪岩独资经营的就有6家，分别设在厦门、福州、温州、宁波、上海和汉口，其中设于杭州的埠康银号和胡通裕票号是全城七、八家大钱庄中“资本最巨、声名最盛者”。不过，在胡雪岩开设的全部银号中，资金最雄厚的还是当推上海的福康号和汉口的乾裕号。除了钱庄、银号，胡雪岩还在杭州开设了一家名叫公济的衣庄，在江浙和两湖开了26家典当，设在江浙地区的有23家，即广顺、泰安、公顺、丰裕、裕丰、悦来、大和、大成、大生、万和、公义、余庆、庆生、恒牲、公济、大享、同庆、源生、庆余、庆裕、义慎、裕大和祥泰。另外3家是设在湖北兴国的乾生典、德河的乾泰典以及湖南的乾利典。这些典当铺和衣庄都是在急人所难，方便顾客的名义下，收受押品、累计高额利息，有时还没收典当者逾期无力赎回的押品。
近代以来，一些大当铺依恃自己资本大、信誉高，已把典押取赎以获取当息的传统业务放在次要位置，而以存放款项、汇兑业务为主，胡雪岩的当铺就属这种情形，它们本质上也属于金融业，这可从刘体智《异辞录》的记载中得到印证：有个和尚携资500元要寄存胡雪岩设在杭州的“典肆”，店伙托辞拒绝接纳，这个和尚就站在店门外敲木鱼，连敲三天三夜，胡雪岩偶过此处，问得情由，允许他存钱。这件事说明：胡雪岩所开的当店名为典铺，实是大量经营存款业务的与阜康钱庄、银号浑然一体的金融机构，而且由于他财盛势大，一般的人要到胡家当铺存款还不那么容易呢。
胡雪岩的钱庄、银号、当铺互相挹注，融通有无，构成一个巨大的金融网，势力遍及江苏、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及北京、天津，胡雪岩通过这个网络，以子母术游刃其间，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赢得了“杰出的银行家”的美名。《异辞录》说他“富名震乎内外，佥以为陶朱、猗顿之流”。“陶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他在辅佐越王勾践灭吴复国后，弃官从商，致富置产，定居陶邑（今山东定陶），自称“朱公”，后世即称他为“陶朱公”。猗顿是战国时期的鲁人，先是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间生息多得不可计算，资产可与王公相埒，成为名扬古今的大富商。时人把胡雪岩与这两人相提并论，可见他的富阔程度。
胡雪岩庞大的金融网为他在药业、丝茧生意上大显身手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证。如：他为了保证胡庆余堂收到道地药材，隔年发放贷款，扶植药农。江浙丝茧一直是出口在宗，但进入近代受洋商把持，有一段时间胡雪岩“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更有甚者胡雪岩的金融机构还为清政府承担了汇解京饷和协饷的业务，如：1868年（同治七年）闽海关四成洋税项下，按月积压拨银一万两作为陕西协饷，就由福州的阜康银号汇解；1869年（同治八年）正月到1873年（同治十二年）七月，浙江协济陕甘军饷共计428万两，统统交给阜康银号汇解192万两。这一切表明：胡记金融网在公私事务的运转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同、光年间一支相当可观的财政力量。
4．公益事业，善名远扬
自古商人以逐利为职业，传统社会据此把商人当作狡诈和悭吝的代名词，甚至在感情世界中，商人也被定格为“重利轻别离”的角色（据白居易《琵琶行》），然而这是偏见。事实上，历代不乏十分重视义利两立的明智经营者，他们用余财热心资助慈善、公益事业，结果往往因此善名远扬，在事业中得到更大的回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帮助越王勾践灭吴复国的范蠡19年中三致千金，曾几次散财救济贫贱之交和邻里乡亲，结果范蠡的子孙继承和发展了父辈的事业，财富由千金而至巨万。这是范蠡富而行德的报偿。
胡雪岩所处的时代是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与其他的商人不同，更懂得要显名扬声先得施恩布泽的道理，他在做生意发财以后，慷慨解囊，除了前述在太平天国时期收葬残骸、复牛车、开义塾、施粥施药之外，还有以下几个方面义举：
（1）江涛险恶兴义渡
在胡雪岩的家乡有条钱塘江，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这是浙江省第一大河，也是东南名川，它发源于皖、浙、赣交界处，流入杭州湾，黄山以下干流屯溪至梅城段称新安江，梅城至浦阳江口叫富春江，浦阳江口至澉浦为线塘江。钱塘江主要支流有兰江、浦阳江、曹娥江。
一百多年以前，杭州江干到萧山西兴的江面宽达十余里。每逢春秋多雨季节，上游水流湍急、疾驶直下，如离弦之箭，加上海潮从鳖子门涌人，形成汹涌澎湃、气势磅礴的“钱江潮”。而急流与海潮相遇又使得钱塘江的水文异常复杂，江中流沙多变，历来为航旅畏途。晚清时，钱江两岸的人们还靠渔舟过江，出门还得选个天气晴朗、风平浪静的好日子，有人要渡江，家中亲人都要祭祖求神，祈祷平安。不过，即使是这样，也难保不出风险。
为了解除钱江两岸旅客渡江的困难，胡雪岩捐银10万两，主办钱江义渡，并说：“此事不做则罢，做必一劳永逸，至少能受益五十至一百年。”